五、邓小平重建党天下 以“六四”血祭
倘若说，文革是一场几乎亡党亡国的悲喜剧，那么文革的终结，则有如一场闹剧。一个弱智领袖，伙同一个长有魏延脑后骨的大内总管，与一个以擅长阴谋诡计而成为元帅、并且以喜欢写诗著称的半吊子军头联手，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毛泽东的遗孀、毛泽东的内侄、毛泽东的追随者被一网打尽。毛泽东生前随口编造的“四人帮”一词，成为失败者的罪名。顷刻间，毛泽东的“家天下”灰飞烟灭，举国上下一片欢庆；极其好笑的是，毛泽东却依然伟大。
由此再反观毛泽东除掉林彪后留下的权力真空，是多么巨大。由此也可见毛泽东为什么在临死之前，要处心积虑地暗害周恩来和朱德。由此更可见，毛泽东为什么独独不对邓小平斩草除根。因为毛泽东相信，邓小平不会成为赫鲁晓夫。具有历史决定性的十届三中全会，既证明了毛泽东的担心，又证实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心。毛泽东担心他死后有人反攻倒算，果然三中全会上陈云拍案而起。虽然胡耀邦率先发难，但没有陈云振臂一呼，很难有与会者们的群起响应。肯定“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冤假错案、非议毛泽东，“四人帮”倒台之后，这些一直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的实质性大事，终于被揭开。这不仅出乎华国锋的意料，也不在邓小平的预设之中。邓小平确实不愿成为中国的赫鲁晓夫，他非但没有准备什么秘密报告，甚至在党内外汹涌澎湃的反毛倒毛批毛浪潮跟前，硬是以所谓“三七开”之类的含糊措辞，死保毛泽东的地位，让毛泽东的画像得以继续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就历史的进程而言，邓小平确实顽固透顶。但就权力斗争的谋术而言，应该承认邓小平行事老道，尤其比起华国锋，无疑棋高一着。
在要不要倒掉毛泽东的重大选择面前，邓小平的精明盘算，恰好是华国锋的愚蠢之处。这就好比蒋介石在政治路线上再不认同孙中山，也不能不打孙中山的旗号、捧住孙中山的灵牌；邓小平再不想继承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理论，也不得不维护毛泽东的九五至尊，不得不保住毛泽东的灵位。这除了党性的忠诚，还有利害关系的考量。倘若蒋介石当年一脚踢开孙中山，还可以另起炉灶，重新建立一个什么党。但邓小平要是否定了毛泽东，怎么可能另外建立一个执政党？不管毛泽东如何无情地把共产党踩在脚底下肆意作践，不管党内官僚对毛泽东有多么痛恨，共产党一旦从地上爬起来之后，还得继续高举毛泽东的大旗。邓小平深知个中奥妙，只是苦于跟蒋介石一样，既缺乏理论素养，又没有文化根底，只好推说“不争论”。
华国锋不懂其中的道理。华国锋不明白毛泽东把至高无上的权杖交到他手里的良苦用心：不是要把天下交还给共产党，而是要华国锋替毛家把江山给坐稳当。老实巴交的华国锋，显然没有读过《资治通鉴》之类权力斗争的宫廷秘笈，看不懂先帝的遗志；非但没有替毛家坐稳江山，还一转身把江青和毛远新送进大牢。可怜的华国锋，或许连唇亡齿寒、螳螂捕蝉那样的成语都没读懂过，竟然都不明白前脚把江青一伙除掉、后脚自然会轮到他下台的权争常识。不知华国锋在和邓小平一起筹划十届三中全会之际，是否曾为自己的资历和能力捏过一把汗，可能没有。要不然，不会在难犯的众怒面前，那么地麻木，那么地束手无策。反倒是邓小平，出访五天归来，一看会议形势，马上随机应变，一把抓住历史的机会，摇身一变，从右倾翻案的主角，变成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从权位的高低来说，这样的角色理当由最高权力者来扮演。华国锋假如有点头脑的话，完全可以在群情激愤的情势下，抢在邓小平前面发表一个顺应众议的讲话，并且把不愿平反冤假错案的责任顺手推到正在国外访问的邓小平头上——一箭双雕，既坐稳了英明领袖的位置，又除去了心腹大患。由此可见，历史根本不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而是由历史人物决定的。就历史人物而言，机会是均等的，关键只是在于，谁比谁更有本事，成为人物，而不是被历史淘汰。
或曰：那样的责任套得到邓小平头上么？须知，中国的政治斗争，从来都由赢家说了算。谁占领制高点，谁就成为真理的化身。不要说坐在九五之尊位置上的华国锋是否具有李世民的本事，即便有点韦小宝的聪明，也足以把邓小平重新打入冷宫。平反冤假错案，首先要放出笼的，就是一大群被毛泽东关进笼子的党内官僚。谁最忌讳群僚出山？当然就是与他们平辈的邓小平。华国锋完全有机会以邓小平嫉妒他人复出为理由，一面放出刘少奇、周恩来的旧班底，一面把邓小平重新推倒在地，然后再顺应潮流，迎合民心民意，放弃阶级斗争为纲，转向发展国民经济。当时，整个权力转换的重心无非在于，其一，发展国民经济；其二，重新回到党天下。前者是需要大张旗鼓宣传的，后者是只能做不能说的。谁能抓住这两条，谁就得了民心党心，谁就可以坐拥天下。权争有时好比赛跑，谁能够抢得跑道，谁就最终胜出。中国式的政治游戏，其实就这么简单。
仅就对手的不堪一击而言，邓小平相当幸运，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便坐上了九五至尊的宝座。邓小平玩弄权术当然不是毛泽东的对手，但对付华国锋这样的低能弱主，却绰绰有余。三中全会上把文革定性为浩劫，既满足了党内群僚否定文革的强烈要求，又回避了对毛泽东的直接否定。邓小平后来坦承，如此决议其实是搞了中庸，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又表示，要将如何评价毛泽东，留给后人担当。当时党内有人提出，对毛泽东的评价应该是：开国有功，建国有过，文革有罪。当然，这些功过罪孽，都是相对于共产党而言的，并非基于民众的利益，更非发自民众的心声。可是即便如此，邓小平也不愿正面回应。邓小平的主政风格直率明了，从不云遮雾障，不玩痞子游戏。比起出尔反而、变幻莫测的毛泽东，邓小平的面目显然要清晰得多。但邓小平顽固起来，绝对无法通情达理。
撇开意识形态的包装，邓小平的政治形象与蒋介石十分相像。拙于言辞，敏于行事；天生的生意人头脑，外加一付小肚鸡肠。蒋介石讨厌痞子运动，邓小平厌恶红卫兵和造反派。蒋介石站在富人一边，邓小平不好穷人立场。彼此的根本区别也许在于，蒋介石有志于“家天下”，邓小平要的是“党天下”。两人的最大共同点乃是，都是倾向于国家主义的独裁者。具有这种特性的独裁者，在外交上必定亲美亲西方。就像蒋介石的“四一二”大屠杀，是做给英美政府看的一场政治秀；邓小平的向越南开战，一下子拉近了与美国的距离。邓小平的访美、邓小平的头像登上《时代》杂志封面，这种公然向美国亲近的姿态，无声地宣告了毛泽东向第三世界乱撒银子的外交时代已然终结。但不要以为这是邓小平在向英美国家献媚，撒切尔首相误读了邓小平的这种姿态，结果在香港回归中国的谈判上，领教了邓小平的国家主义立场。邓小平向英美国家要的是伙伴关系，不愿再像毛泽东那样，在国际上扮演丐帮领袖。
邓小平在治国和邦交上相当务实，绝没有毛泽东的小农意识和乡下人的虚荣，倒是有点接近李鸿章或者袁世凯。邓小平深知，国家要富强，行事要低调。由此定下不出头、不扛大旗的外事方针。用一句上海话形容：闷声不响大发财。商业文明是实在的事业，市场经济是人类生存竞争本然意义上的营作。这都是不言而喻的道理，根本不需要诉诸意识形态的花言巧语。没有理论头脑的邓小平，倒是有着本能的直觉。可见，邓小平当年追随刘少奇，并非是一种政治利益的需要，而是一种务实的本性使然。但邓小平在平反了刘少奇的冤案之后，对刘少奇的自由经济思想却始终讳莫如深；也许是说多了刘少奇，有个把毛泽东怎么办的问题。或者是，既然已经有他邓小平主持改革开放，不需要再另外请出一尊亡灵。
对比毛泽东的治国无能和整人无情，邓小平上台后的一系列举措，确实给社会给民众带来巨大的解放。但这样的解放与其说是历史性的开拓，不如说是稍许缓和一下国民悲惨境遇的松绑，借用共产党的术语叫做：宽松。毛泽东的极权统治，其专制程度远甚于历代封建王朝。当年毛泽东历数封建社会的罪恶，不过是四大绳索：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及至毛泽东坐了天下，绑在国民身上的，岂止四条绳索？从中央党政衙门到省、市、地、区到乡村的公社生产大队小队三级制，到城市的街道党委乃至居民委员会；加上人事档案制度，户口制度，公检法一条龙式的立法司法执法一体化，层层叠叠，编织成一张无形的天罗地网，把几亿民众死死罩入其中。所谓的公仆，一律享有特权，所谓的人民，亦即工农兵学商外加知识分子臭老九，则必须老老实实服从公仆的管教。这叫做“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数亿人口，等级森严。人民之外，尚有被称之为地富反坏右的黑五类贱民，随时随地让人欺凌作践。更有以思想改造为名的各式各样洗脑方式，剥夺所有个人的思考权利，这叫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除了精神上的白痴化运动之外，还有基本生存上的种种禁忌。且不说其它，就连到自由市场上买几个鸡蛋，都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嫌疑。假如马克思见了这种他所设想的乌托邦社会，没准儿会目瞪口呆：马克思当年批判的普鲁士帝国，比起毛泽东帝国，其专制程度乃是小巫见大巫。
毛泽东的极权社会，且不说比之于民主国家，即便比之于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社会形态，都更野蛮更专制。毛式专制统治，有违于人类社会的基本常识。见识过如此穷凶极恶的专制，方才明白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治究竟是什么意思。任何有智慧有人情味的治国方式，不以给民众套上多少绳索为荣，而以减少对民众的束缚见长。专制统治，通常诉诸没完没了的层层加码；无为而治，则是尽可能不对民众有所强加。农民自然会种地，工人自然会做工，商人自然会做买卖，根本不需要统治者以任何主义的名义横加干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说穿了，无非就是让农民自己去种地，让工人自己去做工，让市场自行运作，亦即是说，不过是给捆绑得像只棕子一样的社会，做了几下减法而已。非常简单。当然，邓小平的减法仅限于农民种地工人做工，倘若有人要求除去束缚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集会自由以及免于恐惧的自由的条条框框，邓小平马上面孔一板：这怎么可以？
邓小平最为致命的软肋，同样也是蒋介石的致命伤：听不得不同意见，容不得不同政见。面对人权，邓小平跟所有的独裁者一样，是个天生的恶棍。早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邓小平这种恶棍秉性已经展露无遗。或许正是这样的秉性，才使毛泽东认定，邓小平不可能成为赫鲁晓夫。曾经追随过刘少奇的邓小平，骨子里却具有与毛泽东一样的冷酷和残忍。借用一句毛泽东对他的评价叫做，是个开钢铁公司的冷血打手。邓小平上台后的立威方式乃是：先跟越南人打仗，横尸遍野；然后镇压民主墙运动，万众噤声。1983年，邓小平又在全国范围搞了一次所谓的严打，其狂捕和滥杀的规模，堪比当年毛泽东建政之初的镇压反革命。事实上，邓小平的这种铁腕，正是对毛泽东的亦步亦趋，区别在于：毛泽东一面杀人，一面演说；邓小平只嗜杀，不言语。就此而言，邓小平以向越南开战讨好美国，也许只能讨得某些美国政客的欢心，并不能赢得美国民众的掌声。戈尔巴乔夫从阿富汗的断然撤军，才真正让美国人刮目相看。
不管邓小平如何死保毛泽东，依然挡不住民间对毛泽东的愤恨。1979年底、1980年初的那场民主墙运动，首先想要冲破的就是重新评价毛泽东的禁忌。既然毛泽东的班底已经一网打尽，为何毛泽东的罪孽不能论说？江青及其文革同伙，没有毛泽东的撑腰，何以得掌大权？这是一个在阳光底下众所周知的事实，再迟钝的人也弄得明白。邓小平再不想做赫鲁晓夫，中国民众也无法像文革时期那么容易被愚弄。再说，邓小平本人对毛泽东也并非毫无怨气可言。这也是为什么民主墙初起之际，邓小平曾经表示支持的原因所在。邓小平不能容忍的是，民主墙逐渐走向要求民主，而且相对于共产党发展国民经济的四个现代化，提出了第五个现代化，政治的民主化。
就政治的策略而言，在中国社会刚刚从毛泽东的“家天下”回归到共产党的“党天下”之际，马上提出政治民主化，显然激进得不无鲁莽。但以现代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衡量，这又恰好测试出甫坐天下的邓小平在政治上到底能够走多远。邓小平的回应是，一下子从1978年复出回到了1957年反右。真相毕露，本性难改。面对民主政治的诉求，邓小平就连一笑了之的幽默感都没有。就算邓小平不善言辞，难道说一句“慢慢来”都不会么？须知，当时在民主墙上以张贴大字报的方式提出这个诉求的，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青年电工，并非章伯钧、罗隆基那样的人物，这就好比《红楼梦》里的贾母，突然面临一个小丫环的挑战。这在贾母可以于谈笑风生之际，轻轻挥去；但在邓小平却以小题大做的方式把事情越闹越大，最后竟然判了人家15年徒刑，弄得魏京生名扬天下，让当年的章伯钧、罗隆基们黯然失色，几十年的右派好像白当了一样。比起毛泽东喜欢玩弄在精神上把对手击垮的思想改造，没有思想的邓小平总是粗制滥造地制作一个接一个的政治明星。能够跟毛泽东在精神上对抗的，唯有林昭那样的圣女。但在邓小平没头没脑的专制底下，哪怕资质再平常的人物，只要抓住一个被邓小平点名的机会，就会被夸张成曼德拉、瓦文萨、哈维尔那样的领袖。邓小平制作的政治异见明星，很少经得起时间的磨砺。原因与其说在于被造就者太平常，不如说邓小平每每面对异见时，实在太紧张，没有一次不失控。
更让邓小平紧张的，是面对党内的不同意见。从某种意义上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被推着走的。这是邓小平与曾国藩、李鸿章们的最大不同之处之一。曾李一代，开创现代化进程，胸有成竹，从容大度。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却瞻前顾后，鬼鬼祟祟。前要顾忌到毛泽东的灵牌和地位，后要防范“党天下”一不小心被民主政治所颠覆。倘若没有党内改革力量的不断推动，邓小平也许就在他1975年主政时的整顿范围内，重整一下国民经济，并没有多少宏图大略可言。
推动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党内力量，主要有两股：一股是以胡耀邦为代表的党内民主派，一股是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党内商业文明派。胡耀邦可能是共产党内一个饶有意味的人物。这个红小鬼出身的革命者并没有多深的文化学养，却与“五四”新文化所倡扬的科学民主精神天然相通。在胡耀邦身后站着的，当然不是陈独秀、胡适那样的新文化开拓者，而是在历次党内政治运动中吃尽苦头的知识分子。他们被统称为党内改革派，或者党内民主派。这些人至少都在文革中受过迫害，有的早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反党分子，有的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有的受到胡风一案的牵累。他们有关被党剥夺个人独立思考和言论自由权利的最早记忆，来自延安整风的红色恐怖。他们大都是当年受了“五四”新文化感召，一腔热忱地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他们对毛泽东的专制深恶痛绝，因此成为毛式专制最坚定的批判者。他们同时又具有传统知识分子的儒家原教旨主义人格，兼济天下，忧国忧民，为人正直，为政清廉。他们不以权高位重自得，而以两袖清风为荣。这批人对党内民主的渴求，基于刻骨铭心的历史教训，基于毛泽东专制带给他们的切肤之痛。也正因为经历过党内的残酷斗争，所以胡耀邦才会不遗余力地平反冤假错案。这可能是胡耀邦最突出的政治成绩：给受难者应有的公正。
倘若说，胡耀邦的威信来自坚决彻底地平反文革冤案，那么赵紫阳的政绩在于断然回到刘少奇的自由经济。赵紫阳是个与商业文明天然相通的人物，假如没有共产党的革命，出身于地主家庭的赵紫阳，很可能带着一个商人的头脑走进某个大城市，开创一番经商或者办企业的奇迹。套用一下共产党的术语，赵紫阳可说是混入革命队伍的一介商贾。像其他共产党人一样，赵紫阳也做过血淋淋的革命事业，诸如斗争地主、镇压反革命之类，而且，基于自己的地主成分，赵紫阳还必须做得比别人更残酷，才能表示出对党的忠诚。但这并不是赵紫阳的本性。赵紫阳的本性，应该是做个出色的生意人。正是这种生意人的本性和生意人的头脑，使赵紫阳在毛泽东时代刚刚结束之际，便展现出他的治国才能。
众所周知，当时在地方上不动声色地回归刘少奇路线的，并非只有在四川主政的赵紫阳一人。与赵紫阳齐名的，还有安徽的万里。赵紫阳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能够形成一整套自由经济的思路。别人只是简单地回到刘少奇的“包产到户”，赵紫阳却能够别出心裁地想出联产到户，从而形成“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农村改革模式。务实的赵紫阳，同时又有高瞻远瞩的目光，一眼看出沿海城市之于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当赵紫阳向邓小平递上中国沿海地区发展战略的蓝图时，邓小平应该是喜出望外。邓小平虽然和赵紫阳同样务实，但毕竟是个外行；想要扮演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经济发展的战略眼光，不可或缺。赵紫阳之于邓小平，无疑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补缺。正是这样的补缺，使邓小平对赵紫阳另眼相看。
邓小平此后搭出的班底，应该说是最理想的组合：胡耀邦出任总书记，赵紫阳担任总理。一个掌虚，一个务实；邓小平只消居中做个协调者，打打桥牌，抽抽香烟，喷云吐雾之间，就可以轻轻松松地把国家搞定。事实上，胡赵当政的那段时间，也确实是中国自1949年以来最美好的时光。经济在复苏，生活在改善，人文空间在渐渐地扩大起来；人们的眼界变得开阔了，知识分子开始学习如何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毋庸置疑，这是中国人花了巨大的代价才换来的；可是，只持续了短短几年的时间，便告结束。
2009-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