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抗日赌局斯大林做庄，爱国话语共产党获利
二十世纪初叶的日本，已然一个东方强国。源自国家利益的需要，幕府时代的武士道，在不断地向外扩张过程中发酵成日益失控的侵略性。1931年强占东北之后，日本军队在某种程度上重演了当年清兵入关的历史。而中国的政治格局，也因为日本的入侵发生了戏剧性十足的变化。
在日本军队入侵之前，中国正在逐渐走向由蒋介石一统天下的新型王朝。蒋氏王朝不会比袁世凯更开明，但也不会比袁世凯更专制。而且，蒋介石也跟袁世凯一样，在意识形态上了无优势可言。因此，蒋介石气量再狭隘，品性再专横，其专制程度也达不到毛泽东的严酷。孙文当年设计的一统天下，倘若真被蒋介石完全实现的话，那么确实有点走向立宪的意味。清末民初的自由空间，依然会有所保留。中央和地方之间，可能会是大局认同，磨擦不断。而各方认同的大局，首先在于清除共产党。经年不断的围剿，共产党很可能会成为太平天国第二。至于国民党内的冲突，倘若蒋介石聪明的话，应该始终保留汪精卫，作为其首席对立面。因为与其让更厉害的江湖角色崛起，不如让一介书生填空。
但日军的入侵，使中国政局一下子退回到了明末清初，并且还在一个对共产党非常有利的国际环境底下。清兵变成了日军，李自成转换为毛泽东，而蒋介石被抛到了崇祯的位置上。至于那个叫做吴三桂的武夫，竟然变成了书生型的汪精卫。政局有如赌桌，赌徒的赌技再高也高不过赌运。倘若撇开任何意识形态来观察所谓抗日的话，那么乃是各方政客的一场豪赌。要弄清这场赌局，必须厘清当时的整个国际政局。
民国时代的这场中日战争，与满清王朝的中日甲午战争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国际背景。甲午战争仅仅是彼此强弱的交锋，胜者获利，输者割地赔款。但这次交战，却是在一盘国际大局里的博弈。国际上的风云变幻，直接影响到中国的战局，也影响到是采用“战”还是选择“和”的谋略运用。当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珍珠港袭击爆发时，日本人为他们的偷袭成功而欢呼，中国人也暗自庆幸：战火终于烧到美国人头上，小日本得罪了一个最不该得罪的强国。其时，就日本而言，也与入关的满清截然不同。满清的目标就是要入主中原，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野心，却远不止于中国。吃着嘴里的，看着锅里的。打着中国，看着太平洋，还窥视着苏联。错综复杂的国际利益，使中国的抗日迥异于宋朝时岳飞的抗金，绝非一个简单的“战”字可以摆平。战，是手段；和，也是手段。有时需要强硬，有时需要妥协。当时，英国人跟德国人打交道，首先出场的并不是强硬的邱吉尔，恰恰是善于妥协的张伯伦。张伯伦以英国商人的精明，不动声色地把希特勒推向东方，诸如波兰、捷克等东欧诸国。从国际格局来说，张伯伦的这种策略是非常自私的，只为英国谋利。但问题是，张伯伦是英国的首相，理所当然是英国利益至上。虽然战争英雄由后来的邱吉尔扮演，但张伯伦之于英国也同样地功不可没。不管英国人后来与希特勒打得如何难解难分，但从没听说他们把张伯伦判成英奸，或者送进监狱，或者派人暗杀。
中国的面对日本侵略，也同样有一个把战火引向何处的问题。日本对于东北确实一向垂涎，但他们是否想一口吞并整个中国，却是极大的疑问。不啻实际操作困难重重。据说，后来日本战时档案解密时发现，日本当时根本没有全盘侵华的计划。甚至“九一八”事变都不是日本政府下令，而是关东军擅自作为。这是日本侵略者跟当年满清的最大区别所在：并没有像满清那样入主中国的意图。日本人把东北划入自己的版图是可能的，但吞不下整个中国。一则，中国太大。二则，有个在文化上最后究竟谁同化谁的问题。三则，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并非什么了不得的大政治家，其政治水平不过愤青而已。这批战争狂人以为他们真的可以在整个太平洋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
此刻的中国，倘若有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家，或者说，有个像罗斯福那么冷静的总统，即便像斯大林那么老谋深算的人主也行，那么最高明的做法乃是耐心等待，等待对方犯错误。再强的强敌，也有致命的弱点。因此，面临强敌，寻找其致命弱点，是最恰当的应对。事实上，东西方两大强国德国和日本，在二战中都犯了致命的错误：德国进攻苏联，日本袭击美国。希特勒重蹈了当年拿破仑在俄国的覆辙，日本的战争狂人则给自己招惹了根本不该招惹的强敌。从整个二战全局来看，罗斯福无疑是最睿智的，斯大林是最精明的，而英国人的先张伯伦、后邱吉尔的应对方式，则是最划算的。
倘若将日本的入侵放到这样一个国际政治格局中，那么再笨的人都会看出来：抵抗固然必不可少，但和谈也未必不是高招。既然张伯伦可以把希特勒推向东欧，中国为何不能把日本军队请向苏联？百万关东军陈兵苏联边境，难道只是吓唬斯大林么？就当时的国际格局而言，最担心最痛恨中国面对日本侵略采用和谈策略的，不应该是被煽动起来的爱国同胞，而应该是克里姆林宫里的斯大林。因为斯大林最担心的就是日本向苏联的进犯。倘若苏联遭受德国和日本的两面夹击，那么世界历史可能真会重写。至于日本进攻苏联的理由，既有利益上的考量，又有历史上与沙俄的宿怨。斯大林的担心绝不是多余的。
中国虽然版图比日本辽阔，人口比日本众多，但在军事实力上与日本相比，却绝对是一个弱国。军事上的强弱，不是靠英勇奋战可以弥补的。在日军的进攻下，中国军队的不堪一击，乃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并不是中国士兵不勇敢，而是军事实力及不上。这样的事实，本当完全可以通过政府的耐心解释向民众说清楚，要不是有人故意把抗日爱国的情绪，煽动到不可理喻的狂热的话。
还有一个可以说清楚的事实是：当一个军事弱国遭到一个军事强国入侵的时候，战与和乃是与敌周旋必不可少的矛与盾。尤其在长矛不够锋利的当口，盾牌的作用更是至关重要。当年有宋面对金兵入侵，岳飞是矛，秦桧是盾。岳飞的抗击固然不可或缺，但没有秦桧的和谈，又哪来南宋的半壁江山？当时国民政府的两大巨头亦即蒋介石和汪精卫，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一个演抵抗的岳飞，一个演和谈的秦桧；一个红脸，一个白脸；一个做矛，一个做盾。彼此配合默契，与日本侵略者打打谈谈，谈谈打打；攻守皆宜，进退自如。不仅能有效地对付日本侵略者，而且还能在国际上立于不败之地：同盟和协约两方，无论哪一方最后胜出，中国都可以站在胜利的一方。
但这样的假设，是在中国背后没有站着斯大林的前提之下，是在共产党没有按照斯大林的旨意煽动民众制造了汹涌到恐怖程度的爱国狂潮的前提之下，是在蒋介石能够和汪精卫彼此精诚团结从而配合默契的前提之下。在中国历史上，强敌的入侵，远没有内部的相残那么可怕，那么无法解脱。对于一个团结一致的民族，再强的强敌都不可怕。但对于一个互相间没完没了地勾心斗角的民族，哪怕草芥之癣，都可能变成不治之症。
中国在军事上是个弱国的事实，中国军队根本不是日本军队的对手的事实，在当时，蒋介石从一开始就知道。对中国军队了解无多的汪精卫，是后来视察了前线之后才明白的。因此，与日本人签定塘沽协议，并非是什么卖国行为，而是国民政府承认自己是军事弱国的事实。但民众在共产党的煽动之下，将此夸大到了仿佛整个民族因为这个协议而遭到了灭顶之灾。更有一个愤青军官当众行刺国府两位最高领袖，将汪精卫击倒在血泊中，从而把爱国情绪推向白热化。
大敌当前，爱国主义热情的激发是自然而然的。抵御强敌，同仇敌忾的气氛也是必不可少的。但需要指出的是，自有宋以降，中国人的抵御外敌，常常含有不无诡异的心计和不无卑怯的谋算。由于汉唐阳刚之气的式微，中国人变得十分怯懦。诗人写诗，文人作文，通常是在鼓励他人出征，勉励他人牺牲。强寇入侵，老于世故的国人首先不是思考如何应敌，而是如何鼓励他人上前线。久而久之，敦促他人御敌，比御敌本身还要理直气壮。于是，道德的话语暴力，最后在爱国狂潮中演变成了肉体消灭。当然，从另一方面说，国府领袖们在话语上也确实太过贫乏。当年，美国总统罗斯福通过炉边谈话的方式，努力说服美国保守主义国民，承担抗击法西斯的国际义务。最后在日本飞机轰炸珍珠港的事实面前，罗斯福不容置疑地说服了美国人。可叹当时国府的蒋汪诸君，实在不善言辞，在共产党汹涌澎湃的爱国话语攻势面前，不要说还手之力，就连招架之功都摆不出来。
与此相反，共产党的抗日宣传却比日本军队还要长驱直入，竟然振振有词地喊出“保卫苏联”的口号。在中国历史上，有跑到他国引兵回师痛雪本国昏君制造的冤案如伍子胥者，也有跑到他国恳求出兵帮助抵御外敌如申包胥者，可是从来没有听说过以本国民众的血肉，为他国筑成抵御之长城的荒唐事。然而，当时却没有人指斥喊出如此荒唐口号者为汉奸，反而将阻止日本军队进一步入侵的和谈，说成卖国。任何一个心智健全的民族，都不会在把抗击者奉为英雄的同时，把和谈者当作粪土。倘若没有朱熹之流腐儒所制造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的道德恐怖主义之于中国人的毒害，秦桧理当与岳飞并肩而坐，比肩而立，根本没有理由被愚民做成跪像，还要油炸。倘若国民真要为岳飞被害抱不平，也该把皇帝赵构拉出来才是。国人是不敢让赵宋皇帝跪在岳飞坟前，才找了秦桧替罪。这就好比文革劫难结束后，国人不敢归罪于毛泽东，只好把气出到江青头上。过去是刑不上大夫，如今变成罪不及君王。国民的卑怯同时又在于，柿子挑软的捏。国人不敢非议要拿中国人的性命去保卫苏联保卫斯大林的共产党，因为人家是胜利者，是大赢家，是最后坐了江山的一伙，有枪有权有专政，于是只好拿和议者出气。国人先是跟着蒋委员长指斥汪精卫如何汉奸，然后又跟着毛泽东一起诬指抗战领袖蒋介石摘桃子。
毋庸置疑，抗战首先是政府的责任，军队的义务，要不民众养着政府养着军队干什么？但抗战并不只是一味地拼命，和谈也是应战的手段。蒋介石虽然在政治斗争中经常有小人作为，但面对外敌或者外国政府，倒从来都是一个强硬的民族主义者。无论是先前的面对苏联顾问，还是后来的直面美国将军，蒋介石都不曾买过账，更何况面对日本军队的大举进犯？但蒋介石深知，国军和日军之间的实力太过悬殊，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要把这样的苦衷向民众说清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蒋介石苦于文化根底太差，没有罗斯福那样的口才，而一旦残酷起来，又残酷不到斯大林那样的国际级别，最后，只好受制于斯大林，把日本军队硬生生地拖进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中，实现了斯大林用中国民众的生命财产来保卫苏联的战略意图。同时，蒋介石又下意识地流露了他不计民生的冷酷，竟然使用所谓的焦土政策，让本来已经惨不忍睹的中国民众，更加不堪重负。从这个意义上说，蒋介石并非是个伟大的爱国者，而是一个重江山轻民生的政治赌徒。蒋介石也许以为这种做法很媚爱国之俗，殊不知，军队撤退并不非要民众自毁不可。那么大的国土，日军不要说打仗，即便行军都很费劲。
就军事战略而言，实力不如日军其实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国土幅员辽阔地形复杂。东瀛小国真要侵占老大中国，并非一年半载可以得手。这道理不仅蒋介石明白、毛泽东明白，民国军事家蒋百里也曾透彻地论说。中国具备如此优势，再加上日本并没有满清那样的入主意图，理当利用各种间隙，寻求机会，以逸待劳。因为即便是日本政府和日本军队之间，在战与非战、对中国之战是没完没了打下去还是适可而止等等问题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日本当局既有狂热的好战者，也有自明治维新以来的理性领袖、和平主义者。日本首相犬养毅还因此被军国主义分子杀害。面对一个如此错综复杂的局面，在战与和之间，中国政府的回旋余地很大，足够做出有利国民的漂亮文章。
但蒋介石实在是被共产党煽动起来的那股爱国浪潮给吓怕了。先是亲眼目睹同僚汪精卫倒在血泊中，然后是在西安被结拜兄弟张学良绑架，差点丧命。最后幸亏斯大林从莫斯科给延安下令，才免于一死。当然，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更不用说免费救命。在来自克林姆林宫和国内民众爱国浪潮的双重威逼之下，蒋介石只好全面抗战。蒋介石的岳飞担当，不是自愿的，而是被逼的。虽然史家有说，那场在上海爆发的对日之战，系共产党潜伏在国府中的间谍所为；史家又有说，芦沟桥的“七七”事变，也跟共产党潜伏在国军中的间谍故意挑衅日军有关；但这些史实都有待于进一步的确凿指证。在此只能从逻辑上说，最乐于看到把日军拖入广阔的中国战场的，理当是斯大林。而这也是斯大林不许延安杀死蒋介石的根本原因所在。斯大林用蒋介石一条性命，换取了中国民众千百万条性命，替他抵挡可能进攻苏联的日本军队。日军从此大举南犯，从而丧失了向北进攻苏联的可能。可见，中国人的全面抗战，在蒋介石却并非赢家，而是输家。赢家乃是斯大林，还有斯大林在延安的共产党小兄弟。
中国人后来把毛泽东说成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不确切的。但毛泽东确实是共产党的大救星，这是千真万确的，这是毛泽东在共产党里之所以能够众望所归的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降，一直匍伏在苏联及其共产国际的权威底下，直到毛泽东执掌，才有了点自己的个性。但仅此一点，毛泽东还不足于服众。不说其他人，刚到延安不久，周恩来就在抗战问题上、在要不要服从蒋氏国府问题上，和王明站在一起，与毛泽东分庭抗礼过。但经过领教了毛泽东的文抗策略，经过看懂了毛泽东玩弄三国演义式权谋的高明，经过亲身经历了共产党遵照毛泽东所谓“独立自主原则”而获得的壮大，不仅周恩来真心实意地伏首称臣，共产党的其他领袖，也全都五体投地。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后来走向独裁的关键资本。
200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