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和朋友聊天，朋友问：你多久没回家过年了？我说有些年头了。朋友接着问：几年？我说没数过。朋友不甘心地又问：你不想家吗？我反问道：你想吗？朋友说：想啊，当然想。我接着问：你想家里什么？朋友说：都好久没见过我的女儿了，想孩子了。我说：你想的是孩子。想的是自己的家，我还没成家，所以我无家可想。父母想念孩子，是天性。成年后的子女对父母多半是道义上的责任。
乡愁是一个沉重而尴尬的字眼
对于人们而言，家乡更多的是精神层面上的。家乡是思念的一个承载，那里承载着童年记忆。思念家乡的原因一般有两个，一是童年获得了较多的亲情关爱，留下不少美好记忆。二是，在外面过得不如意，或是受了委屈，或是孤独，或是思念至亲。而我呢，从记事起，便孤独多于陪伴，无趣多于欢乐，早已习惯。所以家乡之于我，是一个比较陌生的抽象概念，我不知道它是否真实的存在过。地理意义的家乡，毫无疑问是存在的，它正如其他地方一样正在迅速地衰败着。2014年因公出差，顺便回过一次家乡，看到的是资源无序地开采，河流肆意地污染，山林一把火一把火地烧光。这一切只是为了有个好的收入，而破坏环境的所得，大部分流入少数人腰包，环境破坏的后果却由大家承担，更确切地说由大多数人的子孙后代来承担，少数发家者早已把他们的子女移居大城市了，只把污染留下。这样的家乡，我是丝毫不眷恋的。
乡愁，一个给人多愁善感，而又悲悯连天的词组。古往今来，多少诗词歌赋以它之名演绎了无数灿若星辰的绝美词章与悲欢离合。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道尽了多少人世间的当归盼望与漂泊沧桑。小桥流水人家，枯藤老树昏鸦，是没有了的，代之而起的是一栋栋毫无美感，千篇一律的四层或五层混凝土浇灌而成光秃秃的建筑，条件稍好一点的，装修一下。而更多的是简单粉刷，内饰格局是丝毫不讲究的。诗词还是那些诗词，人和景却早已没有了诗词背后的情怀与底蕴，文明的堕落似乎已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在中华大地似乎就是一个大笑话。兄友弟恭，父慈子孝。兄弟姐妹，在独生子一代，早已变成了一个名词而已。而称得上父亲母亲这个神圣名号的，又有几人。原本负有塑造下一代重任的家庭，在现代工业化浪潮冲击下，早已支离破碎，留守儿童一年难得见上父母几面，家教从何谈起。何况有些父母自身也是无知而甚是粗鄙的。
记得在我小的时候，父母为讨生活，经常早出晚归地经营小买卖，刚好养家糊口，有点余钱也大多用于赌博。乡风不好，以赌风尤盛。在90年代就兴盛起来了，而今愈演愈烈，据说连四五岁的孩童也甚精于此道，麻将，扑克牌无一不精通，长辈也以此为夸耀：看！我家小孩这么小就会打麻将，多么聪明！’甚是得意。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年长的也经常会为几十元钱赌账而大打出手，记得曾听家里人说，有一年为了五元钱赌账而闹出了人命。在那里，人命是很不值钱的。
过年，由于缺少娱乐项目，大过年也变成了大赌博聚会，初一到十五，到处都是麻将声扑克牌声，当然桌上也少不了那花花绿绿的人民币。各村各镇都是，满满地围着一桌，水泄不通，有青壮年，也有中老年人；有放假的学生，也有看守丈夫的妇女，甚至咿呀学语的幼儿。赢了钱的，喜笑颜开，希望早点散场；输了钱的，想着如何扳回本，执意要继续，就这样熬通宵也是常有的事。赌徒不直至输光是不会罢休的。当然，输了钱的人，第二天肯定要积极寻场子扳回本的。
除了赌风，近年来过年还添了显摆和攀比之风。年轻的外出打工者，过年回家，一般会弄一身好行头，现在车也便宜了，大家都争先恐后的买辆车，开车回去最有面子。这几年农村车辆普及速度是惊人的。不管有钱没钱，先买辆车再说，面子要保住，存款别人看不到，车子可以开着招摇过市，串门拜年。车子在这里有了特别的意义，是成功的象征，成了有为青年的标配。尽管使用率极低。生活不讲究，却死好面子；攀比成风，虚荣心极盛，也变成了一种乡风性格了。人们拜年聊天，见面就问，你一个月赚多少钱。最苦的莫过于那些读了大学的，家里供养一个大学生耗费不少，毕业后一般工资也就4千左右。长辈们一听这个数，立马就说那隔壁的家谁谁，高中毕业后去打工，现在都买房买车了。那谁谁在工地上打工，一个月上万呢，还不如农民工工资高，看来读书是没用的。读书无用论盛嚣于农村舆论场。也程度不同的影响到农村学生的价值取向，这一点从近5年高考大学录取生源分布可以看出，农村的生源越来越少。寒门难出贵子已成为事实，这不怨社会不公。除了缺少好的教育资源外，更主要的是农村的环境与风气导向所致。在如此环境下，如何安心学习，如何与从小上各种辅导班的城里学生竞争？
在中国传统观念里，回家过年似有着宗教般的虔诚。不管路途多么遥远，都要回家过年，哪怕是迎着寒风冻雨也要骑着摩托车回去。每年年末的铁骑大军，浩浩荡荡的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场景似乎在强烈地告诉人们：过年了。这就是传统的力量，或者说文化的力量。瓦解得所剩无几的传统除了召唤人们回家过年，已经无力维系农村的乡俗秩序，而新的文明远未到来。破败，不可避免。法国学者旁勒说，群体是盲目而粗鄙的，缺乏组织的引领和文化的传播，群体只会无限地堕落，在堕落中沉沦而无法自拔。
农村衰败始于何时？
1978年改革开放，以小岗村为始，拉开改革序幕，废除农村公社，设立乡镇，农民获得了一定的自由。整个80年代90年代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最好的时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实施，激发农村前所未有的生产热情；蓬勃兴起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城里人每个月拿着几百元工资的时候，农村就出现了万元户。中国的改革首先是在农村取得突破的。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决定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城市改革才迎来高潮，招商引资满天飞，机器轰鸣遍地，为承接世界工厂，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进入工厂，为全世界生产廉价商品，农民工这一群体应运而生。2006年1月1日废止《农业税条例》，政府的触角正式退出农村。乡镇以下，出现了权威真空。党组织开始变得涣散无力，村民自治多被家族势力，地痞恶霸所扭曲。勤奋上进的青壮年大多外出打工谋生，留下来的多半是不思进取，品质不佳的青年，横行乡里，鱼肉乡民。乡民原子化，成为乌合之众。这个群体，没有组织，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仅靠微弱的血缘串联起来，有时为了蝇头小利，兄弟之间，亲戚之间也会同室操戈。团结的家族势力，往往凌驾于整个无组织的乡村。团结的村庄往往也可以肆意地侵犯邻村的任何集体利益。因为，无人站出来捍卫村集体利益。在丛林法则条件下的农村，团结意味着力量。公义，伦理是没有人理会的。弱肉强食才是生存之道。在沿海信息畅通的农村，爆发一起一起集体抗争事件，证明观念更新是多么重要。尤以广东为甚，接受了现代观念和权利意识的新村民，起来集体维权，不少劣迹斑斑的村干部被清算，甚至连乡政府也受牵连，以至于酿成大范围的群体性事件。抗争维权得到妥善解决后，村民自治焕然一新，以广东增城下围村为代表，一个老牌问题村，经过公权力的介入，以民主的方法解决派系之争，以法制和规则的权威取代斗狠使坏的蛮横，用民主和商议的“对话”取代拉帮结派的“对抗”，使利益博弈走向公开化和文明化。破解乡村治理“死结”，增城或许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向。
城市的繁荣建立在农村的衰败之上
每当过年之时，各大城市便陷入了各种不便，餐馆关门，商场空空如也。以北京为例，，这种感受尤为强烈。连吃饭的地方都没有，出门买菜，小商小贩是见不到了的，要绕到大超市才能买到。当然菜价也不便宜。尽管城市里的市民很排斥外来的务工人员，但外来人员一回乡，整个城市俨如鬼城，阴森，空荡，毫无生气活力。直到假期结束，外来务工人员返城，方能恢复往日的繁荣。
记得在北京上学时，学校附近有家干洗店，四川人开的，夫妻两口带着小孩，小孩大概4，5岁的样子。由于经常光顾的缘故，与老板比较熟悉，偶尔见个面还打招呼。有一次去店里取衣服，和老板聊了起来，我问老板店里一年能赚多少，老板谦虚地说道：“不多，一年下来，扣除房租和原料成本，大概二十几万的样子。”我说：“可以了，比上班强多了。”接着问道：“这样的收入在北京安家应该问题不大吧”。老板直摇头说：太成问题了，没有户口，孩子也上不了学，借读费一年好几万，房子也买不起。安家不敢想啊“。我反问道：这孩子也快到上学的年龄了，难道还送回老家上不成？”老板无奈地点头：这也是没得办法的事，放在农村老家还有奶奶照顾。”听完，我低头看看了一旁玩耍的小男孩，脸上笑得是那么的灿烂，纯真。
农村为城市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劳动力和消费人口，维持着城市的运转。农民工为城市的建设奉献了青春，牺牲了家庭。城市抽走的不仅仅是农村的劳动力，还有家庭团聚的平凡幸福和留守儿童的父母之爱。城市化，工业化，固然是不可避免的，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却是实实在在的横亘在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巨大鸿沟，难以跨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