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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以为我是多余的

我小的时候学习并不好,可小学毕业时却接到了重点中学的录取通知书,使我外婆和我妈大喜过望。我自然也很高兴,报名之前还偷偷跑去看了看新校园。新校园对我来说大得不可思议,还有池塘和小树林。课间铃声是庄重悠远的铁钟声而不是电铃。教学大楼墙体外部砌的是莹莹的汉白玉而不是瓷砖。主楼前有两个铺满明黄色睡莲的池塘,里面有许多鲜艳的红色鲤鱼游来游去。

可到了报名那一天,同样的问题出现了,我没有户口,学校拒绝接收。

这个结果其实我早就料到了,因此并不特别惊慌。学最终还是得上的,这些问题自有家长去解决。

然而心里的那种别扭与难堪仍然不可抹杀。

我从小就是一个没有户口的人。妈妈是离职的兵团人,没有单位,非农非工,我们娘儿俩一起当盲流,不停地搬家,换学校。

似乎早已习惯了,又似乎永远都不能习惯。—每当老师说:‌‌“没有户口的站起来。‌‌”我就心怀巨大的不安站起来,孤零零地站起来,像是一个做了坏事的人那样站起来。

我忘记了那些年老师们都出于什么原因非要让没户口的站起来,只记得一学期里总会有那么一两次。也许是涉及什么费用,也许要做什么统计。忘了,全忘了。可能是刻意忘记的吧?可能潜意识里巴不得挖地三尺,想把相关内容统统抠去。

有时老师也会说:‌‌“没有户口的站到一边去!‌‌”

我就在众目睽睽中站到一边,孤零零地远离大家,觉得自己似乎永远也回不到原来的序列中去了。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不知为何竟如此介意这样一件事情。‌‌“有户口‌‌”这种事,在其他同学们那里是理所应当的,而自己居然没有,肯定就有问题了。而有问题的人还想要继续读书,还装作没事似的和大家坐在一起学习、游戏—这绝对是自己的错!是妈妈的错!是她害我没户口,害我和同学们都不一样,害我如同占小便宜一般地夹在大家中间成长学习着。害我每年都要麻烦老师把我从座位上叫起来一次,仔细地盘问我为什么没有户口—尽管上学期已经盘问过了。那时,教室安安静静,所有人侧耳倾听。老师盘问的每一句话都被这安静和倾听无限地拉长、放大,意味深远。我真是一个制造意外的人,真是个多余的人。

由于很怨怪我妈,就跑回家向她哭诉。弄得她很恼火,便打了我一顿。

另外没户口的话,学费总是会比大家高出好多。好在有段时间我家开有商店(那时全富蕴县一共才四五个商店),家里还算有钱。那段时间我的新衣服总是比同学们多。然而又因为没有户口,让人觉得有钱也是耻辱的事情,穿新衣服也是难为情的事情。新衣服再多又有什么用呢?户口都没有。

因此,那一年,当新学校新生报到处的老师依旧拒绝为我办手续时,我立刻就扭头溜了,只留下外婆在那里对老师努力地解释、哀求。

那天外婆一回到家,就开始四处奔走,到居委会开证明,到原校开介绍信,跑了整整一天。

我没有户口,照样上了这么多年的学,因此倒并不担心会没得学上。唯一担心的是会不会因此转校。那个学校多漂亮啊,多舍不得啊!

第二天,外婆带着我再次去新学校报名,可仍然被拒绝了。

原因似乎是落了一道什么手续。外婆当时已经八十多岁了,沟通起来很困难,很多事情都不能明白。但她也知道那所学校是所好学校,是不能放弃的。于是就在那里缠着老师一个劲儿地磨叽,却一点儿也磨叽不到点子上去。那个老师似乎显得很不耐烦,不时地起身做出要离开的意思。每当外婆的磨叽告一段落,他就回应同样的一句话:‌‌“老人家,这些我都晓得,但这个事你莫来找我。‌‌”

外婆越说越着急,最后都快哭出来一般:‌‌“老师啊,这个娃儿是烈士的后代!我的两个弟弟都死在朝鲜战场上,我们家再也没得男人了‌‌”

这话使旁边的我大吃一惊!虽然我早就知道我家出过烈士,家里大门上一直钉着‌‌“光荣烈属‌‌”的铜牌,也知道烈士是极大的一种荣誉。但没想到,这种荣誉居然也能分给我一份。

然而紧接着,又知道了这个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连户口都没有,烈士后代又能怎么样呢?

因为那个老师仍然回答道:‌‌“老人家,这些我都晓得,但这个事莫来找我。‌‌”

虽然波折很多,事情后来还是解决了。和之前的每一次一样。总之我多交了些借读费,还是进入了那所漂亮而优秀的学校就读,一待就是三年。算下来,那应该是我待过的所有学校里,时间最长的一所。但这并不意味着稳定。尽管这三年之中,因没有户口而被老师从座位上单独叫起来的次数不过只有六次而已。

我外婆一辈子没户口,照样活到九十六岁(顶多是重阳节时没人来慰问罢了)。但是由于没有户口,就算活到九十六岁了也没人承认。

前几年,我妈总算帮我把户口从兵团调了出来。这才知道,自己居然是一九六五年出生的!而且籍贯还是河南。天知道是谁的户口安到我头上了。无论如何,总算成了一个有户口的人了。然而,那两年我的家庭仍然奔波不定,我的户口所在地又没有住房,只好把户口挂在县城一家其实并不熟悉的老乡的家里(当时我们熟悉的朋友似乎也都是没户口的)。可是那家老乡不久后搬了家,失去了所有的联系。于是乎,我又成了一个没户口的人。

除户口之外,没暂住证也是很麻烦的事。七八年前,我在乌鲁木齐一家地下黑车间里打工,干流水线。老板没办执照,我们也没办暂住证。大家都跟耗子似的活得偷偷摸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连夜市都不敢去逛。因为在我们这些打黑工的人群中,有一种传言说是夜市上也开始有警察查暂住证了。还说他们一见到民工模样的就要求出示暂住证,若拿不出来,就当场带走。并且还让所有人排成一列队伍押送到什么地方办罚款手续。

虽然我在夜市上一次也没被逮到过,但那样的队伍的确是看到过的。那些头发凌乱、趿着拖鞋的打工仔们,嬉皮笑脸、一路骂闹着长长地走过大街。每一个人都强作无所谓,整条队伍强忍着不安。

暂住证一年一换,换一次九十八块钱。这个价格打得很有策略:说起来只是两位数的支出,其实跟一百差不多。现在想想看都觉得很稀奇:那时候我们居然穷得连九十八块钱都掏不起。

尽管很小心,后来还是被逮到过一次。

我们这些打工的怕公安局,当老板的则怕工商局。为防端窝,我们全都通宵干活,白天休息。车间角落一面宽大的裁衣板算是我们几个女孩子的床,另一个车间的另一面案板是男工友的床。白天老板就把车间锁了,装出里面没人的样子。因此每到睡前,我们渴死也不敢喝水。不然的话,到时候憋死也上不成厕所。

那天老板进车间取东西,出去时忘了锁门。正睡得香呢,突然有人闯进车间,大声地嚷嚷着什么。我们几个女孩子睡眼惺忪地翻身起来,看到他们急步走过来。前面一个人掏出一个小牌子,在我们眼前迅速晃了一下,厉声道:‌‌“你!出来!!还有你、你、你,统统出来!‌‌”

有人胆怯地问道:‌‌“怎么了?‌‌”他便又不耐烦地晃了一下工作证,算是说明了一切。我们这才勉强清醒过来。而之前已经连续工作了近二十个小时,刚躺下不过两三个钟头。人生最悲惨的时刻真是莫过于头昏脑涨之时却遭遇晴天霹雳。

总之大家都吓坏了。年纪最小的姑娘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还有两个姑娘犹豫着开始起身取衣服。还有一个吓蒙了似的,捂在被窝里不敢动。

虽然我也很害怕,但还是故作镇静地说:‌‌“那你们先出去,等我们先穿上衣服再说。‌‌”

他们愣了愣,说:‌‌“快点!‌‌”气势汹汹甩门出去了。

其实之前我确实是那样想的—等他们出去后,穿好衣服就跟他们走。可当他们真的走出门后,突然间却改变了主意。也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和怒意,使我一下子跳下案板冲过去,别上了插销,反锁了门。我从来都不是什么脸皮厚的人,况且那时又是自己理亏(仅仅因为我们是外地人,仅仅因为我们没有钱办暂住证就理亏)。但那一刻,出于极度的疲惫和对生活的无望,突然间顾不了那么多了。

我对其他人说:‌‌“睡吧睡吧,实在太瞌睡了‌‌”一头钻回了被窝。

她们都害怕得不得了,说:‌‌“这样行不行啊?‌‌”

我说:‌‌“咋不行!‌‌”

很快,外面的人觉察出不对劲了,大力敲着门喊话:‌‌“好了吗?到底好了没有?快点快点!‌‌”

后来就开始砸门,又用力地踹门,大声叫骂、威胁。门扇忽闪忽闪的,似乎马上就要被踹开了。最小的那个姑娘又哭了起来,后来大家都跟着哭。

她们对我说:‌‌“还是把门打开吧?‌‌”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捂着被子,也害怕地流下了眼泪。后来终于渐渐沉入深深的睡眠之中。

更早的时候,我和我的家庭跟随哈萨克牧民进入阿尔泰山脉深处的夏牧场做生意,在牧道的路口支了顶帐篷卖粮油日杂。然而,哪怕在那种平均每平方公里还不到五分之一个人的深山老林里,照样有查暂住证的。

那几个边防派出所的家伙实在讨厌,没事就到我们帐篷边转一转。看到门口晾的有野木耳,摸摸成色不错,就统统打包兜走。看到油锅里正在炸野鱼,就排成队站在锅边等着鱼出锅,然后每人两手一左一右各拎一条小鱼,排着队站在锅边津津有味地吃。如果是陪同上面领导来的,还热情地招呼领导随便吃,熟练地介绍此种野鱼的诸多好处,比在自己家还随意,无论干什么都不消和主人家打招呼。虽说占的便宜都不大,但就是让人恼火。

并且做这些事时,如果你脸色不好看,他就严厉地管你要边防通行证。你说有啊。他又立刻改口要看暂住证。反正总得要一样你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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