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机关大院的高墙之内，对绝大多数升斗小民来说，是陌生的中国另一面。
这两天，大陆网路上热议开放小区和机关单位“公域”的新政。网友意见，希望机关单位做出示范先的，占了主流。
四川“舵爷”樊建川的一段点评得到了颇多点赞：
上峰提出新建小区不能封闭，已建小区逐步打开围墙，便于交通网络化，便于节约耕地。听起，好像有道理哈。从修万里长城开始，我们具有根深蒂固的围墙和院落意识。只是：1、早干啥去了？2、小区没围墙了，安防措施要跟上。3、老小区打开围墙，问题很多，包括法律问题。4、党政军机关一定要带头打开围墙。
我倒觉得，打开党政机关围墙很难实现吧。印象中，江苏昆山市政府大楼周围有“护城河”，几座桥一关，政府驻地就成了市中心的离岛，也就鸟儿能飞进去。
几年前去西安高新采访一个处级干部，他所在的楼层有单独的电梯，公用电梯在下一层就不走了，问这是干嘛，答曰：隔离上访人员，否则没法工作。
赵锡永冒充中央领导走穴神州，案发后，我去了赵的老家沈阳采访取证，为进到省府大院见人，可是费了周章。大院静谧幽深，各处独立办公小楼，虽古旧，但有苏式建筑的端稳，行人走过，有不同于市井的气场，内部商店的货品，几乎都是专供。党政机关大院的高墙之内，对绝大多数升斗小民来说，是陌生的中国另一面。
用《环球时报》胡锡进先生的名词，这就叫“复杂中国”，他主管的环时英文版Global Times 或会说，这是The other side of a complicated China.
中国太大太复杂，那咱单说北京。
北京市一些政府机构迁去郊区的计划逐渐明确，市民褒贬不一。有说怕今后办事不方便的，也有拍手称快的。
北京最繁华最有故都气质的街区，大多被中央部委和地方党政机关征用了。有怀旧情结的市民希望“现在里面办公的单位也去通州，（原址）改成书店咖啡馆”。
多诗意多烂漫。
北京的正义路，集中了市府、公安部、国安部、最高法、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市公安局等，是除了“中南海—天安门”，天字第二号维稳重地吧？每每经过，扑面而来的森严感。
在这条街上，有多少访民被驱赶和抓捕。那些在这里表达过诉求的所谓“异议者”，他们的“犯罪事实”中，就有在正义路上各大机关的门口实施的“违法行为”，这些人里，有为结石宝宝奔走的赵连海，有为教育平权呼吁的许志永。
对于居民小区的封闭管理，知名网友花千芳认为这属于特权，逐步消除“特权”是大势所趋。
有与花千芳观点接近的人士，还借机把“民主自由”调戏了一番。
新浪微博某网友在元宵节这天吐槽说：一群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却反对开放式小区而坚决要求住进封闭式小区里！因为封闭式小区安全，因为封闭式小区里的公共面积自己花钱了，因为自己是封闭式小区的主人。
他（她）的初步结论是：这是病呢还是病呢还是病呢。
这正应了那句俗透了的话：民主是个筐，啥都往里装。
在北京，没物业管理的小区和相邻有物业实行封闭管理的小区，每平米房价差了怕不止一万。
我的看法是，封闭小区是不动产的增值服务，小区内的公用区域如道路、绿地、园林景观等的货币价值有业主分摊拥有的部分，如以行政强制打开小区，不仅与传统管理直接对立，更有私权困境。强行平均不是“民主自由”的风格，倒更接近“共产主义”的理想。
旅美学者何清涟女士亦在“隔岸观火”。
根据她在国内时的经验，何女士认为封闭式小区通常是物业管理公司当家作主，居民委员会无法插足。“加强街区建设”，就是要推广街道办事处与居委会制度，“朝阳群众”可以成为基本维稳力量。
“不知为何国内人没意识到这一点？”何女士在推特上发出了疑问。
而国内的花千芳先生，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
花千芳认为：基层政权应该交给居委会，而不是小区的物业公司。对于公共安全的担心，扩招警察比雇佣保安更有效。
“基层政权”这样泛政治化的表述，与他参加过习氏文艺座谈会的经历是配套的，旁观者能真切感受到他与“中央政权”合拍跳动的心。
咱再回到党政机关拆除围墙的话题。
我个人认为，除了部分试点作为“模范单位”，全国规模的政府“推墙”是不大可能实现的。
“阳光灿烂的日子”那个时代的大院子弟们，正设计经营着这个国家，正代天巡牧着亿万子民。
“大院”概念，是深入其肌体的。院墙内外，两个世界。
他们的祖辈，是依靠人民的力量推倒了所有的墙，他们明白“人民”一旦被发动起来，会产生多大的力量。
所以，他们的祖辈，又重新修筑了更高更厚的院墙。
古人云：
水可载舟，亦可推墙，挺可怕的。
今人说：
水可载舟，亦可赛艇，蛮好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