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乃武和小白菜
在古代皇权官僚体制内，官吏集团内部构成复杂的利益关系，司法根本没有任何权威和独立性，这种情况下，司法审判的结构性缺陷是不言而喻的。司法不公和刑讯逼供导致的屈打成招，往往引发大量的错案和冤案，受害人家属频频上诉。清代上诉称为京控，即到北京进行控告，类似如今的上访。这些京控大多都得不到多少结果，但也有少数京控获得成功，最著名的莫过于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铡美案》毕竟只是一出民间戏剧，但清末时代的“杨乃武与小白菜”则是中国式上访的经典案例，虽然它也被改编成各种戏曲。
杨案的大致过程是这样的：
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浙江余杭县民葛品莲因病亡故。葛品莲之妻葛毕氏颇有姿色，人称“小白菜”，之前葛品莲夫妻赁居于举人杨乃武处时，小白菜与杨曾传出绯闻。葛母疑儿子死亡有隐情，遂赴县衙喊冤。县令刘锡彤经过验尸，认为葛品莲系中毒而死。葛毕氏遭到严刑审讯，被迫供认谋害亲夫，毒药为杨乃武所给。官府据此判决杨乃武论斩、葛毕氏凌迟处死。清代的死刑案件需要逐级审核，在这个过程中，杨乃武屡屡翻供，同时写了许多申诉状，让家人到都察院京控。此案一时成为街谈巷议的轰动新闻。
光绪元年（1875年），朝廷派浙江学政胡瑞澜重审，维持原判。浙江官场明目张胆地结成一个利益同盟，这引起各界的强烈不满，特别是言官的抨击。刑部直接插手后，经过开棺验尸，验明葛品莲确因病身死。光绪三年（1877年），此案总算水落石出，“凡三次上控，历四年而始白”。制造冤案的许多官员遭到惩处，浙江巡抚和浙江学政被革职，余杭县令刘锡彤被流放充军，“是役也，自巡抚、学政至司、道、府、县，夺职者十有六人；镌级撤任被议者又十余人”。
余杭知县刘锡同是导致这起冤案发生的罪魁祸首，被发配黑龙江。仵作沈祥以及其他相关人等30多位官员被革职、充军或查办，还有一些高官试图一错到底，将冤案做成铁案，后来也被牵扯到其中，如浙江巡抚杨昌浚、浙江学政胡瑞澜，杭州知府陈鲁一干官员100余位，被革除顶戴花翎，永不续用。这个轰动一时的案件，最后以一大批官员的落马定罪而告终。
从现代眼光看，这么大的冤案，之所以最后能够平反，并对所有制造冤案的当事官员进行追责和惩罚，多少可以显示出清朝政治制度中一些值得肯定之处。整个事件的发展，从开始的官民之争，进而变成官场内部对司法正义的分歧，其中也不乏中央与地方的博弈。
杨乃武姊妹与发妻一连两次京控，使越来越多的人牵扯到此案中；到了最后，此案几乎变成一场清廷上层的权力斗争。四川总督丁宝桢大闹刑部，声称如果这个“铁案”要翻，将来就没有人敢作地方官了。当时光绪的老师翁同龢任刑部右侍郎，他坚决支持“据实判决”；他说：刑名乃一国重典，岂可视为儿戏？像这样的冤案不平反，作为一个良心的大臣怎能心安？他见两宫太后时，一再“为此陈奏，力请湔雪”。
值得一提的是，以翁同龢为代表，清朝高官大多数出自读书的士人，而非不学无术的奴才或武夫，这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正义的坚守。相比传统士人，当代中国官吏多出于底层技术官僚，甚至不乏家奴走狗之辈，对他们来说，一味地追求功利性结果，不择手段，毫无人性良知，和起码的法律意识。
在杨乃武案中，那个冷酷无耻的县令刘锡彤就是在这样的酷吏。在最后庭审中，面对朝廷的责问，他一时技穷，便大骂原负责尸检的“仵作”，说：“尔当时如何验法？尔误我，尔误我！”仵作回道：“当时老大爷叫小的如此，小的将若何？”刑官笑指刘令说：“尚有何辞？”刘令乃语塞，低首无语。
清朝司法监察制度是防止官吏作恶的重要设计，御史和言官都是“治官之官”。在此案中，杨乃武家人的京控其实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相反，倒是言官颇有“一言九鼎”的力量。
清朝的言官是可以“风闻言事”的，即他们以批评官员为职责，却不必要求言必有据。这种制度设计原是为打破官场的利益共同体，便于皇帝对官僚集团的操控，和对官僚的巨大威慑。当时言官弹劾办理此案的诸臣“藐法欺君”，“此端一开，以后更无顾忌，大臣倘有朋比之势，朝廷不无孤立之忧”，慈禧因此抓住不放，非要查到底。此外，杨乃武有举人的功名，对他刑讯逼供激起天下士子的公愤和舆论。
晚清时期，现代报纸已经在中国出现，并且当时有办报自由，报纸基本都是民间的，根本不受官方控制。在本案中，现代媒体发挥了极大作用，起到了舆论监督，伸张正义的效果。
由英国商人美查创办的《申报》刚一年有余，1874年1月6日以《记余杭某生因奸杀谋命事细情》为题，报道了这桩世人哗然的风流“奸杀”案。在此案复审期间，《申报》对该案进行了详细地全程追踪报道。4年间发表了70多篇相关文章，除转载《京报》（清廷官方报纸）有关此案的上谕、奏折等公文外，还有40余篇报道和评论，甚至公开刊载了杨乃武的几份上告状。
1874年（同治十三年）12月2日刊登的一篇题为《论余杭县案》评论中说——
设使此案实系杨乃武受屈，县官全不顾忌，放胆肆私，以枉例害民，古今天下之冤，实无甚于此也，可谓奇而益奇之冤也。查被屈者本有科名之人也，以枉例使有科名无罪辜之人陷法死于非命，又于死前极加五刑，使之七次昏绝，惨虐冤抑，更孰甚于此耶？……本馆屡经说及刑讯之弊，今犹不惮质言厥大事，盖今藉此大案以明刑讯之理实为枉也。夫临民各父母官内自有廉明公正者，顾人性不一，百官之内亦有其秕必矣，乃任之以刑讯之权，小民既每难于上控，故遇肆私之官，而犯人辄迫于忍屈吃亏而已。……现在民人参冤，则上司每委原问官复审，该民既已被原官刑迫，而使之再经其刑迫，此事实如杜禁上控。而特立此法者既于理不符，而未免有涉于忍矣，所谓回护者即为此也。中国刑讯之枉民，于此而尽包括其中。
《申报》对该案的关注，多少已经超越案件本身。作为一份西方背景的现代媒体，许多文章以西方国家的审案方式作对照，对中国官方习以为常的秘密审讯进行了批评，认为“审断民案，应许众民入堂听讯，众疑既可释，而问堂又有制于公论”，“惜乎审办此案，仍然秘密而不令人观瞻，上难副朝廷秉公为民之深忱，下难解浙省旁观众人之疑惑。……谣言又将大起矣。何也，因其秘密而不使人皆知也”，“吾因此案不禁有感于西法也。西国之讯案有陪审之多人，有代审之状师，有听审之报馆，有看审之万民。”值得一提的是，《申报》所刊发的文章，也是朝廷处理此案的重要信息来源。
（选自杜君立著《历史的慰藉》，华文出版社，2015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