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晨报》记者在甘肃武威被抓事件持续发酵，这也牵动了各方敏感神经，公众质疑警方两度更换罪名，只言片语通报事件的正当理由。细心的网友发现，去年到武威调查沙漠排污事件的《长江商报》记者就被限制人身自由，且持续时间长达6小时。
今晚，曾在武威历险的《长江商报》记者熊子熙，向同行们讲述了自己的采访经历。他说，自己也差点“着道”。
我是2015年初去的武威，当时是因为新华社出了一篇荣华工贸向腾格里沙漠排污8万吨的稿子。这个消息出了快一周，我们才到的当地，以为没什么料了，没想到，武威的水，深得很。有很多故事。其中有一条，与现在《兰州晨报》记者张永生的事可能相似。
当时武威市凉州区宣传部长在荣华工贸现场撕掉我两页采访笔录，对当地民警说，把这人送上高速，武威不欢迎他。
我在荣华新区派出所被限制人身自由6小时，被迫删除所有手机，相机照片资料后，被当地两民警送回城。
其中有一名警官是80后，女儿仅比我女儿大一个月，期间聊起来对我的事也很钦佩，只是说上头任务，无法抗拒，要跟我一起吃个饭，算是赔罪，我答应了。
对方两名警察，一老一幼，吃饭时说要喝酒。我拒绝了，谎称不会喝。
饭后，他们又说一起出去玩玩，我说不行，要回酒店，他又说要买酒去酒店，在房间里喝。我一想，这绝壁有问题啊，肯定是钓鱼。哪敢上钩？结果那俩警察就一直跟着我们，还在我酒店同楼层隔壁开了一间房。
后来我才知道，从我们进派出所开始，直到回到兰州，全程都有便衣跟随左右。你一举一动都有人看在眼里。
被警察盯住的那天晚上，我怕后面还有坑，偷偷溜出酒店，手机关机（怕被定位跟踪），换了三辆车，找到在武威出差的另一家媒体的记者，将所有资料托付他一份，并告诉他我藏匿的另一张相机内存卡在谁手上，约定三天之内，若没有我的消息，就将之公布于众。
跟我同去武威的摄影记者说隔壁绝对在监听录像。那一晚上我们基本是和衣而眠，想着万一被诬陷所有的办法，并提前与报社这边沟通报告。
在我报道荣华工贸的事情中发现，武威市委书记火荣贵与荣华工贸的老板张严德关系非浅。荣华从一个屡被整改小厂，短短数年一跃成为全国150余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之一，恐怕不简单。
来源：刘虎说
鹿鸣君：武威官员大发武威，请记住28年前这三位记者的名字
先说是嫖娼
然后说是“敲诈政府”
甘肃武威警方抓捕了三名记者。
昨天，一封信件透露
被抓记者被抓前不止一次感叹：
被“武威公安盯上了”
“宣传部门恨不得把我赶出武威”
没有人对这封信件公开负责
但我们可以从其他地方看到类似的表达
比如
柴静在《看见》中记载说
她以央视记者身份去武威时
“我们刚坐下，大门咣一响，
来了五六个当地大汉，
不说是谁，要赶我们走。”
比如
《长江商报》记者熊子熙回忆说
2015年初新华社报道荣华工贸向腾格里沙漠排污后
他跟着报道线索前往武威
被限制人身自由6小时
被迫删除所有手机、相机资料
宣传部长现场撕掉采访笔录
并勒令警察：
“把这人送上高速，武威不欢迎他。”
金张掖，银武威。
果然是凛凛武功！
武威这块地方，对正常新闻的压制是有“传统”的
在1988年4月1日的《中国青年报》头版上
鹿鸣君找到这样一篇报道
武威地市领导压制新闻批评大发武威
《武威报》发表人民代表的心里话惹怒了地方官员
地委决定收回重印并要求人民自行销毁前期报纸
本报讯（马季元、孙凯记者马应珊报道）3月17日，甘肃省武威市爆出《武威报》记者手持地委宣传部的介绍信沿街收缴报纸的新闻。该报前一天发了篇《人民代表的心里话》，从而惹出了麻烦。
《人民代表的心里话》（见本报今日一版）是武威市部分人民代表在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纪要。代表们在发言中反映了基层的一些问题，就政府工作和干部作风提了些批评意见，结果引起部分地、市领导人的强烈不满。
3月7日，武威市一届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前一天，武威地区行署专员魏万进和副专员刘生荣召集14名基层人民代表座谈。两位专员开宗明义地说：“今天请大家来，谈谈想法，看法，谈谈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讲实际话，心里话。”“不要大家讲‘好’要多提意见，发牢骚。对省、地、市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办法措施、干部的工作作风，都可以提，横挑鼻子竖挑眼。”于是，代表们纷纷就农业生产、水利设施、粮食定购、农用物资、物价、教育、市政建设、干部作风等问题，反映了基层的情况，提出了批评意见。
《武威报》记者就此整理出一篇座谈纪要（据说为了使“读者”能够接受，还删去了一些“有棱角的话”），经有关部门负责人阅后见报。
看了《人民代表的心里话》，武威市市长柳宏克大为恼火，当即打电话给地委书记杨作林，说：“我是省上、地委派来的，不是自己要来的，如果不行我可以走嘛！”杨作林书记与其他几位地委领导就这篇座谈纪要提出了六条看法和五条建议，认为“报社处理方式不对”，“内容问题很多，涉及了许多敏感问题，如粮食订购合同、价格等”，“对领导作风的指责不准确、打击面太大”等等。地委决定：扣发尚未发出的报纸，已发出的全部收回。
第二天，报社奉命派出8名记者，两人一组，沿武威市东西南北四条大街挨门收报。所到之处，听到的尽是责骂之声。许多群众说：你们说清楚，这张报错在哪里？说出了，就拿走。参加收报的一位记者说：“我跑了一整天，去了几十个单位，接触了上百人，都说这篇报道说的是实话，是人民的心里话。”8名记者奔波一天，只收回了110份报纸。事后，武威市满城风雨，人们争相传阅未被收走的报纸，纷纷给报社打电话、写信表示强烈不满。
3月19日，订户们收到重印的16日报纸，一条一般性的会议消息代替了原来的座谈纪要，上面还刊出一条启事，要求读者“自行销毁前一张报纸”。
让我们记住中国青年报这篇报道三位记者的名字
他们是
马季元、孙凯、马应珊
他们为什么这么重要？
因为并不是只有他们有机会做这个报道
据1989年8月的期刊《新闻研究资料》中《武威收报事件始末》记载，当时，甘肃日报、新华社甘肃分社也都了解这一线索。新华社甘肃分社的记者采访后，将报道发到总社，值班编辑不同意发稿，还同甘肃分社负责人争执起来，认为：
“地委有权收报纸”。
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引起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的李子奇重视，1988年4月4日下午，甘肃省委召开书记办公会议，讨论收报事件。会上，武威地委书记杨作林汇报并检讨。省顾委、省人大、省纪委的负责人黄络斌、许飞青、王占昌、吴坚先后发言，
批评了杨作林等的错误，
并分析了错误产生的根源。
李子奇严肃地批评了杨作林，他说，在改革开放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今天，在全国人大会召开期间，发生这样的事件，性质是严重的，希望武威地委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他还要求
全省各级党委以此为戒。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杨作林“心悦诚服”地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
感谢媒体的批评，
将在《武威报》上公开发表检讨，
请省委将他的检讨转发全省，
以使更多的干部接受教训。
4月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武威地委书记感谢本报批评》。最终，这组报道获得1988年全国好新闻评选一等奖。
但是，快三十年过去了
看起来
武威面对新闻媒体的工作方法不仅没有好转
反而在愚蠢的路上越走越远
真不知这武威官员发的是谁家的武威？
真不知这武威城到底是谁的城，
到底谁的天下？
在当时的收报事件中，据甘肃记协于清潍记载，8名记者手持地委宣传部介绍信挨家挨户回收报纸，“所到之处，听到的都是一片责骂声”，“行署审计处一位负责人说：旧社会也只听说过报上开天窗的，查封报馆的，还没有听说过收报的，何况在建设民主政治的今天，
你们的总编连这点常识都不懂吗？”
“市政府只交回了三份报纸，市委一份也没有交回来。有人讽刺挖苦记者说：‘武威报办了三年，就出来这么一期说实话的好报，你再收掉，还办啥哩？’”
最后，与诸君分享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一百年前拍摄的几张凉州照片。凉州即在今天武威境内，这次抓捕记者的，即为凉州区。
也许
我们要在一百年前的照片中
重新整理一下世界观、人生观
来源：呦呦鹿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