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觉得我们做为自由的人，在自由的社会生活，我们逃离了专制，如果我们还体会不到自由的价值的话，我们还丧失自由意志的话，还甚至于（像）袁红冰批评的那些人，在权力的诱惑下，在物欲的诱惑下，去投靠中国大陆，如果这样的话，台湾的命运是注定的了……. ——夏明”
按：《中华民国祭》新书发表会除了袁红冰教授的演讲之外，与谈来宾论述亦均极为精辟。与谈来宾论述逐字稿将逐篇刊出，分享读者。逐字稿务求不失原意，若有不足之处请读者不吝提出，并请与谈来宾指正，俾便修订。
录影除全程之外，为方便读者阅听，另分割成四段，皆在文末附上连结。
袁红冰《中华民国祭》新书发表会暨“二〇一六台湾大选之后的两岸关系变化预测”专题演讲（2016/1/9）与谈来宾致词逐字稿
五、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教授
（全段1：52：02处开始～2：01：35 /分段第三段23：05：00处开始～32：38：00）
主持人跟我说十分钟，我不要十分钟，大概五分钟。因为我刚看表了，正好是纽约的半夜三点钟，所以我的大脑处于一种死亡状态，这种死亡状态对我来说，是很大一个问题，为什么？因为当你要谈袁红冰的时候呢，他的思想是在天上飞的，而我的脑子属于死亡状态了，对我来说是个非常大的困难。
那么我跟袁红冰认识，是在二○○九年，我们在日内瓦认识；后来我们二○一一年，在达兰萨拉；后来还在我家里边，在法拉盛……今天在台北，所以我们至少有五次相会。而且当然，五次有几次，我都觉得我们是摆酒相伴。
（所以就是说，）我呢，有一个根本的想法：袁红冰在做什么？为什么他的书值得我们关注？为什么我会对他的思想非常地钦佩？
（首先我在这还有一个感到非常不安的事，）我有一次跟袁红冰讲说，我有一个承诺，我一定要写一篇对你的思想进行一个系统的论述。他跟我说：“好，你有这个想法，我就以你的人格作担保，我就等着。”可是我现在还没有完成，实在不是因为我把（对）袁红冰的承诺忘掉了，你如果现在到我的书房去的话，我专门开出一个格子，全部是袁红冰的著作，并不是全部他送给我的，而是好多我花钱买的（，对不对）。所以这样就是说，我真是认真在想这个事情，但是因为他跟我们作学问的不一样，他是一个诗人，他在飞；而我是一个作学问，作得比较艰难的人，我经常是在爬，在爬格子。所以这样的话，他的书已经一本一本地我收集到的，让我已经没时间把它给读完，现在又出来这么多，那我就觉得我喘不过气。（所以我就，）我还是会继续刷新我的承诺，这篇文章呢，或这本书呢，还没完成，但是给我这个愚钝的人一点时间。
为什么我觉得我们的差异，希望让大家知道呢？因为我在达兰萨拉跟他见面，一大早他就跑去爬山去了。你想想，达兰萨拉的山不是这么容易爬，他指着一个很高的山说：“我爬那个山。”那么他就一个人，拄着一根棍子，爬了上去。然后你知道这是怎么艰难吗？我呢，试图模仿英雄，我就想说如果跟着英雄的足迹走的话，我不是英雄，至少我也有点英雄的气质来。所以我就决定了，我也要去走山。但是我决定不爬山，我不是往上爬，我（是）往下走。我就从达兰萨拉的上面，往下走到下面的镇上去，结果后来发生什么了？后来我半山就滚下去了。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区别，他爬山，往高山走；我是下山，结果翻到沟里面去了。
那么好，我现在就讲我对袁红冰的几个理解：
第一个，我觉得我们讲说自由啦……在西方国家，在自由社会，我觉得我们都没有免除我们双重的困惑，或者双重的屈辱。
什么双重的屈辱呢？一个屈辱，我们做为一个流浪者，我们做为一个漂泊者，我们脱离了我们的家乡，我们的文化家乡，这个确实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剥夺，是一种伤害。
我们生活在西方国家呢，另外一种伤害就在于什么呢？就在于——从袁红冰的书里也都认识到这种伤害——就在于我们永远呢，是面对的另外一种西方话语体系，总归是要把我们华人，我们这十五亿华人的人文的关怀，或我们的命运，把它给不断地边际化。总之，我们的痛苦，对他们（西方人）来说，是微不足道的；我们的自由和追求，对他们来说，都是没有什么伟大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袁红冰思考的问题，不仅仅是为中国人思考问题，而且更多，也是为这个世界思考问题。那它里边，我觉得有一个很有意思就在这个地方，袁红冰的整个著作表现出的东西呢，我觉得用几个“力”可以来概括，当然我们大家前面也提到了——就是有它的意志力了，有想象力，有它的创造力，和它的生命力。
那么我觉得是说，它所表现出最大的东西当然是一个个人主义的东西。但是它这个人主义，又不是一种享乐性的个人主义。
因为如果我们完全是享乐性的个人主义的话，中国的死活关我什么事情？我在海外生活，我在纽约居住，实在是中国的雾霾，中国的洪水滔天，中国的股市什么垄断等等，其实跟我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些事情？为什么我们离开了中国的本土以后，相反地，我们的名声反而在中国更大了？相反地，中国人反而不能忘却我们。所以每次请什么什么的中国的知识份子，（邱潭？）啊、郭牧师啊、袁红冰啊，我们都在上面。
这里面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就在于袁红冰体现一种英雄主义，他有一种历史和文明的关怀，那么这种历史命运的关怀，文明的关怀，又必须让它没法变成一种完全的享乐的个人主义，而要以个人主义精神呢，去塑造这个历史，去追求人类共同的自由。这点是非常有价值的。
我记得在跟他（袁红冰）一次讨论中，他跟我讲这么一句话——因为我说，中国对我来说，其实是一种记忆，我永远可能都不会回中国——但他说：“不！你一定要回中国。”他说：“希望中国自由的那一天，我们能够共同到中国的大学，我们去真正地重振中国的学术，重建中国的学风。”他说：“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共同地回到中国。”
所以我今天想，我们恐怕必须得有坚强的生命力、意志。这个意志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如果听到习近平他的讲话里面不断地提一个字，就是“政治定力”。习近平有强烈的意志，他想做他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习近平的意志，就是权力意志。习近平呢，他所做的一切东西，是想把中国全部掌控在他自己手中。我觉得这一点，袁红冰想跟习近平对抗的意志，就是种自由意志。我觉得我们今天面临的一种选择，就是怎么样用我们的自由意志，去对抗。
……社会所创建的，文明所创造的贡献呢，我觉得是不可低估的。苏格兰的人的总人数，并不比台湾人多，但是我们想想，人类的近代文明，从亚当斯密、从休谟……等一路走来，从经济自由资本主义和道德体系，都是由苏格兰人为西方社会创造的东西。为什么他们能够有这种创造力，有这种自由意志？“勇敢（的）心（Braveheart，台湾译《梅尔吉勃逊之英雄本色》）”能反映得非常清楚，当华莱斯（片中主角）在最后要死的时候，当行刑者给他一个选择，说：“你如果叫‘mercy（怜悯之意）’，‘可怜我’的话，我就让你好死。”但最后他叫了一句话是：“自由！”他宁愿不得好死，宁愿受五马分尸这种折磨。
所以我觉得我们做为自由的人，在自由的社会生活，我们逃离了专制，如果我们还体会不到自由的价值的话，我们还丧失自由意志的话，还甚至于（像）袁红冰批评的那些人，在权力的诱惑下，在物欲的诱惑下，去投靠中国大陆，如果这样的话，台湾的命运是注定的。如果我们有这么多人，不仅台湾人的抗争，而且这么多大陆人，共同地加入这个抗争，成为你们的战友，我相信人类社会最终是会被自由所界定的，而不会由中共来决定人类共同命运。这点我是非常乐观的。
如果你们想知道我对习近平的、中国的“红太阳帝国”的根本的界定的话，我在《红太阳帝国》这本书里面，我是认为，非常高兴的，我们所说的这些东西，正在发生。而且我相信呢，时间不会太久；我相信我们也一定会有机会，回到中国去，真正地重建中国的道德，重建中国的学术，塑造一代新风。我觉得这天会到来的。
那么祝贺袁红冰教授。谢谢。
《中华民国祭》新书发表会暨演讲全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VAW2-RP_3Y
《中华民国祭》新书发表会暨演讲（2016/1/9）VTS 01 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OA7oT3UlKo
《中华民国祭》新书发表会暨演讲（2016/1/9）VTS 01 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bieoDejB3I
《中华民国祭》新书发表会暨演讲（2016/1/9）VTS 01 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eHT7rBWNHw
《中华民国祭》新书发表会暨演讲（2016/1/9）VTS 01 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Ez9-JLs95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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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政治哲学出版社
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