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曾在陕北插过队的习近平上台主政使陕北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我也来凑凑热闹，谈谈当初我在陕北的亲身经历和生活体会。
我是一九六九年一月来到陕西省延安县临镇公社付家湾大队一小队插队，在那里生活了三年多，下面就是我对陕北生活和文化的亲身感受。
一、陕北的地形和资源环境
大家都知道陕北是荒漠贫瘠的黄土高原，但很少有人知道陕北曾经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这里的山曾经是郁郁葱葱，这里曾经被大片原始森林覆盖，这里曾经山泉随处可见。二十年代出生的人还见过陕北的这些美景。我在陕北时，冬天去深山砍柴，往深山走大约几里路，还是一片森林，但是粗大的古树已经不多见。我们村有三处山泉眼儿，我总趴在那上面喝水，那水真的很好喝。我到美国后，曾在一个聚会中听到一位同龄朋友问大家是否知道过去的陕北，他说，他妈妈就是土生土长的陕北人，经常告诉他过去的陕北有多美，青山绿水，美不胜收。
细想也应该想到这个道理，陕北是土山，风吹来的树种很容易在黄土山上生根发芽，长成大树。可是，陕北又是如何变成今天的荒漠贫瘠的黄土高原的？这与当地农民长年消耗自然资源有关，但进一步严重破坏是共产党一九三五年到达陕北后搞的大开荒运动。
当地居民对资源的主要消耗是树木，因为农民冬天取暖和天天烧火做饭都要烧柴，他们烧树不种树，两代人下来，一个村庄就能把一座山的树木都消耗光。村子里年纪大的老乡告诉我们：“几十年前砍柴就在村边，现在砍柴要进深山，再过几十年，我们的后代就没柴烧了。”我们到陕北时，村庄周围的山都是光秃秃的黄土山了。
陕北统称黄土高原，但又有沟、川、塬之分，是三种地形。两山之间的窄处为“沟”，两山之间宽阔地带，又有河流，可以种植稻米蔬菜的地方为“川”，山顶部是塬。陕北老乡说的一马平川则指的是塬上，在塬上看去就象个大平原，长可延展二十几里，宽也可达三四里，一眼望不到边。但是塬上的生活最苦，因为无法打井，没有水。我所在的村子付家湾是在川里，村边就是跑汽车的公路，过了公路，有一条河。川上的村子被当地老乡认为是富裕村庄，可我在的时候我们村的农民非常穷。而塬上和沟里都不能打井，就靠积存雨水，或用毛驴到川里来驮水，一个来回就得四五个小时。可想而知，住在那里的农民有多么苦了。陕北民歌里的悲苍曲调，一定与荒山野岭和没水的生活挣扎有关，歌词中常出现“井井里挑水桶桶里倒”的情景描述。
红军到陕北后开展的大开荒运动大大加速了对当地资源环境的破坏。开荒就是把山表面的草和树木都连根铲除，在山上开出一片地种庄稼，种一年庄稼后这块地就没劲了，就不要了，放在一边养，再开另一块新地。开荒破坏了地表的植被，一下雨就造成大片的水土流失，这么长年不断地开荒开下来，水土流失就把整座山都搞得更加光秃秃，剩余的绿山都成了黄土山了。开荒这个坏习惯从红军定下来就一直没有停，我们插队时还是每年开荒，开出新地种庄稼。老乡也知道这是在毁山，但这是党的政策和号召，几十年都没人敢违背。老乡告诉我们说，说实在的，开荒还不那么吓人呢，最吓人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毛主席说要“深挖洞，广积粮”，可陕北不需要挖洞，到处都是窑洞，还挖什么？当地干部就想出一个响应毛主席号召的馊招——深挖地，把村里的最好的良田深翻一人多深。挖的满田地都是一溜一溜的深坑。老乡说，他们可把我们害苦了，把生土全翻上来了，把村里的好地都毁了，种庄稼也都不长了。
陕北环境遭受的破坏非常严重，由于共产党在陕北执政比中国其它地区早，陕北遭受的自然破坏也比其它地区长。
二、陕北的生活
我到陕北时，陕北农民的穷苦景象令我非常震惊。那是一九六九年一月份，下着鹅毛大雪的冬天，老乡穿着又脏又破的棉衣，无论男女，每个人都是满脸沧桑。当老乡领我们走进我们的窑洞时，我就更震惊了，破烂的窗户没有窗户纸，里面整个窑洞被烟熏得全部是黑色的。我们九个女生每天就睡在这窑中的一个土炕上。
陕北的窑洞一般都不很宽大，挖得太宽怕塌。所以窑洞的宽度就是一个炕的宽加一个小窄门的宽，小窄门大概有近三尺宽，炕大概五尺半的宽度，窑洞也就是八尺多宽。我也见过有的人家的窑洞宽一些，那就很气派了。家家的窑洞都一样，左边是窗户右边是门，一进门，左手就是炕，沿着炕往里走，炕的最里头是一个灶，灶上一个大铁锅。灶道通进整个炕里一直通到窑顶的烟囱，烧灶做饭时，就把炕也烧暖了。窑洞里还有一个供全家吃饭用的炕桌，家家如此。一般富裕家庭都拥有三孔窑，两孔住人，一孔放粮食和杂物。这就是陕北农民一家的全部财产。我见过农民挖窑，先要看土质是否够粘度，够结实，即便这样确定了，有些窑挖到一半就塌了。窑挖好后，还要放一段时间，肯定新挖的窑不会塌才能住人。所以挖窑是个费时费工的事情。
而我真正知道陕北百姓生活的一些真实情况，是我到美国后才知道的，那是1998年夏天，我从芝加哥去香港，去探望我在陕北插队时同在一个队的一对夫妻，这对夫妻是我们队知青中最后离开的，最后村里就剩他们两个知青了，两人就好了，相依为命。后来两人都离开陕北，男的香港有亲戚，夫妻双双就移民去了香港。1998年夏天我去香港住在他们家时，他们告诉我，村里最后就剩下他们两个知青时，老乡才告诉他们实话。
老乡告诉他们说，一九三五年陕北红以前，他们并不这么穷。家家每年至少存有十担余粮，一担粮大概一百二十斤，十担就是一千多斤。
这对夫妻问我到，可记得女知青窑的房东王勇？我说：“太记得了，老乡都说他是十里八乡最好的歌手，我还逼他给我唱陕北民歌呢。”他们又问，可记得王勇的父亲王小义？我说：“记得，他们父子两人的样子都刻在我脑子里。”他们又问，可知道女知青住进他家的一孔窑洞后，王小义住在哪里？这个我完全不知道。他们告诉我说，三五年陕北红前，村子里较穷的王小义家也有十一担余粮三孔窑呢，儿子王勇结婚后住一孔窑，一孔窑放粮食杂物，一孔窑王小义自己住，住得还算宽敞过得去。从三五年到我们插队，王小义再也没有余钱打窑，我们知青来到村里后，女知青住进王小义的窑里，王小义就天天晚上钻进一个一人宽一人长的洞里睡觉。后来我们搬走后，他为了让儿子孙子住得宽敞点，就没搬回自己的窑洞，在那个小洞里一直住到死。我细想，王小义没住在放粮的窑里是为了保暖。放粮的窑从来不烧火，冬天冰冷难忍，而那种小洞就暖和许多。
这使我又想起，我在村里时，一次我笑五十岁出头的狼子妈破衣烂衫的样子，旁边一个大娘说，你不要笑狼子妈穿得破，她年轻时是这一带穿得最好的。我问怎么好。那大娘描述到，全身都是绫罗锦缎，连绣花鞋都是上好的锦缎。我算了一下，狼子妈1917年左右生人，35年时正是十七八岁。
1935年，红军几个方面军到达陕北，当时他们的人数如下：红一方面军约7000余人；红25军约3400余人；红四方面军约1万2千人；红二方面军约1万1千余人，总计3万多人。到1942年，红军发展到十万多人，而陕甘宁边区的全部人口还不到160万人。40年代初时，共产党住在延安市里的党政军几个机构的人数是三万人，而市里的百姓人口只有一万人。这总数十多万的红军势必会给当地农民造成巨大负担。我记得，在互联网出现前，我在海外读到过一篇关于红军到陕北后如何年年征粮造成当地农民贫困的文章。但我最近到网上查，看到的都是中共官方的资料，都是好话，说红军如何自己解决了经济问题，没有影响当地人民的生活。对这种说词我表示怀疑，我相信当地老乡的话，红军来前日子好过，家家有十担余粮，红了以后就穷了。
我在陕北时，一个整劳动力一天是十分工，合人民币两毛钱，这是富裕村的收入，沟里和塬上的村子一个农民一天只能挣一毛钱或更少。因为沟里和塬上没有水，没井没河，靠天吃饭。
陕北农作物有小米、玉米、麦子和荞麦。我们村每年一个成人能分到不足四百斤原粮，去掉皮，剩三百多斤，不够吃，所以农民吃粮都是合著糠皮野菜吃。公粮的规定是必须上交小米和麦子，麦子产量少，所以农民每户一年只能分到七斤麦子，全家一年只能吃两顿饺子而已。
我所在的付家湾村现在生活改善很多，是因为我们村住进了勘油队，他们吃的菜肉蛋鸡鸭等食品都是村里农民供应。我曾读过一位大陆记者的报道，他走了陕北许多地方，深入到深山的村庄，采访了当地的农民和干部。他说由于陕北地处闭塞的山地，变化慢，富裕起来的村子仍是少数。
三、陕北文化
陕西省在春秋时代归秦国，春秋时代的后期延安地区也归了秦国，更早的周朝也建在陕北，周王朝是在陕西的扶风、岐山两县交界处建的都邑。所以，这一带属于文化古地。由于陕北地处闭塞的山地，外面文化的变迁不那么容易进入陕北，所以陕北还保留着一些古文化，陕北百姓的语言中还保留着许多古代的用词。
我在陕北时，发现当地农民在日常用语中大量使用带有古代遗风的、正规的、文诌诌的、古语化的大词汇。他们是文盲语不盲，农民的口头用语明显文字书面化，这种现象常常把我们这些刚到陕北的北京知青逗得大笑不止。我第一年回北京探亲时，把陕北农民的语言现象讲给对古文化深有研究的父亲，他告诉我说，陕北那个地方由于闭塞，还大量地保留着中州音和古汉语。
例如，我们北京知青说“特喜欢”，村民说“酷爱”；北京知青丢了东西说“丢”，村民说“遗”；北京知青说演员“演”的角色，村民说“饰”（发音Si）；队里的钱粮账务农民都叫“经济”；家里盖房叫“建设”房子；“看”场院农民叫“照”场院；北京知青说“照相”时，村民说“摄影”；农民称老玉米为苞谷，土豆为洋芋，香菜为芫荽（sui）；半导体收音机出了毛病，我们说“修修”，农民说“配置配置”；公社干部下乡视察，需要派饭，队长说，“我给你动员饭去。”就连称呼未婚的女孩为女子，结婚的女人为婆姨，政府为官家也是古代遗留下来的称呼。
农民称我们为知青娃或北京娃。我们知青和村民双方用词的巨大差别使农民不耐烦地说，“这些北京娃满是些生葫芦，说话草得一句都解（发音hai去声）不下（下发音ha去声）。”“解不下（嗨不哈）”是陕北农民最常用的词，这个词在许多场合都用，就是不明白，说不通，不知道的意思。还有一个常用词是搂造（搂发平声），就是开始做的意思。开始上工也叫搂造，每天早晨，村里的小队长就在村里沿着窑洞走着喊着让大家上工：“搂造了！搂造了！”
记得有一天，我和一个知青站在地头喊远处坡上的另一个知青，可是那个知青听不到。村里的一个老汉叼着烟袋锅走过，顺便好心地招呼我们说道，“女子，要鼓劲呐喊哩！”我们被这破衣滥衫的老汉嘴里吐出的“鼓劲呐喊”的文诌诌的大词逗得大笑。老汉不解地看着我们，摇摇头，又一个书面用词脱口而出，“不知规程的女子！”
陕北高原虽然闭塞，但是这闭塞的环境却使陕北保留了其文化的厚重，民风的正直淳朴。
我年轻时不能体会那古朴的语言，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自是回味无穷。听这些朴实的农民聊天儿就象置身于唐宋年间学府里的莘莘学子之中，只是没有了附庸风雅的矫揉造作，有的是陕北民风那种特有的习惯用大词的文字化口语所产生的庄重沧桑，豪迈大气。
我刚到付家湾时发现，这个曾经是司马迁故居的文化古地，竟然没有像样的小学校。
我们村的小学校是土坯垒成的只有窗洞的、破旧不堪的一间房子，还有一个大院子，供孩子玩耍。教室冬天冰冷难忍，夏天炎热难当，全村所有的孩子不管几年级都在这一间房子里上课。老师把孩子们按岁数分成几个不同程度的组，老师按钟点分组教孩子，教一组孩子时，其他组的孩子做作业。孩子们买不起课本，课堂上所教的东西全靠老师自己编，村子里能完成小学学业的孩子为数很少。多年来，我们村只能靠一个全村识字最多却白字连篇的婆姨做老师。我们知青到村子后，自然就由知青做小学教师了。我们是川地中的富裕村，学校还这么糟糕，那些穷困村连小学都没有。
共产党对陕北文化的破坏是严重的，也表现在对陕北民歌的双向破坏上——霸占和禁唱陕北民歌。百姓只能唱中共官方盗用制作的陕北民歌，不许唱民间自然产生、长久流传的属于百姓自己的民歌。虽然文化遭到破坏，但农民却多少还保留了那中州古地几千年形成的语言文化和当地农民为人处世的古老哲学。
四、陕北民歌
当年在陕北时，我是我们村三十五位知青中唯一一位对当地民歌极为感兴趣的知青，我有家庭影响，我父亲曾经专业学唱，他也训练过我。去陕北前，我只知道陕北民歌叫信天游，不知道陕北的信天游竟有数十种。我们刚到村里时，老乡都不敢给我们唱陕北民歌，不知道我们是哪边的人，是官家那边的还是百姓这边的？我偷偷地逼老乡唱给我听。后来熟了以后，老乡就在田间地头休息时唱给我们听。
陕北民歌的特点是，拦羊的嗓子回牛声。我觉得还有四个字可以形容陕北民歌：委婉悲沧。它时而委婉如诉，时而悲沧呼喊，非常震动人心。就是歌唱爱情的陕北民歌也是委婉悲沧的，表现了爱情终是悲剧的实际意义。
记得刚到村子，我就问老乡谁会唱陕北名歌，老乡告诉我：“你们房东王勇年轻时唱得可好哩，十里八乡的婆姨女子都为他发疯哩。”王勇五十岁出头，满脸沧桑，成天叼着个旱烟袋，穿得破衣烂衫的，我怎么也不能把他与歌王联系起来。
一天，王勇靠在我们窑洞门口抽着烟袋听我们三个女知青坐在炕上说话。我说：“王勇大叔，听说你很会唱陕北民歌。给我们唱一个。”他先说：“不敢哩，官家不让哩。”可王勇大叔经我这么一提，心里痒痒起来，过了一会儿就禁不住说他要给我们唱个“妹子再好是人家的人”，他一开口就把我吓一跳，从来没听过这种乡土味的唱法，他再往下唱我就憋不住想笑，才唱了三句，坐在炕另一头的齐茜和刘志平已经哈哈大笑得喘不过气来，齐茜一边笑还一边说歌里的词：“唉哟，还想亲亲呢！”王勇大叔先是尴尬地不知所措，然后把烟袋锅往鞋上磕了两下，生气地说：“小女子，甚也嗨不哈！”（什么都不懂）说完就走了。
以后的几天我一直琢磨他的唱法，声音很高尖，大小嗓儿换用，有时还颤抖着发一下喉头音，我从没听过这种歌声，感到很有意思。我就又去磨他，我说：“王勇大叔，那天我没笑你，觉得你唱的好。再给我唱一首。”王勇大叔先是还不高兴，然后又开口唱了，这一唱又吓我一跳，他唱的分明是东方红的曲调，可是词完全不同：“骑白马，扛洋枪，三哥哥吃的是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妹妹呦，忽儿嗨呦，打日本我顾不上。”
后来我才知道，这首歌的最初版本还不是三哥哥参加八路军，而是《芝麻油》：芝麻油，白菜心，要吃那豆角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儿呦，忽儿嗨呦，哎呦我的三哥哥。
这个原汁原味的陕北民歌经过两变才变为东方红，三哥哥才变成了毛泽东。
那天王勇大叔还给我唱了刘志丹：正月里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是清官，拉上那队伍上横山，一心想共产。二月里是新春，江西下了个毛泽东，毛泽东势力重，坐上那飞机在空中，后带百万兵。
我问王勇大叔：为什么这首歌也不让唱，歌里不是说毛泽东的势力比刘志丹更重吗，是夸毛主席的啊。王勇大叔咂吧一口烟说：“俄嗨不哈！（我不知道）”
共产党到陕北早，所以霸占盗用的陕北民歌也最多，比如《东方红》、《翻身道情》、《绣金匾》、《拥军秧歌》》、《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等，都是霸占的陕北民歌。可以说，陕北民歌是第一个遭到官家霸占和糟蹋的民歌。
再举个例子，《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是霸占的陕北民歌《光棍哭妻》，原歌是这样唱的：高楼万丈平地起，盘龙卧虎高山顶，有婆姨的男人喜洋洋啊，没婆姨的凄惶惶，可怜那娃儿没了娘啊没了娘。
这首歌也表现了陕北农民用大词汇描述日常生活的文化习惯。其实老百姓最大的事就是居家过日子，娶婆姨和死了婆姨当然都是高楼万丈、盘龙卧虎的大事情。后来，官家就用《光棍哭妻》来歌唱毛泽东了。
陕北民歌的创作形式有几种，一种是对句形式，两句一对，比如这首歌：
要吃那砂糖化成水，要吃那冰糖嘴对嘴；
半夜里想起了干妹妹，狼吃了哥哥不后悔；
井井里挑水桶桶里倒，妹妹的心思哥知道；
阳世里和你交朋友，阴曹那个地府咱们配夫妻。
还有一种形式就是讲故事，比如《三十里铺》就是讲故事：提起那家来家有名，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村，四妹子看上了三哥哥，你是我的知心人。三哥哥今年一十九，四妹子今年一十六，人说俺俩天配就，可你把妹子闪在了半路口……
这里就要问问，三哥哥为什么把四妹子闪在了半路口？因为，三哥哥参加八路了，“三哥哥吃的是八路军的粮”。一听《三十里铺》这首歌，就知道它创作于三、四十年代红军来了以后，那时陕北民歌开始有了红颜色，《三十里铺》这首歌虽然原汁原味，但里面也掺了点儿红颜色。
最典型最出名最优美的讲故事的陕北民歌是《兰花花》，而且她没有被官家污染。去陕北前，我一直以为，任何歌曲最长也就是五六段七八段，可到陕北才发现，陕北讲故事的民歌一般都很长，《兰花花》就有四十多段呢。其实，只头几段就足够好了，可是以后出现许多人不断地做狗尾续貂的工作，没完没了地续，说兰花花后来怎么又和情哥哥跑了，怎么又生娃了，这也表现了民歌的随意性。我在村子里听老乡唱的头几段是这么唱的：
青线线的那个兰线线，唉，兰格盈盈地彩，生下了一个兰花花哟实实地爱死个人；
五谷里的那个田苗子唯有高粱高，一十三省的女儿呦唯有那个兰花花好；
正月里的那个说媒，二月里订，三月里大轿抬进了周家；
兰花花的那个下轿来，四下里张望，看见了一个老猴子呀，活像那一座坟；
你要死的那个你就死，我不稀罕，你前脚死来我后脚跟情哥哥跑。
我和我的那个情哥哥，有说不完的话，俺俩死也要死在那一搭。
有的陕北民歌只唱一段景象，也很美，《赶牲灵》就是其中一首。以前陕北做生意用骡子驮，把大山外面的用品物件儿驮进山里来。现代人都没见过跑生意的骡子队，我听当地人描述过，主要是那个走在头里的骡子最气派，它头上挂着三个像灯一样的亮片儿，胸前挂满了红缨子和铃铛，走起来，哗啦啦地响，那些赶牲灵的小伙子也是陕北女子们心仪的对象。这首歌表现的就是这个景象：
走头头的那个骡子呦，三盏盏的那个灯，
啊呀带上了的那个铃子呦噢，哇哇的那个声。
白脖子的那个哈叭呦噢，朝南地那个咬，
啊呀赶牲灵的那个人儿呦噢，过来地那个了。
你若是我的哥哥呦，招一招的那个手，
你不是我的哥哥呦噢，走你地那个路。
你不是我的哥哥呦噢，走你地那个路。
《山丹丹开花》这首歌也被官家纂改得非常厉害，我听过村里老乡唱的原版的一首《山丹丹开花》，是描述一段有趣的景象的：
山丹丹开花，背洼洼红，受苦人盼的是好光景；
人家说俺俩从小就有，可是我还没摸过你的手；
第一次我找你，你不在，你妈妈给了我一锅盖；
第二次我找你，你不在，你爸爸给了我一烟袋；
第三次我找你，你不在，你家的大黄狗咬了我的裤腰带。
还有一种陕北民歌形式就是隔山吼，一个在山这边，一个在山那边吼着唱，比如这首：对面山的那个圪梁梁上，那是一个的谁，那就是的那个要命的二啦妹妹，东山上的那个点灯呀西山上的那个明，一马马的那个平川呦，瞭不见个人。
对于陕北农民的文化生活，我经历过两件事印象深刻。一年冬天的一天下午，一个知青告诉我，农民在村小学校跳大秧歌哪，要去公社汇演。我很奇怪，官家一直不允许跳大秧歌的，怎么又突然搞汇演了。我不感兴趣，觉得农民跳舞不会好看，那个知青硬拉着我去看。去了一看，很是震惊。那几十个穿着破棉衣的农民，跳起大秧歌来，动作优美豪放，地上的土被踢得飞扬，人人脸上洋溢着兴奋和舒畅，确实令人振奋。那一刻让我强烈地感到，不管生活多苦多难，人们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渴望，是人心此同，人性此同。可是这次汇演却不让搞了，官家也没说原因。
第二个令我难忘的经历是又一年的冬天的一个下午，有个老乡找到我求着说：“晓东，公社要搞陕北民歌汇演哩，我们想要你领唱哩，大家都在小学校等你哩。”我说：“还有这事？领唱没问题，公社汇演定了吗？他们那些人说话可没准儿。”那位老乡说：“真的哩。”我跟着他到了小学校，一看，嗬，几十个破衣烂衫的老乡列成了合唱的队伍，见到我来了，似乎松了一口气，都满脸堆着笑。更让我震惊的是，他们还组织了一个七八人的小乐队！有几个拉胡琴的，有一个吹笛子的，还有一个吹唢呐的，两个弹一种又小又破的很便宜的杨琴，村支书高志兴也会拉胡琴，坐在乐队中间。他们告诉我说，要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这首歌是当时最红的红歌。
当时还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不愉快的插曲。村支书高志兴给了乐队一个手势，乐队就激动地演奏起来，声音还挺大，可能是他们太兴奋了，我一听调子高得也太离谱了，就喊停说：“太高啦，太高啦，起码要降八度。”说完这话我就感到他们都好像当头被泼了一盆凉水，不知所措地看着我，村支书高志兴紧张地站了起来，拿着胡琴尴尬地看着我，合唱队伍中的一个农民厉声说道：“晓东！要唱就唱！摆什么架子！”我这才知道他们误会了，怕我不唱。我那时年龄小，不知道怎么缓和气氛，就说：“调子这么高，怎么唱？”又尴尬僵持了一会儿，村支书高志兴就对乐队说：“那就降八度。”这一降正巧降到了我感到舒服的音调上，这下我就敞开了嗓子，那些农民也都来了情绪，全都敞开了拦羊的嗓子回牛声。想想那个镜头：一群衣衫褴褛的农民跟着一个女知青娃兴高采烈地唱歌。我当时又一次强烈地感到，不管生活多苦多难，人们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渴望，是人心此同，人性此同。可是这次汇演又不让搞了，官家又没说原因。
中国开放三十年来，陕北民歌也在恢复，但是，那种被红色污染的痕迹却很难洗尽。我一直幻想有一天，陕北还能够恢复到那曾经的山清水秀，和民歌悠扬的美好过去。陕北农民本就具有浓厚的勤劳致富，耕读农家，厚德载物的历史文化根基，只要还给农民土地和自由，使耕者有其田，这一切都不会是不可实现的幻想。
最后，让我以我在陕北时听到的房东大叔王勇唱的陕北民歌《妹子再好是人家的人》来结束这篇文章：
三春里的那个黄了风，哎哟哟哎–数九的个冰，
难为不过那人呀么哎哟哟，哎–哎–想亲亲，哎呦想亲哟亲。
马茹茹的那个开花随着风风，
妹子再好是人家的个人。
红个缨缨的鞭子黑格溜溜的马，
一对对的那个毛眼眼，我咋丢下。
樱桃好吃哎哟哟哎—树难栽，
心里有那个话呀么哎哟哟哎哎口难开，哎哟口难哟开。
干炉草那个填在灶火里，
咋就烧不热个妹子我烧不热个你。
山沟沟的水呀背洼洼的花，
天仙样样的妹子我咋丢下，
天仙样样的妹子我咋丢下。
三妹于芝加哥家中
二○一五年十一月九日
《前哨》二○一五年十二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