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语教师韩思文将自己在中国生活时的各种荒诞、有趣和奇妙经历，集结成其新书《裸婚》的精彩题材。他自认为是“会做人的中国女婿”，在谈到如何经营异国婚姻时，韩思文有自己幽默独到的见解。
来自德国小镇布伦斯贝克的德语教师韩思文（Sven Hänke）说得一口流利中文，在微博上还是拥有近5.5万粉丝的博主。2006年至2012年，他曾先后在天津南开大学和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担任德语讲师，并在中国结识了如今的妻子。交往一年后，当时没房、没车、没有高薪工作的韩思文向女友提出了“裸婚”的提议。如今与妻子生活在德国的韩思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享了德中婚姻的趣事，并介绍了自己的新书《裸婚》（Nackte Hochzeit）。
记者：你是怎么认识你太太的呢？两人决定要“裸婚”时，家里是否出现阻力？
韩思文：当年到了南开大学教书，在那儿人生地不熟也不会中文，大学那边就替我安排了一个女学生来协助我，带我去买手机，我们是这样认识的。一开始只是朋友，又是师生关系，直到2008年才进一步互相认识。2010年的时候我们两人去领证，2012年办的婚礼。结婚时说不上有阻力，不过很多事情需要适应。怎么筹备婚礼、在哪里举行都必须安排。我还得到她们家“面试”一番，给他们好印象，过程很有意思。她的家人喜欢我，我的家人也喜欢我太太，事情就变得简单多了。
记者：跨国婚姻中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曾经因为文化差异而大吵吗？
韩思文：最困难的部分应该是，当我们开始一起生活后，其中一个人就得生活在异国文化中。至于吵架，我想筹备婚礼的时候真的很困难，我在书里以诙谐的方式描述，确实有时候状况真的挺好笑的，不过也有时真的很难理解对方要什么。例如我不理解为何要在婚礼前拍婚纱照。我们花了一段时间才找到怎么拍得有意思一点的方式，原本的拍法非常浪漫，甚至有点老套。我想问题是在于，你必须先了解这件事是怎么回事，然后才会发现，原来在中国就是得这样。
记者：你在微博“德语老师Sven”中介绍自己是“会做人的中国女婿”。为什么？你在书里提到自己“入境随俗”，也称呼岳父、岳母为“老爸”、“老妈”。
韩思文：哈哈。这当然了，因为我是中国女婿嘛，必须叫他们老爸老妈。他今天过生日，我打电话给他说：“老爸，生日快乐！”说到会做人的例子，我是真的喜欢中国文化，吃的方面我真的变成中国人，德国菜我觉得是可以吃啦……不能让我妈妈听到我说这种话。
记者：还有什么文化或习惯上的差异呢？
韩思文：我们现在因为家里装修住在朋友家，我因为没有脱鞋，我老婆骂我了。因为这个原因，她有时候会批评我。还有一件好笑的小事：德国的垃圾分类有点复杂，我老婆也会做分类，但偶尔会犯错。我就觉得，都已经在这里生活三年了，怎么还能弄错，对这件事我就很仔细。
她现在怀孕了，中国式的做法也让我觉得奇怪。坐月子这种事我以前一点概念都没有，例如一个月不洗头啦。在德国，孕妇也会做家事、做运动、做任何事。但中国人却对所有事情都小心翼翼。这对我而言是新体验。
记者：你觉得德国人和中国人在面对婚姻时有何差异？
韩思文：中国人好多人说没有房、没有车就没有老婆、没有婚礼。我第一次听说“裸婚”这个概念的时候有点难受，觉得不太浪漫，中国人一点都不浪漫，他们说看钱、看车、看房子，没别的了。但我能理解，就像中国人说，钱不是万能，但没有钱万万不能。我觉得中国人更看重稳定，德国人则重视浪漫、感觉。还有家庭在中国更重要，在德国结婚不是家庭的事，而是你自己的事，在中国却是家庭的事。
记者：中国有个说法，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而是两家人的事。
韩思文：肯定是，我向我老婆求婚的时候，她说“我不能现在说我愿意，我必须先问过父母”。在德国，你跟人说我要问我爸爸妈妈，他肯定是疯了。
记者：在婚姻中如何克服文化差异呢？
韩思文：聊天、吵架、欢笑。我在中国生活了六年，心里觉得自己是半个中国人，我太太也相当适应西方，我们两个组成了一个新国度，介于中国和德国之间。
记者：在中国最大的文化冲击？
韩思文：在准备婚礼的过程中我才理解，两个文化的区别真的很大，这是为什么我写了这本书。里头讲述了我在中国的有趣或荒谬轶事，是我经历过的趣事，可以跟想去中国长居、度假的读者分享，或纯粹作为认识异国文化的读物。这是我在中国六年的经历。我最大的文化冲击是在最后一段时间里发生的，就是我的婚礼，它算是我在中国的“毕业证”吧，证明我认真地尝试融入这个文化中。
记者：这本书会在中国出版吗？
韩思文：目前没有这个打算。出版社说如果我自己安排，他们会支持我，但他们现在没有这个打算。我会先看看在德国出版后的反应，再决定要不要自己跟中国出版社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