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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彦:为什么(空气)污染对中国是好事

(博谈网记者欧阳剑编译)本文译自Ian Johnson(张彦)于12月8日发表在《纽约书评》上的文章。下面是原文译文。

我是一个武术队的成员,这个武术队每年都在北京的庙会进行表演。武术队中一半是儿童,几乎没有例外地每天下午3点在北京城西的一个公园里集合,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搏击练习。老师是一个魁梧的37岁公交车司机赵先生。他的个人座右铭是:‌‌‌‌‌‌“人生不过一场梦,要时刻保持微笑。‌‌‌‌‌‌”

周二,赵先生不再微笑了。下午2点左右,一个孩子在微信上问大家是否去公园。赵先生很快回复道:‌‌‌‌‌‌“谁也不要去公园!空气太毒了!呆在家里!等着周末空气好转。‌‌‌‌‌‌”

这是一个改变。在过去几年中,我们武术队一直都在练习,无论空气多糟。北京第一次重大的‌‌‌‌‌‌“空气末日‌‌‌‌‌‌”(airpocalypse)发生在2013年,当时北京空气质量读数到了755。在一个著名的推特发文中,美国大使馆称其为‌‌‌‌‌‌“疯狂的糟糕‌‌‌‌‌‌”。但是,还没有糟糕到让赵先生取消武术练习的程度。上个月也没什么不同。在11月30日,读数到了611,但是大家也去练习了。在这些空气特别糟糕的日子里,我就找借口不露面。有时候,我会戴上口罩,就在快到地方的时候再摘下来,当然,别人不戴口罩,我自己感觉戴着口罩就像是一个什么都知道的外国人。

那么,这一次有什么不同了呢?我想答案是大家渐渐觉醒了,认识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世界工厂让人们更富了,但也毒害了环境。这是中国人渐渐慢慢觉醒的又一个例子—更好的教育,更富裕,更了解情况的累积效应。政府可以掩盖其侵犯人权的行为。它可以对突出的活动人士进行秘密审判。但是它不能轻易地掩盖这种空气,或归咎于外国人。它意识到,如果人们看到它处理这个问题,那么它就不会造成太大的政治影响。

(限制外出等)这些是严厉的措施,但是与当局处理以前的空气危机相比,是明智的。当时,当美国大使馆开始检测空气质量并在推特上公布结果时,官方新华社批评为‌‌‌‌‌‌“不准确‌‌‌‌‌‌”,‌‌‌‌‌‌“非法‌‌‌‌‌‌”。在11月底的空气污染爆表时,当地一个绿色和平组织的活动人士写文章批评当地政府没有发出红色警报。如果读数600还不发布,那么什么时候该发布红色警报?

文章在微博上广为流传,但是很快就被删掉了。但是,这次当局似乎听见了,并实施了严格措施。这反映了当局终于意识到这对普通百姓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这种意识开始导致了具体的政策变化。到2012年底,当局在北京市设立了监测站。两个年轻的中国应用程序员设计出了我认为是测量空气质量的最好应用:China Air Quality Index(中国空气质量指数)。该应用对全国411个城市都有测量,可以观看污染的云层横扫全国的细节。

那时我和开发人员有过交谈。他们说大部分下载很可能是外国人,但是他们指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似乎在下载。2013年,这种感觉似乎在加强,我在当时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钢城邯郸待了几周。后来,北移到了保定,但是这两座城市都坐落在世界上最集中的钢铁生产中心,全部靠燃煤为动力。在我当时写一篇文章的时候,不满情绪甚至在钢铁工人中也在增长。

当地党校的官员告诉我,党意识到了不满情绪在增长,在指示官员们确保工厂污染真正得到控制。

那么,这与巴黎进行的气候谈话有关吗?我认为有。中国的一贯立场是:少烧煤、关闭工厂代价太高,还会造成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如果你们—西方—想要我们这样做,那就帮我们买单。

这仍然是中国的立场,但席卷北京的污染让中国在巴黎会谈上更难强硬。如果因为中国的不妥协而造成了谈判失败,那么这个消息就会透过审查渗透回来,造成人们的不满。这不会拉响政治红色警报,但是在一个经济已经放缓的国家,这将造成更多不满。尽管看起来相悖,然则中国北京的‌‌‌‌‌‌“空气末日‌‌‌‌‌‌”或许对其长期利益来讲是有好处的。

译文略有删节

阅读原文:Why Pollution is Good for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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