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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研讨排污许可制 环保人士:关键在公众监督

浓重雾霾下的北京(2015年11月29日)

联合国气候变化巴黎峰会谈判紧张进行之际,中国政府主持的一项关于排污许可制度的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探讨如何建立官方所说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排污许可制度体系。民间环保人士指出,政府建立排污许可制度的愿望是好的,但是关键在于能否有公众参与和监督,防止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否则落实的效果难以保证。

中国环境保护部在其官方网站发布消息说,12月4日至5日,排污许可制度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美国、德国、日本的环保部门、政府、组织,和国内部分省市、中央企业、高校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在一天半的时间里,与会代表将以完善中国排污许可制度为主题,就排污许可的制度框架、技术体系、监督实施机制等进行深入讨论,为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排污许可制度体系建言献策。

环保部网站的消息说,中国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出席开幕式。陈吉宁强调,要将排污许可建设成为固定点源环境管理的核心制度,进一步整合衔接现行各项环境管理制度,实行排污许可“一证式”管理,形成系统完整、权责清晰、监管有效的污染源管理新格局,提升环境治理能力和管理水平。

官方倡导的排污许可制度构想得到了民间环保人士有保留的肯定和拥护。中国十大民间环保杰出人物称号获得者、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碧鸡镇人大代表张正祥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建立排污许可制度的提议挺好。

他说:“好的就是它把排污的行为以一个制度进行规范了嘛。就是它通过排污的许可证,许可证要要达到标准,达到排污的要求,才可以排污。”

说到这里,这位在云南滇池自然保护区同基层地方官和无良商人博弈了三十多年的农民话锋一转说,这样的许可制度需要监督才能发挥作用。

他说:“这个许可完全是发的,它是要有关部门和官员来掌控的。不是说法律规定了这个许可证制度,它就达到了排污的要求了。排污许可证可以通过关系通过权力通过亲戚去取得。还是一句老话,中国不是法律大,它是权力大。总的来说,就是一个利益,利益的链条,这是利益集团。就是利益阶层。用什么制度都是没有作用的,没有效果的。它什么都可以变通、变更。”

当前的巴黎气候大会上,中国、美国等世界主要污染气体排放国家正在跟联合国其他成员国就达成一项历史性的框架协议进行最后的讨价还价。中国官方和企业界向这次大会派出了人数众多的代表,以示重视。

但是,在以提升GDP(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官员政绩和以牺牲自然环境来换取短期经济效益的发展模式下,中国许多地方的空气、水源和土壤等方面的污染已经对公众的健康和安全产生了严重后果。

就在几天前,中国北部和东部遭遇了入冬以来最严重的雾霾和空气污染,北京和周边一些城市纷纷发出了危险级的重度雾霾预警。美国驻中国使馆11月30日前后发布的北京地区空气质量PM2.5指数严重超标,一度爆表。

关于排污许可制度的国际研讨会就是在这个严峻的形势下召开的。

民间环保人士张正祥强调,再好的制度也必须交由公众参与监督,而不是放任图利的专家、违法的政府官员和贪婪的商人们暗箱操作。

他说:“许可证必须由公众监督。它必须有公众的参与,民主的监督。如果没有公众的参与,只有专家、官员那么几个人说了算,这个许可证它就是个假的。专家、政府和商人三家说了算,还有开发商。实际上是官商两家说了算。它不是由公众,特别是不会采纳有权威的、真心实意地为环保关心环保的人监督。比如说,我们说的话,他们根本就不会听。不但听不进去,反而说我们反对(政府),说我们违法,说我们破坏,给我们扣上很多帽子。”

2002年,为保卫云南滇池风景区周边的自然环境免遭官商勾结的土石开采破坏,张正祥曾身受重伤。此案惊动了北京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和建设部,并导致滇池风景区的土石开采被制止。几年后,这位山区农民被授予了一些国家级荣誉。

但是,张正祥告诉美国之音,这些年来,尽管中国政府为了治理滇池投入了人民币数百亿元,滇池的水还是没有变清,而且当地的环保人士仍在遭受地方当局的打压和迫害,一位名叫全利平的志愿者受到了当地司法部门的起诉。

滇池发生的事情并非唯一。2007年4、5月间,江苏太湖蓝藻爆发,导致无锡地区二百万人断水危机。此后不久,因多年致力于举报环境污染案件而有“太湖卫士”之称的当地农民吴立红遭地方当局以“敲诈勒索罪”判刑三年,其妻许洁华和女儿吴韵蕾前往美国代领民间团体授予吴立红的言论自由奖时曾屡遭地方部门刁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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