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10年前，我刚刚到美国读书。开学第一天，学校里面为我们这些留学生专门开了一堂新生辅导课。我印象深刻的是，辅导老师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到了美国得学会一个“最牛的词”：The powerful D。她说，你们遇到麻烦的时候，比如说停车停得不是地方、警察要给你贴条子等，你就说：“D…D…D…”不等你把这个单词完整说出来，警察就会乖乖地走人了。
什么词的力量如此之大？原来是Discrimination，中文意思是歧视。美国人最怕的就是别人说他们种族歧视。
听到之后，我不过是一笑置之。但是，慢慢和美国人接触多了，才发现种族歧视的确是美国最大的禁忌。美国白人喜欢结交黑人朋友、热衷黑人文化、喜欢领养外国小孩、喜欢下外国馆子，都是因为这能让他们标榜自己是最没有种族主义气味的人。
在美国，言语稍有不慎，就能被定性为“种族歧视”。有一次，我和高年级本科生一起听计量经济学课。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个“∧”符号，兴之所至，开了个玩笑，说：“这多像个中国小帽子啊。”话音未落，一个华裔学生马上正色问道：“老师，你刚刚说的什么？”那个老师当时脸就吓白了，他赶紧用了足足五分钟时间，反复解释自己没有任何要嘲笑中国人或亚洲人的意思。他是热爱中国文化的，甚至还要举例，说自己的孩子在幼儿园都学汉语。我在下边，又想笑，又感慨。
从进步的意义上讲，反对种族歧视，是西方人对自己过去干过的错事和蠢事的反思。一位美国朋友告诉我，美国白人之所以对黑人充满负罪感，是因为黑人的祖先是被白人拐卖过来的，而不是自己主动选择移民的。诚哉斯言，不过要说起来，美国白人最有负罪感的应该是对印第安人。遗憾的是，美国人好像并不喜欢反思他们对印第安人的恶。我很想继续和我的美国朋友探讨这一问题，但他已经毫无兴趣了。
这种反思很难说是彻底的，它不仅无助于提升西方的道德水准，而且正在使西方变得更加脆弱和无助。民族主义是西方人打开潘多拉盒子之后放出来的第一个恶魔。
罗马帝国崩溃之后，西欧陷入了小国林立、长年混战的局面。民族主义本来就是在这种支离破碎的政治地图上长出来的毒蘑菇。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天然的产物，而是国家之间为了加强对本国居民的控制有意强化出来的意识形态，是“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硬化了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之间的差异，并不断地挑起仇恨与屠杀。
正如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引用的一本小说中所说的：“除非我们憎恶非我族类，我们便不可能爱我族类。”正是在长年的征战之中，才最终演化出了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原本没有民族主义这种东西，西方征服了世界，也就将民族主义的毒芽种到了各个地方。
巴尔干号称是“欧洲的火药桶”，这里有异常复杂的民族和宗教。但是，当西方没有到这里之前，当地的民族认同相当淡漠，大家都能相安无事。当民族主义被传播到这个地区之后，战火才开始绵延不断。非洲的卢旺达，原本生活着许多不同的部落。到20世纪30年代，当时的比利时统治者非要把卢旺达人分成两个民族，一个叫“胡图族”，一个叫“图西族”。电影《卢旺达饭店》中，一个西方记者问当地人，这两个民族究竟有什么不同。据说，区分的标准是鼻子的高度不同、走路的优雅程度不同！
如今的文化多元主义，依然在硬化群体之间的差异。尽管不像过去的民族主义那样咄咄逼人，而是西方的隐忍和退让，但基因是一样的。这种观念要求区别对待少数民族，给他们更多的补偿、给他们更多的自由。但是，善良的愿望并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美国社会中的“黑白界限”依然分明，黑人不仅没有感到满意，反而变得越来越愤怒。问题出在哪里？恐怕就是走了岔路。
美国的创始人早已经提醒要“合众为一”。美国一直号称自己是“大熔炉”，结果呢？这个大熔炉变成了分离器。欧洲的情况比美国更差。美国是世界上最开放的移民国家之一，源源不断的新移民为美国补充新鲜的血液，但欧洲已经步入人口老龄化，一步步日薄西山。人口老龄化带来了移民问题，但欧洲在这方面做得更差。一方面，欧洲的民族主义更加严重，尤其是一些激进的种族主义者又沉渣泛起。另一方面，为了遏制国内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欧洲的文化多元主义更加绥靖、更加软弱。
如果欧洲没有认真思考如何融合和团结不同人群，如何处理不断萎缩的白人人口和潮水般涌来的非洲、中东、中亚人口之间的矛盾，那么，在不久的将来，欧洲将会土崩瓦解。
或许，有一个古老的国度能够为西方世界提供智慧。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民族的概念，汉族人口中包含了人类学意义上完全不同的人种，包含了不同的宗教信仰，包含了异彩纷呈的语言、习俗和文化。这才是真正的“大熔炉”。
我曾经读过一本《犹太史》。书中说到，犹太人漂流到世界各地，都遭到当地人的白眼，因此他们在异乡仍然顽强地保留着自己的习俗和传统。唯独有一支犹太人，到了中国的河南，被当地善良的农民同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