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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义:守护心灵深处的光辉

——在齐家贞《黑墙里的幸存者》讨论会上的发言

谢谢家贞送我这部大作。花几个晚上一页一页读完,最直接的感觉是很亲近。我们是重庆老乡,书中频频提及的那些地名:和平路、七星岗、较场口、大田湾、两路口等等,都与我的幼年生活交叉。她比我年长,我可以通过她的文字来重新认识故乡重庆。我家也住过和平路。这条和平路,在我幼年的记忆中狭窄、阴暗、泥泞。我不愿回忆这条和平路。我十几岁的大姐被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与示众性的集体处决吓疯了。每天半夜,她会站到床上,扒着牢房似的高高的小窗朝街上惨叫,搅得四邻不安。我记忆中的和平路就是这一声声惨叫。因此,家贞笔下的街景与生活气氛对我有治疗的作用。

书归正传,谈谈读后感。

年轻时,我读到过一位俄国作家写下的如下文字,大意是:每一个反抗沙皇专制的囚徒,都会献给我们一部苦难的关于监狱生活的自传。我实在记不清是谁说的,但那种含有否定性意味的语调使我极度惊奇。为什么这么说?不是揭露黑暗吗?于是,这段话我一直记在心里,难以忘却。岁月飞逝,当我经历了流亡,习惯从远处回望故国并渐入老年之境,开始有了理解。我不反对揭露黑暗,我自己也是从那里出发的。但黑暗,或者具体地说共产极权那种邪恶的创造力是无与伦比的,任何一个作家,任何人类想象力无法企及。我们曾把写作《一九八四》的奥威尔奉为先知,因为在他的著作中,对于极权黑暗的想象和预言达到极点。但是,面对眼下的中国,奥威尔能说什么呢?极权主义的最新变种竟然可以控制空气,人工制造“阅兵蓝”,实名购买菜刀、剪子,实名吃饭、实名如厕……那么奥威尔和他的《一九八四》还有多少价值呢?

对于每一部囚徒自传,我都是比较苛刻的。每一位反抗共产极权的囚徒,都需要重复一遍我们早已熟知的残暴吗?只是因为家贞人好,只是因为她的邀请,我才放下自己的写作,开始阅读这种令人呕吐的血腥。

先读了序言,写得不错,没有过度溢美,平实地介绍了一个父女两代人寻求自由的血泪故事。读毕掩卷,我完全认同两位序言作者的推荐:这是一部公正的令人回肠荡气的书。最难得的,是齐家贞的诚实。她并没有自我美化,而对自己进行了严格的审判。她不加掩饰地写出在狱中的自我改造、“活学活用”、被狱卒的“信任”所奴役种种。十年铁窗出来,为共产党辩护,令家人惊讶到极点,说她“比省委书记还要进步”。父亲是被她连累的,她先出来,探监时还要批判父亲的顽固不化。这种忏悔精神是绝大多数自传性作品所缺乏的,是本书亮点,至为珍贵。父亲、母亲、弟弟兴国都写得好,光彩夺目的人物。出卖齐家贞的线人蒋忠梅一家也写得好。许多细节也写得好,如拿马桶当镜子,吃蛔虫,吃死孩子,饿得要死,“连长在树上的青花椒米米也抹下来吃。吃了过后,两片嘴唇麻得像两块木板,失去知觉。”真是匪夷所思。

时间有限,我只能谈谈令人最感震撼人物:齐家贞的难友——几位疯狂的女囚。

性格丰满而令人敬重的,首推与毛泽东势不两立的熊兴珍。

这是一位家庭妇女,性情温柔的女人。她的罪行是用毛语录塞老鼠洞,加上被逮捕时高呼“打倒毛主席”,更多的没有了。她的解释是:拿毛语录塞耗子洞是因为大小正合适,呼喊“打倒毛主席”是因为来抓她的人把她激怒了。有意思的是,她根本不认为自己错了,似乎有一种不明世事的天真。狱卒命令熊兴珍向毛像低头认罪——精彩的场面出现了——熊兴珍低了头,“身子却不露行迹地一点一点偏离毛像,直到转过去四十五度。”狱卒发现了,叫犯人把她的身子扳正,她又一点一点偏转。又扳正,又偏过去。到后来,叫犯人把她的身子夹紧再扳正,再偏过去,沉默不语,却像牛一样犟,就是“不转过来正对毛主席”。针对这一肢体语言,狱卒滥施淫威。家贞如是记叙:

……熊兴珍逆来顺受地任凭两个人拿绳子在她身上折腾,骨头咯咯作响。‘大扎’后继续要她向毛低头请罪,她坚持把头歪在一边,直到满身大汗,脸色苍白,人倒在地上几乎虚脱才松了绑。松绑后,她睡在地上好一阵才回过气来,但她的头始终没有正对过毛主席像。

熊兴珍没有发怒,也不曾大叫,只是用一个小小的执拗的动作坚持她的全部信仰。我对她如此不加掩饰的对抗精神深深震动。

在座的有不少是当年的好汉,我不知道“谁敢?”我经历过这种“批斗”,扪心自问,我不敢。在那种场合,这一个小小的动作,可能招致当场打死。读到此,我想起了一个成语:势不两立。还想起了一个故事:“太原五百完人”:在中共席卷大陆的那场战争中,太原保卫战打得漫长、残酷、决绝,半年之后城破,山西省代主席梁敦厚为首数百军政官员,按照阎锡山“不做俘虏,尸体不与共党相见”的指示,相继自戕殉国。自尽之前,山西省国大代表、阎锡山堂妹阎慧卿在最后绝命电中写道:“……军民千万,浴血街头。同仁五百,成仁火中。妹虽女流,死志已决。目睹玉碎,岂敢瓦全?生既未能挽国家狂澜于万一,死后当遵命不与匪共见。临电依依,不尽所言……”部下举火焚尸,成就了他们的誓言:“生不与之两立,死不与之觌面”。

熊兴珍这个小小的动作,同样是一个“势不两立”的精神象征。毛泽东曾辩解:“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其实他心里明白,他正是靠杀人来统治。从“富田事件”到“镇反”、文革,最重大的几波屠杀甚至滥杀,都是毛亲自发动、指挥的。它传递了一个信息:只要你敢于反抗,哪怕仅仅是一句话、一个动作,杀无赦。绝大部分受害者都把这种残暴归咎于执行者,而善良地认为毛并不知情,被蒙蔽,经是好的,被念歪了。熊兴珍很了不起,她接受了理解了这个信息,并对信息的发出者毛泽东做出明白无误地回复。

接下来,齐家贞写道:“不能说我对(熊兴珍)反共反毛的行为有什么共鸣,那个时候我事实上是拥护毛主席和共产党的,尽管已经是它们的阶下囚。我被熊兴珍的固执与坚守震撼、感动……”

熊兴珍因为与毛泽东的直接对抗被捆绑多次,从不认错,捆着还说:“我当死反革命,当反革命死。”齐家贞心有不忍,劝诫她说,“你不兴好生点,牟光珍死了,下一个该轮到你了。”她不改一脸的温柔,答道:“我不得死,我晓得。”她完全理解齐家贞的善意,温和地微笑着说,“真的,齐家贞,你不要担心我,我肯定不得死。”熊兴珍坚定的信心令人不解,追问下去是因她做过“实验”:拿两个广柑放桌上,一个是国民党,一个是共产党,结果代表共产党那个广柑烂了,“国民党”还好好的。因此,共产党要垮台,国民党要回来,这就是结论。齐家贞说:“胡扯!熊兴珍,你好生读读报,看一下现在的形势……”熊兴珍不为所动,平静地笑着说:“我不看报。我晓得。”齐家贞的感叹是:“熊兴珍在两个广柑上建立起她全部的信仰,稳如泰山,没有人把她扳得回来。”

有一次被捆绑后,刚从树上放下来,齐家贞被命令帮她写悔过书,她的口授仍然是“打倒毛主席!毛主席来了吃不好,穿不好,耍不好。蒋介石万岁!蒋介石来了吃得好,穿得好,耍得好!打倒毛主席!坚决打倒!”齐家贞劝不住,只好故意漏掉一些关键字句。但熊兴珍还要检查,要求把漏掉的一一补上,然后就满意了,赞扬道:“对了,这下对了,齐家贞,你记录得真好!”不出所料,这样的一份“悔过书”把她送进了单独囚禁的小监。她就从墙上挖石灰块在地上写,仍然是“打倒毛主席”和“蒋介石万岁”。写不来的字就画一个方格,有人来问方格是什么意思,她则迫不及待地详加解释。狱卒来拍照取指纹,准备重办,熊兴珍毫不畏惧,每天照写不误。齐家贞去看她,她得意地表演自己的新发明:用厚敦敦的牛皮菜杆当黑板刷子,不断把旧标语刷掉,再写新的。齐家贞无话可说,只能恨她一眼。她则回报以友好的微笑。多年之后,齐家贞写道:“这笑还是那么温柔,始终混合着一种阶级斗争风浪中成长起来的女人们永远缺乏的妩媚。”观察得多细致,写得多好,多准确!

这个把希望与信仰建立在广柑上的温柔妩媚的女人终于被他们谋杀了。她被戴上手铐,在刺刀押解下去参加“宽严大会”,丝毫没有觉察肃杀之气,还以为即将获释回家。监狱长宣布“熊兴珍死刑,立即执行”时,她呕吐了。齐家贞写道:只是在这一刻,仅仅是在这一刻,熊兴珍才相信了:建筑她全部信仰的基础——一只烂广柑的故事不足为凭。

齐家贞的回忆录中写到好几个精神状态十分微妙的女囚。她们游移在发疯、半疯之间,似疯非疯、清醒却又不完全清醒。这种复杂的状态,使我们的笔苍白无力。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另一位女囚王大芹,优秀的女大学生。齐家贞第一次看见王大芹那个布满坑坑包包奇形怪状的大铝碗时,就确认它是举世无双的。据说王大芹父亲是大地主,被新政权镇压后母亲改嫁。王没有和父亲“划清界限”,却与母亲划清了界限。母亲寄来一双布鞋和一个大铝碗,布鞋被她扔进马桶,铝碗则被她当作出气筒在地上砸扁。砸扁千百次,同监犯人千百次捡起来敲平,给她盛饭。王大芹原判四年加刑五年共九年,刑期届满被狱吏捆了一绳,据说是想治治她的疯病。松绑后,齐家贞试图帮她把扭曲在背后的双手放回前面,她却像触电一般尖叫起来。齐家贞这才明白久绑的手只能让它一丝一丝自行复位,否则如同再次上刑。齐家贞劝她不要再装疯,好好接受改造,满刑回家同妈妈好好生活。一提起她妈,王大芹边哭边笑地说起了疯话。叫她不要乱说,她却愤怒起来,瞪大眼睛喊道:你才是乱说,我怎么会乱说,“有人专门指挥我,指挥的人不得错。”——看起来,王大芹确实疯了。有一天,两人一起扫地,王不扫,手握扫把站在那儿唱她的歌。齐催她往前扫,不要钉在那里不动。不料王用扫帚柄重重地照齐家贞头上一击,打得齐眼冒金星。王大芹紧忙道歉,懊恼得哭起来,边哭边向狱卒大声报告,请求处分。王做了一个看似推诿责任的解释:“手是我的,但不是我自己要打”。——读到这里,大致可判断王大芹确实出现了精神问题,很像是比较严重的双重人格。又不尽然:和齐家贞一起站在报架前看报时,她东张西望并不认真,却突然指着大批判文章说:“这又是在搞白色恐怖了。”又一次,她用尖瘦的手指戳着“三忠于”、“四无限”的新闻笑道:“这是办不到的,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事物,‘无限’就是把事物绝对化,就只能流于形式了。”——一针见血,振聋发聩!齐家贞感到,透过王大芹似疯非疯的话语,她看到了真理的光辉,这光辉在自己一片浑沌的心里闪亮。这一段也写得好。闪亮的真理,闪亮的文字!

我仍然难以摆脱一种无力感。思想与艺术的无力。我们可以望到那遥远的光辉,我们的笔力却难以达到心灵的深处。在共产党监狱的非人摧残下,她们的神经与理性早就应该崩溃、也确实崩溃了。但女性所特有的坚韧、直觉和情感,仍然不离不弃地支撑着她们的大地和天空,并不时冲破精神的迷雾,闪现出人格的光辉。齐家贞说,熊兴珍是在两个广柑上建立起信仰。更准确地讲,两个广柑上建立的只能是希望而不是信仰。信仰的对象不会是形而下的广柑,只能是某种神圣之物。在宣判死刑那一瞬间,熊兴珍的信仰崩溃了吗?我猜想没有。古人早就说过:“慷概赴死易,从容就义难”——上刑场时,总会有某些难以抑制的生理反应。呕吐只说明她在一瞬之间意识到死亡来临,却不能证明信仰的崩溃。无论熊兴珍、王大芹们是否信仰上帝,但上帝在创造人类时安置于我们心灵深处的那个良知是永不可摧毁的。我们透过她们精神异象所窥见的内心之光,正如爆发的火山,原是运行于心灵深处的地火。齐家贞的成功,在于她极其敏锐地感受到这光,并忠实地传递给我们。在这部600多页的大书中,我以为,这些女囚不时闪现的心灵之光是埋藏最深,也是最明丽夺目的光芒。让我再回过头来分析熊兴珍的那两个广柑,那或许是她的信仰、良知与绝望现实之间的搏斗。在她温柔平静的笑容后面,是灵魂的受难。又脏又臭的熊兴珍、王大芹们,与同样又脏又臭被摧残至精神异常的林昭、张志新、钟海源等圣女一样,是古希腊悲剧式的灵魂受难的英雄。整个极权统治是一场巨大的精神瘟疫,不仅摧毁了数以千万计人的肉体,还摧毁了几乎所有人的心灵。这些用生命守护着人格完整的女囚们,成为我们的精神拯救,成为圣洁。如果说这本书还有什么不足,就是在几位女囚身上用力不够。这不是苛求,齐家贞具有这种条件:不仅观察细致入微,有文学修养,还跟她们朝夕相处多年,将来再版时,也许应表现得更丰富,开掘得更深。

在这个话题上,请允许我再多说两句。家贞这部书中还记叙了一个“令人毛骨耸然的峨边农场”,一万多人,三年大饥荒下来,只剩了一千多。“每天早上,任何一个还活着的犯人,必须先拖两具尸体扔进山谷里,才准吃早饭,二两包谷馍馍。一个人拖不动,可以两个人合力拖四具。……所以,犯人清晨醒来,知道自己还能穿鞋走路,就赶紧爬起来去抢轻一点的尸首拖。”这些死亡边缘的犯人还要劳动,而且是拉纤,拉木船上滩。人饿得要死了,拉一条船,人数由几个增加到十几个、几十个,纤绳还是拉不直。最魔幻的是,狱吏的鞭子不敢打下去:没有人还能经得起轻轻一鞭,一鞭就打倒一个人;只要一个人倒下,二三十个人就都会被拖倒,一个接一个,倒下便断气,没有一个能再爬起来。——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这样震撼心灵的画面没有产生出像列宾《伏尔加河上的纤夫》那种伟大的作品?——无论是文学、绘画、音乐。若以场面、背景、深度论,峨边农场的纤夫比伏尔加河的纤夫岂止超越一个数量级!列宾创作这幅画时,画中每个人物都起了名字,还写了小传。——为什么?要知道姓名与小传是无法由色彩和画布表达的。但伟大的列宾如此做了:他想触摸人物的个性与心灵。由是之故,最后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杰作之上,可以感觉到某种心灵之光:人物由内心透露出来的,以及艺术家由自己心灵投射过去的。我自然不是责怪家贞,而是在责怪以艺术为职志的中国文学艺术家,包括我自己。

关于文学艺术创作,初级的道理是复杂的,而终极的道理总是很简单,简单到就是一束光:信仰、希望和爱。

以上陋见,就教于家贞及各位朋友。

2015年10月4日于华盛顿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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