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卜杜萨特拉·本·穆萨，获2015年诺贝尔和平奖的突尼斯全国对话大会其中一个机构突尼斯人权联盟主席。摄：FETHI BELAID/AFP
10月9日中午，阿卜杜萨特拉·本·穆萨（Abdessattar Ben Moussa）的手机被打爆了。和那些嗓音激动、连声祝贺的亲友一样，他刚刚从电台听到：2015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突尼斯全国对话机制。这个机制由四个组织协力支撑，本·穆萨是其中人权联合会的主席。
从朋友那里得到他的手机号码之后，整整一夜没有打通。“本·穆萨先生要开一个紧急闭门会议，”他的同事提醒，“会后才会开机，你也知道，线路非常繁忙。”
第二天下午我再尝试的时候，居然一次拨通，传来一个响亮的男声：“早上好！”提醒我香港与突尼斯时差七小时，间隔近一万公里。
从媒体发布的四方机制代表照片看，本·穆萨个子最高，唇上一抹灰白胡子，笑容开朗。“真是一个大大的意外！”他声音愉快，说自己一定会去奥斯陆，但随即又说，去不去领奖并不重要，这个奖不是颁给个人，而是给全体突尼斯人——
“重要的是，诺贝尔委员会褒奖‘对话’的价值，突尼斯经验的价值。”
突尼斯全国对话机制的竞争对手，不乏名声赫赫者：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德国总理默克尔、美国国务卿凯瑞。和平奖揭晓时，不少媒体加上“爆冷”二字。
互联网上很难查到阿卜杜萨特拉·本·穆萨的英文资料，只有法文和阿拉伯文。“突尼斯人权联盟”由受旧政权打压的律师、独立记者和博客写手等组成，成立至今大约40年，上世纪九十年代遭前总统本·阿里取缔，转入地下。2013年应邀加入四方对话机制。
想到本·穆萨日程繁忙，对话随时可能中断，我迅速进入主题，问对话之路中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
“障碍非常多，我记得最困难的是两个时刻：签署‘路线图’，还有推选总理候选人——那天晚上恐怖分子等着我们宣布对话失败，但是我们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本·穆萨提到的这两个时刻，刚好解释了突尼斯全国对话机制是如何力挽狂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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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28日，突尼斯示威者在街头向警员投扔石头。摄：Zohra Bensalem/REUTERS
突尼斯曾经面临的险情，与埃及如出一辙。统治数十年的独裁者一夕垮台，抗议初期反应迟钝的宗教势力迅速苏醒，凭借地下运营多年的草根网络，在第一次选举中获胜，成为执政党。接下来，他们违背初衷，忙着在所有部门安排自己人，给宪法涂抹浓重的伊斯兰色彩。而经济管理毫无章法，民怨沸腾。新的抗议、新的冲突再起。
在埃及，革命最初的发起者——世俗中产阶级，愤怒却没有足够的力量抗衡旧势力，眼看权力在宗教组织与军方之间反复易手。一场不流血的和平革命，结果竟是推翻穆巴拉克的两大主力——军方与穆斯林兄弟会火并，烽烟四起。
为挽救突尼斯陷于内战，突尼斯总工会倡议组成全国对话机制，邀请其他三个有影响力的民间组织加入：突尼斯工商联盟、人权联盟和律师联合会。目标只有一个：要求执政的伊斯兰政党交出权力，并为走向新宪法、新选举制定时间表。
电话里，本·穆萨把签下“路线图”的功劳归于总工会主席侯赛因·阿巴斯。将近70年历史的总工会，拥有五十万缴费会员，占总人口五分之一，遍布突尼斯各省各镇。总工会创始人在突尼斯独立运动中被视为民族英雄，历届政府都对总工会左右经济的能力，敬畏三分。
而现任主席阿巴斯的智慧，更是获胜关键。他是谈判马拉松高手。一名国会议员回忆说：“阿巴斯可以就同样的问题，反复追问六个小时。”在日夜兼程的两个月多方谈判之后，阿巴斯使出绝招，邀请所有政党代表到议事厅，宣布“路线图”计划。包括伊斯兰政党主席格努希在内的一些政要，来到现场才惊讶地发现，电视台摄像机正对着自己，全程直播。
即便如此，阿巴斯还是花了三个小时，说服格努希，直至最后签署。电视直播出现了三个小时的漫长空镜。
难能可贵的是，总工会将突尼斯工商联盟拉进对话。他们原本是天生对头——工会代表底层工人，而工商联盟由他们的雇主组成。这对冤家联手，四个组织代表不同利益人群，加重了向执政党示威的份量，显示了民间团结的决心。
在“路线图”上签字的，不止伊斯兰政党，而是当时突尼斯所有政治党派。促使他们这样做的，却是一个无党派对话机制。
卡内基中心研究院萨拉·查耶斯指出：“突尼斯的故事，并非某个成熟的政党，作出了负责的选择，它的政党跟其他陷于动荡的国家一样糟糕，但是，突尼斯的成功，提醒我们，无党派组织和其中优异的个体的作用。”
本·穆萨提到的第二个困难时刻，彰显了突尼斯人面对鲜血的勇气。两个著名的世俗派反对派接连遭暗杀，无论谁出任总理，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最终，不属于任何政党的总理人选，顺利产生，政权和平交接。
“为什么对话在突尼斯能够成功，在你们的邻居，埃及、叙利亚、利比亚、也门都惨烈失败？”埃及第二次选举，重回军人执政老路。利比亚、也门深陷内乱。而在伊拉克、叙利亚，极端宗教势力控制了大片地区，“伊斯兰国”兴起。这些国家，都曾尝试过内部对话。
“因为突尼斯非常特殊，我们不但有觉醒的年轻人，还有接近西方先进水平的教育体系，我们的妇女解放程度高，在教育和就职方面，她们和男性享有平等的权利，我们拥有一个复杂精细的社会。”
北非地图上，埃及、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像一排整齐的门牙，而小小突尼斯，只是遗落齿尖的一块饼干碎屑。埃及、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的边界垂直而落，诉说著殖民者划分时的任人宰割。突尼斯边界的线条却很柔和，首都突尼斯，可能是阿拉伯世界距离欧洲最近的首都。不过，不少突尼斯人私下开玩笑，巴黎才是他们的首都。
今日突尼斯莽莽沙漠，曾经是古罗马帝国的粮仓和酒肆。1883年突尼斯成为法兰西的被保护国。总统哈比卜·布尔吉巴五十年代出任首任总统，他虽然独立意识强烈，但对法国文化没有隔膜。他的第一任妻子是法国人。布尔吉巴甚至认为，当时风靡阿拉伯世界的“泛阿拉伯主义”是无用的浪漫，坚持亲法路线。斋月期间，他在电视上喝果汁，还打算跟以色列交往。
本·穆萨阿拉伯语讲得飞快，一些用词我一时没有听懂，后来才明白是夹杂着法语。
我曾经在利比亚采访两个月，每次途经突尼斯，感觉空气都变自由了。突尼斯女性多数不包头巾，街上穿戴保守者，极有可能来自邻国。突尼斯年轻人多是“双枪”，阿拉伯文和法文都是母语。卡扎菲在利比亚废除了外语教学。
1950年代突尼斯妇女已经可以主动离婚。本·穆萨提到的“男女平等”，让我想到，《纽约客》记者何伟最近在埃及的观察：女性没有解放，生产力便没有释放。“家庭关系不变革，谈论革命就毫无意义。”他在报道中写道。
“我们的公民社会非常强大，”本·穆萨说，“但在其他国家，比如利比亚就正相反。突尼斯通过对话解决分歧，而不是依靠武器。”
“阿拉伯之春”到来前，埃及和突尼斯都具备公民社会空间，因而实现早期的和平过渡。而在叙利亚、利比亚，一上来就是最惨烈的内战，因为在当时执政党严密控制下，公民社会几乎没有立足之地，对话缺乏空间。埃及后来还是陷入了旧冲突的窠臼，或许恰恰说明它的公民社会根基，远比不上突尼斯。
突尼斯的独特，或者说幸运之处在于，各种势力谁都无法独大。突尼斯的伊斯兰政党同埃及穆兄会打着一样的算盘，不过，他们遇到了势均力敌的对手——四方对话。
另外，突尼斯自1950年代就开始削减军费。埃及则为了备战以色列，不断增加军费，耗费巨大，同时养成了军中势力。突尼斯军队保持相对中立，自“茉莉花革命”一开始就表明不会发动兵变。
同为宗教政党，突尼斯复兴运动党也不如埃及穆兄会极端，没有走上死磕的绝路。格努希交出执政权后，突尼斯举行第二次选举。世俗力量组成的新政党完成轮替。格努希告诉支持者们，“五年不执政，并非坏事。”他四处受邀讲演、采访，而短暂出任埃及总统的穆兄会成员穆尔西，却成为军方阶下囚。
四方机制完成“路线图”的共识，但本·穆萨说“突尼斯各层面的对话还在进行”，它已经获得政府及民间的热烈响应。
他也承认，对话未能解决所有问题。突尼斯目前经济仍然处于去年枪击案的阴霾中，需要时间调整。
“民主必定带来繁荣与安全吗？”我问。
“民主可以帮助解决社会经济的问题，而社会动荡说明我们的民主尚未成功。”
答完之后，本·穆萨马上要去开另一个会。我赶紧问出最想知道的一件事。
“您听说过香港去年发生的大规模抗议吗？香港人希望获得符合国际标准的特首选举。”
本·穆萨有耳闻：“我知道，但是中央政府的态度是不同意。”
“在这个形势中，中央政府过于强大，对话异常困难，”说著，他忽然提高了声音问：“香港公民社会够强吗？”“非常活跃，去年发生的抗议就是一场公民社会的运动。”
“要求与中央政府对话，一定非常难，但公民社会必须持续敦促。”他说。
“我愿意前来香港，帮助组织这样的对话。”这令我颇感意外。目前而言，“突尼斯式”对话，在香港并不存在土壤。势均力敌的局面没有出现，不得不坐下来妥协的前提并不存在。
“突尼斯的经验固然特别，我们有促成对话的独特因素，但是香港对话未必一定不能成功，只是各方应该学会让步，以整体利益为重。”他说“突尼斯经验”应该写进教科书。
此时，本·穆萨说马上要开会，匆忙道别。不过，他一再表示，有机会愿意来香港继续讨论。
如果说公民社会与中央对话，短期内无法实现，那么，香港内部对话呢？撕裂的香港，泛政治化的香港，需不需要一场内部对话？这里，突尼斯的经验可以借鉴吗？
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一定注意到了“突尼斯式对话”的特殊性，但仍将荣耀授予它，希望呵护风中之烛，继续照亮黑暗。因为他们相信，突尼斯的成功，并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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