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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史上的“梁启超时代”

1912年11月,梁启超终于结束长达15年的流亡生涯,返回祖国。作为蜚声海内外的“言论界的骄子”,他受到了各界空前热烈的欢迎。他在《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与将来》的演讲中说:“鄙人二十年来,固以报馆为生涯,且自今以往,尤愿终身不离报馆之生涯者也。”

的确,从他1895年第一次办报到1929年逝世的35年间,中国历史上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几乎都与他和他所办的报刊有直接、间接的关系,他开创了百年言论史上极为重要的“梁启超时代”。

“以言报国”

1895年8月17日,年轻的梁启超追随老师康有为在北京一起办起了《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多年后,他在北京报界欢迎会上演说时说,“日出一张”,“只有论说一篇,别无记事”,每册连封面10页,约4500字,梁启超“日日执笔为一数百字之短文”[1],随宫门钞免费赠阅,还要给人送酬金。这是梁启超第一次参与办报,是他所说的“沿门丐阅时代”。

1896年1月20日,强学会被封,《中外纪闻》与《强学报》一起随即被迫停刊,一共只存在了5个多月。同年8月9日,《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汪康年为经理,梁启超为总撰述,他前后主持笔政一年多。《时务报》为旬刊,10天一期,每期20页,约3万字。“每期报中论说四千余言,归其撰述;东西文各报二万余言,归其润色;一切奏牍告白等项,归其编排;全本报章,归其复校。……经启超自撰及删改者几万字,其余亦字字经目经心。”[2]《时务报》一纸风行,不胫而走,发行量最高时达1.7万份,创下了当时报刊发行量的最高记录,“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

《时务报》共出了69期,据统计,《论说》栏发表政论112篇、《时务报馆文编》栏发表文章21篇,共133篇,其中梁启超一个人就写了60篇,年仅24岁的他以那支“笔锋常带感情”、“别有一种魔力”的笔,写下了《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政论。《变法通议》全文7万字,连载21期,热情地喊出了“变亦变,不变亦变”的时代最强音,提出了“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废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的具体措施。这些“务求平易畅达”的议论,使海内耳目为之一新,舆论为之大振。《时务报》因梁启超而风靡全国,梁启超因《时务报》而名动一时,“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他在《时务报》第一期发表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首次把报纸比做耳目、喉舌,具有“去塞求通”的功能,有了报纸,“待以岁月,风气渐开,百废渐举,国体渐立,人才渐出,十年以后而报馆之规模亦可以渐备矣”。[3]这段时期,他还参与创办了澳门《知新报》,遥领撰述之职。

1897年10月,梁启超离开《时务报》到湖南时务学堂任总教习,同时积极支持《湘学报》和《湘报》,为两报写稿。这些报刊形成了一股有力的维新变法思潮,对于推动戊戌变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这是梁启超报业生涯的第一个阶段,是他“以言报国”理想的最初尝试。

1898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流亡日本。不到3个月(12月27日),在冯镜如等华侨的支持下,他在横滨创办了《清议报》旬刊,每期40页,比《时务报》篇幅增加一倍,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宗旨,“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批评政府,介绍新知。梁启超连续发表《爱国论》、《自由书》、《国民十大元气论》及《少年中国说》等文,首次提出“国民”概念,认为中国几千年来只知有“国家”,不知有“国民”,“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并开创了短评、时评等体裁,至今流行的“记者”、“党报”、“机关报”等新闻专用名词都是他在《清议报》最先创用的。其时百日维新刚刚遭到血腥镇压,梁启超流亡海外,惊魂未定,心中的痛恨可想而知。梁启超自称“明目张胆以攻击政府,彼时最烈矣”。清廷虽然严禁《清议报》入口,但还是有一部分被秘密偷运回国发行,到第十三期,发行量就达到4000多份,还发行到世界各地。

1901年12月21日,《清议报》满100期,他发表长文概括《清议报》四大特色:倡民权、衍哲理、明朝局、励国耻,“此四者,实惟我《清议报》之脉络之神髓。一言以蔽之:曰广民智振民气而已”。不料第二天的一场大火烧毁了报馆,出版了整三年的《清议报》因而停刊。由于其他活动,梁启超实际主持《清议报》只有一年半(1900年4月,他在檀香山办《新中国报》,任主笔,8月离开),但他在《清议报》发表过30多篇政论、几部专著和大量诗文。郭沫若回忆:“《清议报》很容易看懂,虽然言论很浅薄,但他却表现得很有一种新的气象。”

“梁启超时代”

《清议报》停刊不到一个半月,1902年2月8日,梁启超又在横滨办起了综合性半月刊《新民丛报》,六股中他个人居其二。创刊号宣布三条办报宗旨:一、“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原”;二、“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也”;三、“持论务极公平,不偏于一党派;不为灌夫骂座之语,以破坏中国者,咎非专在一人也;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新民丛报》从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到宗教学术、小说文苑无所不包,东南西北、古今中外无所不谈。这是梁启超一生中办得最成功的一个刊物。内容之丰富、议论之深刻、编辑之认真、印刷之精美都是“中国报界前此所未有”。他自述:“别办《新民丛报》,稍从灌输常识入手,而受社会之欢迎,乃出意外。”[4]《新民丛报》历时五年半,是梁启超一生创办的报刊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

黄遵宪评价他的言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他的文章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启迪、影响了一代乃至几代人,被誉为“言论界的骄子”。《新民丛报》最初发行2000份,不到一年即增至9000份,以后经常发行1万份左右,最高发行量达1.4万份,仅创刊号就加印了四次,在国内外设立了97个销售处,可谓盛极一时。

1902年,梁启超发表《敬告我同业诸君》,提出报馆“两大天职”说——“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关于监督政府,他说:

1.政府为什么需要监督?“政府者,受公众委托而办理团体之事业者也。非授予全权,则事固不可得举;然权力既如此重且大,苟复无所以限制之,则虽有圣智,其不免于滥用其权,情之常也。”所以需要监督。

2.谁来监督?“此种监督权谁操之?曰:舆论操之。舆论无形,而发挥之代表之者,莫若报馆。虽谓报馆为人道之总监督可也。”“若立法、司法两权之独立,政党之对峙,皆其监督之最有效者也。犹虑其力之薄弱也,于是必以舆论为之后援。西人恒有言曰,‘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为一切自由之保障’,……而报馆者即据言论、出版两自由以实行监督政府之天职者也。”

3.报纸为什么能监督政府?“报馆者,非政府之臣属,而与政府立于平等之地位者也。不宁惟是,政府受国民之委托,是国民之雇佣也;而报馆则代表国民发公意以为公言者也。”

4.报纸怎样监督政府?“当如父兄之视子弟,其不解事也,则教导之;其有过失也,则扑责之,……教导与扑责同时并行,而一皆以诚心出之。”这是监督的态度。“宜务其大者远者,勿务其小者近者。……当监政府之大方针,而不必摭献替于小节一二事。”这是监督的方法。

关于国民向导,他认为国民“最乏普通知识”,“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所以需要普及德育、智育。向导国民无非三个途径:学校、报纸、著书。“学校者,筑知识之基础,养具体之人物者也。报馆者,作世界之动力,养普通之人物者也。著书者,规久远、明全义者也。”报纸是“政本之本,而教师之师也”,可以“鉴既往,示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客观报道“政府、人民所演之近事,本国、外国所发之现象”,“比近事,察现象,而思所以抽绎之、发明之,以利国民,报之以主观也。”这是指报刊评论,评论虽然主观,但它是公开的,哪怕偏激,必然有其他人提出相对的看法,又会有人折衷,“互相倚,互相纠,互相折衷,而真理必出焉。”

一百多年前,这些新闻观念何止是石破天惊,与他最初提出的报纸“喉舌”、“耳目”论相比,“两大天职”论是个质的飞跃,是梁启超报业思想成熟的标志。监督政府、向导国民,提倡客观报道、注重新闻评论,这些思想和他的办报实践一起,把中国报业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成为王韬之后,中国报纸“文人论政”的一个代表人物,开创了百年言论史上光彩夺目的“梁启超时代”。

从1899到1907年,达尔文的进化论、卢梭的天赋人权说、孟德斯鸠的政治法律学说,在梁启超的灵魂深处扎了根。这是他政治思想的高峰期,也是他报业生涯的黄金时代。他在《清议报》批评清廷的腐败、黑暗,在《新民丛报》大力传播民主、自由、平等、民权、共和等观念,大量介绍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以“中国之新民”笔名发表了《新民说》等脍炙人口的著作,以他清新的文笔、振聋发聩的言论开一代风气,影响了一个时代,倾倒了无数青年,在当时和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

同一时期,他还创办了我国最早刊载新体小说的《新小说》月刊,提出了小说与社会关系的著名观点,发表了他自己用对话体写的《新中国未来记》、吴趼人著名的谴责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到1905年10月,出了10期以后停刊。

1903年2月,梁启超到美国、加拿大游历、考察,12月回到日本,深感中国国民素质低下,不够共和国公民资格,实行共和“稽之历史,乃将不得幸福而得乱亡;征诸理论,乃将不得自由而得专制”。从此,他不再倡言种族革命,专言政治革命,一度曾竭力鼓吹“开明专制”。围绕这些问题,从1905年开始,他在《新民丛报》与《民报》展开了一场历时近两年的大论战。

1907年2月,徐勤向康有为报告:“东京自去年《新民丛报》与《民报》剧战,大获全胜。留学界中言论大变后,《中国新报》(杨度所主持)、《大同报》(满人所主持)、《牖报》(山西人李君主持)、《云南》杂志诸报,皆与《新民丛报》表同情,故革命党之势顿衰,孙文又被逐,《民报》记者又不和,政闻社遂乘时而起。”[5]但是,梁启超在《新民丛报》92期发表的《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中则远没有这么乐观[6]。

1907年8月,被誉为“丛报界之魁首”的《新民丛报》停刊,但其影响并没有随着它的停刊而消失,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几代人。与梁启超同时代的黄遵宪评价他的学说政论“所向无前”,“震惊一世”,“力可谓雄,效可谓速”。梁的学生吴其昌将他的文章与同时代的谭嗣同、章太炎、严复等进行了比较之后说:“以饱带感情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此非阿谀,惟有梁启超之文如此耳!……任公诚为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也。”我以为并不过分。他独创的“新民文体”和他的文章本身,无论当时还是身后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新民说》、《少年中国说》那一泻千里、汪洋恣肆的文字,不知倾倒了多少中国少年,激励他们去建设少年中国。胡适、鲁迅、毛泽东、郭沫若、王芸生、邹韬奋……,20世纪历史上许多绕不过去的人物都曾吮吸过他的乳汁。毛泽东说自己上小学时把《新民丛报》“读了又读,直到差不多背得出来”。邹韬奋说在南洋公学时把《新民丛报》“几本几本的借出来看,简直看入了迷”,“新民文体”的极大感染力使他产生了“要做一个新闻记者的动机”。郭沫若在《少年时代》中说:“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王芸生说:“我读《新民丛报》,正在十年以后,也在这份报的合订本中得到不少的知识”,“很受他的文章的启迪”。[7]1923年10月9日,胡适在给高一涵、陶孟和的信中说:“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而《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其中两个杂志是梁启超主笔的。

从1896年执《时务报》笔政到1907年《新民丛报》停刊的十年间,梁启超在多方面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报业,他引进、提出了“监督政府”、“向导国民”及“报馆之天职,则取万国之新思想以贡于其同胞者也”等新思想、新观点,甚至连后来报刊常用的“公德”、“国家思想”、“权利思想”、“自治”、“自由”、“自尊”、“合群”、“进步”、“义务思想”、“私德”、“民智”等大量普通名词也都是并不精通外语的他一手贡献给本民族的。

“文明之母”

梁启超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中说:“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而近世世界种种现象皆其子孙也。而报馆者实荟萃全国人之思想言论,……故报馆者,能纳一切,能吐一切,能生一切,能灭一切。西谚云:‘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伟哉,报馆之势力!重哉,报馆之责任!”[8]

他认为中国近代报业发展迟缓固然有种种原因,但最主要的就是缺乏思想、言论、出版三大自由。所以,他一直致力于争取“三大自由”,并为之耗尽了心血。《新民丛报》之后不过三个月(1907年11月),他即创办《政论》杂志,以“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为奋斗目标,第一期在东京出版,接着随政闻社迁到上海。1908年3月,政闻社被查禁,《政论》停刊,共出了7期。

1910年2月20日,梁启超在上海创办《国风报》旬刊,每期100多页,“以忠告政府,指导国民,灌输世界之常识,造成健全之舆论为宗旨”。“专从各种政治问题,为具体之研究讨论,思灌输国民以政治常识”,发表了大量介绍国会、宪法、内阁、官制、财政、实业、外交、地方自治等问题的文章,实际上提供了一整套建立宪政国家的方案。1910年冬天,清廷假立宪的面目暴露后,他“无日不与政府宣战”,对当时如火如荼的立宪运动产生了深刻影响。《国风报》半数以上稿件出自他的手笔(笔名“沧江”),每期稿件都是他在日本编定,寄到上海印刷发行的。这是他在辛亥革命前办的最后一个刊物,共出版53期,到1911年10月停刊时,武昌起义的风暴已迫在眉睫。

1904年,梁启超曾化名潜回上海,与狄楚青等具体筹划创办《时报》,名称、发刊词和体例都是他撰定的,初期一些论说也由他从日本寄回。《时报》是当时比较成功的大型日报,大胆革新报纸版式,我国报纸确立每日一大张、分四版的版式就是由《时报》开始的,并逐渐被读者所接受,被各报所仿效,最终在新闻界确立,报纸、杂志才完全分了家。虽然《时报》筹备期间,康有为一次拨给开办费7万元,到1908年累计拨款20万元,约占当时保皇会所得捐款1/8,但《时报》始终坚持了非党派的办报方针。

1910年7月,梁启超的门生、密友徐佛苏在北京创办《国民公报》,梁积极帮助制定方针、筹款、撰稿,“于开办数月之内,每三四日平均寄文一篇,畅论国民应急谋政治革命之理由”,并长期保持密切的关系。

1912年12月,梁启超回国不久,即在天津创办以政论为主的《庸言》半月刊,他自称“对于国内各团体尚无深切关系”,该刊是“独立发表意见”,既批评袁世凯政府,也批评国民党,以超党派自居,借在野之身“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由于他的声望,《庸言》一创刊就发行万份,风行一时,发行量最高达1.5万份。他在辛亥革命以后最早提出“言论独立”的主张:“无论经济若何困难,终不肯与势力家发生一文钱之关系。”这些对以后的报纸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1915年1月,中华书局创办《大中华》杂志,聘梁启超为总撰述。袁世凯称帝前夕,袁克定说:“得渠一言,贤于十万毛瑟也。”[9]不料,8月20日,梁启超在《大中华》发表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申报》等大报予以转载,一时轰动全国。事先,袁世凯以20万元为条件,要他不发表这篇文章,遭到他的拒绝。

上海《时事新报》、北京《晨报》都与梁启超为主的“研究系”关系密切,在“五四”前后的中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晨报》副刊和《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是当时享誉全国的著名副刊。1919年9月1日创刊的《解放与改造》杂志,目的是“想从学术思想上谋根本之改造,以为将来新中国的基础”,1920年梁启超从欧洲回国后,参与主编,并改名《改造》。他执笔写了发刊词,还发表过15篇有关政治、历史、文化的论文,直到1922年9月停刊。在这之后,梁启超再也没有办过报刊,他晚年的学术文章和其他诗文主要发表在《京报》、《晨报》、《申报》和《东方杂志》。

从1895年涉足报界,到1922年,梁启超的报业生涯长达27年,亲自创办或主编的报刊就有11种,积极支持和暗中指挥的有6种,这在中国报业史上是罕见的。

他对报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创造了独特的报刊“新文体”——被誉为“新民体”。他在《清代学术概观》一书中自述:“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略不检速。学者竟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

他开辟短评和时评,打破冗长、空洞的论说独占报刊评论版面的局面,创造出一事一议、短小精悍、开门见山的短评这一新型的报刊体裁。《新民丛报》专门设立了《国闻短评》专栏,各报纷纷仿效。他规划的《时报》也以时评见长。

他首创报刊杂文体,在《清议报》、《新民丛报》发表过不少犀利的杂文;他最早在《新民丛报》刊用铜版新闻照片;他将小说引进报刊,不仅在《清议报》、《新民丛报》设立小说栏目,而且创办《新小说》,发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文,身体力行,大大提高了小说的地位。他为推动“文明之母”做出的这些努力将永远记在中国新闻史上。

1925年,这位当年的“舆论权威”为戈公振译的《新闻学撮要》作序,称新闻事业是高尚的事业,报纸的目的是服务公众,“惟其感化人民思想及道德之力至大无匹”,语重心长地勉励青年人进入报界之后,“勿因现状之未善而灰心于此界”。

为新闻界“立法”

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的长篇新闻学论文,首揭衡量报刊“良否”的四条著名标准,实际上提出了他的四条办报准则:

“一曰宗旨定而高”,反对以牟利、媚权贵、悦市人为宗旨,主张“以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目的”。

“二曰思想新而正”,倡导新思想,以造成新空气、新国民。同时强调要从实际出发,“校本国之历史,察国民之原质,审今后之时势”。1903年,他去美国考察,曾得出共和不适合中国的结论;1919年,他去欧洲考察,又得出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的结论。

“三曰材料富而当”。强调报刊内容要丰富,编辑要得当,使读者能“阅一字得一字之益”。

“四曰报事确而速”。100年前,他就指出新闻要准确真实,报道要迅速及时,对报纸的真实性、时效性原则有了明确的认识,他说:“故各国之报馆,不徒重主笔也,也更重时事”。

他同时指出:“有一人之报,有一党之报,有一国之报,有世界之报。以一人或一公司之利益为目的者,一人之报也;以一党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党之报也;以国民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国之报也;以全世界人类之利益为目的者,世界之报也。中国昔虽有一人报,而无一党报、一国报、世界报。……若前之时务报、知新报者,殆脱一人报之范围,而进入于一党报之范围也。敢问清议报于此四者中,位置何等乎?曰在党报与国报之间。”[10]坦言《清议报》还够不上“一国之报”。

1904年6月12日,他在《时报》发刊词中指出:“若夫新闻事实之报道,世界舆论之趋向,内地国情之调查,政艺学理之发明,言论思想之介绍,茶余酒后之资料,凡全球文明国报馆所应尽之义务,不敢不勉,此则同人以言报国之微志也。”[11]

在《〈时报〉发刊例》中,他制定了报刊评论和新闻的写作准则。论说的准则有四条:以公为主(“本报论说,以公为主;不偏徇一党之意见。”“非好为模棱”,而是因为挟党见论国事,就会有失公允)、以要为主(必一国一群大问题)、以周为主(凡关于一国一群大问题,为国民所关注的),以适为主(适合“中国今日社会之程度”)。[12]

记事分别是以“博、速、确、直、正”为主,提出了新闻要广泛、及时,在社论外另设“简短隽利”的短评,以“忠实报闻,无所隐讳”、不登“风闻影响之事”、摒绝“攻讦他人阴私,或轻薄排挤,借端报复之言”等为准则。[13]这些在西方早已是常识,但对中国报界还是陌生的,所以有人说他的这些观点“无异于在替当时的新闻界立法”[14]。

他很早就留意研究舆论问题,认为报刊对健全舆论的形成负有很大责任。“舆论无形,而发挥之代表之者,莫若报馆。”1901年,他曾发表过《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一文。1910年,他在《国风报叙例》和《读十月三日上谕感言》两文中指出:舆论必须是多数人公开表达出来的意见,它的形成必须是“至当之事理而适合于时势者”,否则无论怎样鼓吹也形不成舆论。舆论是天地间最大的势力,一旦形成就有雷霆万钧的力量,梁启超称之为“社会制裁之力”。健全的舆论是多数人的意见,具有统一性、继续性,报纸是造成健全舆论最有力的机关。要造成一国健全的舆论,他认为要靠多数报纸都能守“五本”、修“八德”:

“五本”是指常识、真诚、直道、公心、节制,缺一不可。持论要从常识理性出发,不计私人利害,真诚为国家利益考虑,不畏强权,敢于直言不讳,不能在强暴面前噤若寒蝉,更不能“依草附木,变其主张以迎合之”。本着公心,不以自己的好恶判断是非,不“怀挟党派思想,而于党以外之言论举动,一切深文以排挤之”,也不能“自命为袒护国民,而于政府之所设施”一概反对;不是“拨之以感情”,而要“导之以真理”。也就是强调言论的独立性、客观性。

“八德”是他一贯提倡的“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的体现,即忠告、向导、浸润、强聒(坚持不懈)、见大、主一(始终一贯)、旁通、下逮(内容要适合读者的知识水平)。

报人要恪守“五本”、“八德”,自爱自重,导人先导己,“新民”理想的实现有赖于启蒙者的自我启蒙。

1921年12月10日,他在《时事新报》发表的《本报五千号纪念辞》中说:“吾侪从事报业者,其第一难关,则在经济之不易独立。……同人等殊不敢以清高自诩,但酷爱自由,习而成性,常觉得金钱之来,必自势力,无论受何方面金钱之补助,自然要受该方面势力之支配;即不全支配,最少亦受牵掣。吾侪确认现在之中国,势力即罪恶,任何方面势力之支配或牵掣,即与罪恶为邻。吾侪不能革涤社会罪恶,既以兹愧,何忍更假言论机关,为罪恶播种;吾侪为欲保持发言之绝对的自由,以与各方面罪恶的势力奋斗,于是乎吾侪相与自矢:无论经济若何困难,终不肯与势力家发生一文钱之关系。”他还说:“吾侪又确信报馆之天职,在指导社会矫正社会,而万不容玩弄社会、逢迎社会。”[15]

这些话是对他大半生“以言报国”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他对中国独立报纸的期待,是为新闻界“立法”。

他提出立言的宗旨是启迪民智,熏陶民德,发扬民力,最后养成共和法治国民的资格。1912年,他在结束流亡回国的欢迎会上说:“此则十八年来之初志,且将终身以之者也。”这不仅是梁启超献身报业27年的初衷,也是他终生奋斗的目标。他不断地呼唤“新民”,他的报业生涯始终贯穿着“新民”理想,所以他自号“新民子”,创办《新民丛报》,写下了传世的《新民说》,直到五四运动后,他还大力倡导国民运动,热切期盼着古老民族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国民”。他通过报刊、言论影响社会,在近代中国转型时期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创造了百年言论史上无法回避的“梁启超时代”,他的名字见证了一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

【注释】

[1][4]《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24、25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
[2]《创办〈时务报〉原委》,1898年8月11日《知新报》66册,转引自《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3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3][8][10][11][12][13][15]《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20、37~38、45、132、132、132~133、169、170页。
[5]《康有为与保皇会》,38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6]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下册,39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7]王芸生:《梁启超的时评》,原载《新闻战线》,1960(1)。
[9]陶菊隐:《政海轶闻》,2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14]孙文铄:《梁启超》,原载《新闻界人物·六》,138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

2009-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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