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中国领土时的海参崴
公元1841年，林则徐因为广东战事不利，被道光帝贬到新疆伊犁充军。与家人远隔千里，林大人书信寄情，建议视力不好的夫人每天吃两根白水煮海参，因为“白煮海参，每日食两条”可以明目。
清朝的贵族大佬们本来不喜欢吃海物，入关之前，他们更偏爱马、牛、羊等看起来就豪迈的大块肉。入关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皇帝的菜单上也多是猪牛羊。过了嘉庆朝，官僚队伍对吃喝要求越来越高，地上跑的不如海里游的，宴席上出现了“一席计百余命”的可怕场面，“刺身杂会”赫然位列菜谱的显要处，请客时不点一例面子上开始不好过。
到了咸同之际，“京朝诸贵工资，多以轰饮征歌为乐”，同治中期“宴会酒席食品多者至五十余种”。1843年十月初六，道光帝的晚饭桌上一道“海参万字鸭羹”，已经是隐没在诸般大菜中的寻常菜品。
所以林则徐建议媳妇吃海参，丝毫不显奢侈。但是一天吃两条海参，量还是够大。从数量上来看，林夫人吃的应该不是南沙海参。南沙参个头很大，一条能有十几二十斤重，像白尼参，15斤晒干后还1斤多。不用发，光干嚼两条都要三斤多，撑都撑死了。
比较可能的是山东或北方海参。山东是国内海参的重要产地，道光《胶州志》和光绪《文登县志》里对海参的加工方法都有专门记载，强调要剖腹排脏，用海水煮后再用盐渍，腌渍后再在盐水中煮，然后拌以草木灰晒干。经过几个环节的加工，海参“坚韧而黑，货致远方，啖者珍之”。
北方地区出产海参的有海参崴。那里从事海上作业的渔民，仰仗“捕参采菜”为生。不知道俄国人是不是也盯上了海参，仗着国力强盛，以醉酒闹事为名不许边境附近的中国百姓喝酒。清朝官员为此专门与俄国人谈判，称当地气候苦寒，“不饮不能御寒”，“海上捕参采菜者，更非多饮不可”。据此可知，当地海参产量应该颇为可观，若不是严重影响了海参捕捞，喝酒这种事，肯定不会提到外交层面。
国产之外，还有大量国外海参进口。顺治十七年（1660年），清政府在福建沿海扣留一船，搜出自日本运回的货物，海参数量极多。
朝鲜也是海参来源地。在顺治康熙朝，朝鲜向中国出口海参、海带，用以换取青布、绵羊等。中朝官员会面，为表示友好，朝方赠送的礼物里一般都有海参。但是有一段日子里，朝鲜却没有和中国贸易的积极性，因为官员往来宴请之间，清朝官员的规格太高，导致费用开支巨大，成为朝方的财政负担。
东南亚海参进口量也很大。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位于如今菲律宾群岛南部的苏禄使团访华，带来7754斤海参。民间贸易的海参更多，分为黑白海参两种。从苏禄运到中国的黑海参，每担价格从15银元卖到30，白海参从10卖到20，利润率达到了百分之百。而同期的燕窝才从6个银元卖到9个。利润空间的差别，反映了国内市场对海参的迫切需求。
回到我们前述的南海海参，当地比较懒的渔民在南沙群岛的浅水区可以很轻松地抓到普通海参，但要捕捉到名贵品种就必须赶赴深水区，那里有一定的危险性。渔民们的设备一般都比较简单，随身带竹竿一根，上系长线，线的尽头绑一块带钩铅锤，用它击中海参，仅此而已。
面对如此之低的行业门槛，越来越多的当地渔民却放弃了捕捉海参。他们扔下竹竿，抄起罗网，一窝蜂地去抓起了螺公。原来，清朝末年国际市场需要海量的螺公壳去作钢板的高级涂料，由此刺激价格飞涨。渔民们在更高收益的驱动下自然纷纷转产，扭身投入了世界经济的怀抱。
2014-1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