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研究生期间，辗转于北大，日本KEK，和美国的BNL。接触了三个不同地方的科研环境，相差还是非常的大。北大实验室给我打下扎实的基础，在日本KEK 学到了努力和坚持是多么得重要，美国BNL 给了我充分的自由和想象的空间。
我在研二的时候去了日本KEK 的国际直线对撞机部，参与超导加速器的预研。野口修一博士是我当时的导师，他是日本超导加速器的领军人物，ILC 加速器原件部的头。那个时候已经60 多岁了，每天亲自下到实验室，参与拧螺丝这样的事情。对于我来说是震惊的。这个级别的科学家无论在中国或美国早就脱离了实验室，做着申请钱，或四处开会的事情。哪怕现在我这么低级别的科研人员，毕业4 年后，一半的时间都是写提案，开会，讨论，协调工人和工程师的工作。野口先生早上比我到得早，晚上比我回家晚。早上从8 点干到凌晨1 点。不止是他，在晚上8~9 点我回宿舍之前，KEK 的加速器大楼灯大多都是亮着的，好多白发苍苍的老人们进进出出。
很多细节我现在都忘了，有一点我还清晰的记得，并且告诉我的学生。那就是每天实验完成后，数据分析必须在当晚做完。当时，我们做完实验已经是晚上8 点，我要去超市扫货（8 点后，日本的超市卖不掉的食物会大降价），我想回去第二天再来处理数据。结果野口先生说当天的事当天完成，明天还有明天的事。我只能在那里数据处理到凌晨1 点，还要调格式，以便符合日本实验室的标准，当时有点不甘愿的。北大导师也没这么逼我的。1 点以后，野口先生过来，看了看我的数据曲线，然后就“幺西了”，之后他花了一个小时跟我讨论曲线的物理意义，怎么改进。讨论中涉及了欧洲，中国，美国各实验室在这方面的进展，每家的优点和不足，比读一篇review 的文章收获大得多。当天做到2 点多，我回家，野口先生还没离开。晚风中，感动不已。第二天野口先生准时8 点到实验室，开始准备8：30 的早会。之后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以后都没有这样深度的讨论了。我在日本接下去的时间里，经常和老科学家们工作到深夜。后来跑美国来后，也保持着当天事当天完的习惯，前一天的实验，第二天就能给出presentation，包含数据，分析，改进，计划。所以现在美国的老板说我干活就是快。其实根本不快，习惯而已。
野口先生亲自做实验，并不是因为手下没人。他有好几个技术工人，他们都很努力。但野口先生一定是把最后的关。他们整个组都对中国人非常友好。下面照片的最左边绿衣服的就是野口先生，最右边的是山本君，他周末总带我去周边玩。后面两个是技术工人。当时我在照相视野外，本来我也穿着超净服的。纪念一下吧，都是7 年前的事了……
总的来说，日本人做物理就是努力，就是深入。美国这边竞争超级激烈，什么级别的人干什么级别的事情。我还是还念日本学习的那段时间，和在美国做学生和年轻博士后时天天做实验的日子。那才是像我理想中的科研生活。
有这样的一批专注的，努力的，坚韧的科学家。加上政府稳定的支持，大量的重量级的科研成果我觉得很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