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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介入港大 理性走近黄昏

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过半数委员以耸人听闻的理由,否决由陈文敏教授出任副校长。但较少人会留意到,这些所谓理由,除了陈文敏感到冒犯之外,投了否决票的刘麦嘉轩,相信也难以认同。

李国章之流一再指陈文敏没有博士学位,不配当副校长。他可能忘记了,刘太的养父麦法诚,一个没有博士学位的退休政务官,也曾当上香港科技大学的副校长。李国章也可能不知道,刘太的生父正是名重一时的文化研究学者Ackbar Abbas。和陈文敏一样,他只有硕士学位,却学问出众,曾任港大比较文学系主任,现时在美国加州大学任教。博士学位与工作能力有何关系,李国章可有问问刘太?

当然,刘太可以对这些冷言冷语毫不介怀,我们绝不能对这类言不及义、谋杀理性的行为无动于衷。是否一定要博士才能当副校长?路人皆知,全视乎职位需要而定。港大目前有四位副校长,其中一位只拿个法律学士学位,用李国章的标准,怎可当副校长,但同一个校务委员会为何网开一面?若非网开一面,而是按职位的实际情况而定,今次对付陈文敏,又为何不实事求是,了解应征者是否合适,反而设立跟工作无关、原来没有的的特殊门槛,把候选人摒诸门外?

比起没有博士学位,其他否决的理由更是匪夷所思。卢宠茂是肝脏手术专家,但他凭什么法学的权威去认定陈文敏的研究成绩连助理教授都不如?廖长江虽然是大律师,但根据Google Scholar Search有多少人找寻陈文敏的文章,而不是有几多人引用他的文章,便随意贬低其学术地位,这不是刻意抹黑或者十分无知,又是什么呢?身为企业高层人员的几名校委,不好好为应征者身份保密,泄密后也不向应征者道歉,却反过来怪责应征者在本港《文汇报》泄露其身份后表现高调,这算什么企业的责任?

最令人担心的,不单单是这些言行贻笑大方,有损港大形象,而是这批人竟然可以位列香港大学这所知识殿堂的最高权力机关,并且掌握大局。除非这批决策者从此洗心革面,否则如此下去,以主观论断代替专家品评,以土法上马取缔学术规则,以“律人以严、待己以宽”的态度盖过机构应有的社会责任,港大只能在劫难逃。

无疑,卢宠茂是校委会四位教师代表之一,日后能否保其校委身份,将由选举决定。反观校委会中八个席位,包括主席一职,全由行政长官委任。不论这些校委的言行表现如何惊世骇俗,只要行政长官愿意,就能稳坐下去。现行制度下,二十四名校委中,三分一属于校内人士,除校长外,其余七人由选举产生,另外三分二,一半由行政长官委任(包括大学司库),另一半分别由校委会委任六名,再加校董会互选两名代表出任。

表面上,这种管治模式是参考英国的制度,让社会人士参与大学的管治,确保大学发展符合公众利益。不过,英国政府由普选产生,委派人选以公众代表身份参与大学管治不仅出师有名,而且他们一旦胡作妄为,政府也难逃政治责任。反观梁振英政权由小圈子产生,权力源自北京多于香港,他委派人选出掌港大校委会,目的和后果都只能是有利于他自己及其背后势力的偏颇利益,与公众利益无关。他们就算群莺乱舞,我们又可以怎样?

今次陈文敏事件,可以指鹿为马成功,正好说明由梁振英委任的校委,已经主导了港大校委会。可以说,政权的队伍已经行进学术的殿堂,他们凭政权撑腰,主宰校政。若不及早纠正,拨乱反正,偏见当道势成大学常态,香港的文明亦继续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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