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末，后来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第三次出狱不久，他在严密的监视中，透过家人给我寄了一封信，里面谈到1989年的天安门大屠杀被民众迅速遗忘，“因为致命的恐惧，”他写道，“曾经引导或试图引导民主运动的社会精英们，都不约而同沉默。”
“历史没有必然。”他继续写道，“两千多年前那个生于马槽的农家孩子——也就是上十字架的耶稣——更是偶然。人类的提升就是靠这些偶然诞生的个体完成的。不能指望大众的集体良知，只能依靠伟大的个人良知凝起懦弱的大众。特别是我们这个民族，更需要道义巨人，典范的感召力是无穷的，一个符号可以唤起太多的道义资源。例如方励之能走出美国大使馆，或赵紫阳能够在下台后仍然主动抗争，或北岛不出国。‘六∙四’以后的沉寂与遗忘，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没有一个挺身而出的道义巨人。”
我捏着几页信纸，呆立在故乡的寒风中。当时互联网在中国还不算普及，从北京寄一封信到成都需要一个星期，而从成都坐火车去北京需要两天两夜。1989年6月4日，这两个相距几千公里的城市，还有其它数十个大城市，都发生了游行示威以及暴力镇压。区别只是死亡人数，北京死亡近3000人，成都死亡近10人。恐惧深入骨髓，数万人被捕，刘晓波和我也在其中。
出狱后我开始流浪卖艺，而刘晓波开始起草《公开信》。他第三次入狱，正是因为一封呼吁当局“汲取血的教训，推进民主与法制进程”的公开信。我也是签名者，并被关押二十多天。刚刚释放，我就给他妻子刘霞打电话，不通；我又给我们共同的朋友忠忠打电话，他四处寻找，终于回电。当晚我记秘密笔记写道：“今天上午，忠忠终于找到刘霞，一道从北京打来电话，刘霞在那边从头哭到尾，只有一句‘他们不让我见’。我说不出半句像样的安慰话。”
我继续在《六四∙我的证词》（英文和德文译本名《为了一首歌和一百首歌》）里写道：“一个人就这样没了，相隔多年，他又奇迹般出现，这样的轮回到底有多少次？面对一场场生命的劫数，我再也写不出诗来，或许，我没从任何人的诗中，读出此刻宿命的恐惧。刘晓波精力充沛地反抗这种恐惧，他将自己融入众多历史事件，他名声大，朋友多，嗅觉灵敏，本可以逃走，但他没有。他已坐了两次牢，这次也许要去黑龙江，隔一条河就是前苏联远东地区，有点十二月党人的味儿。”
刘晓波最近一次坐牢，是因为起草《零八宪章》，这是一份试图与当政者讲道理，让中国逐渐走向民主的温和的政治文献，第一批签名者有303位，几乎囊括了政治体制内外的、具备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我也是签名者之一。刘晓波的榜样是捷克伟大的政治家瓦茨拉夫∙哈维尔，《零八宪章》的源头可直接追溯到哈维尔等人在布拉格之春后起草的《七七宪章》。不过，中国独裁者比捷克当年的独裁者要狠毒得多，记得哈维尔也是四次坐牢，监禁时间几个月至四年不等，而刘晓波最后这次入狱，刑期11年，至今仍被监禁。他的妻子刘霞在丈夫入狱不久，接受了著名纪录片制作人艾晓明的秘密采访，艾晓明问：“你是否知道要出事儿？”
“我早有预感。”刘霞回答，“自从《零八宪章》初稿到我家，晓波开始埋头修改，我就知道要出大事儿。”
“你看了内容吗？”
“我没兴趣看，但我知道要出大事儿。我提醒晓波，没用，也没办法，只能像前几次那样，耐心等待大祸临头。”
虽然刘晓波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虽然有10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及全世界40多万人权关注者签名，为他呼吁，请求释放他，但中国政府一意孤行，不仅监禁他，而且把他妻子刘霞也软禁在家。由于长达数年的与世隔绝，刘霞患上严重的抑郁症；有一次心脏病发作，差点死掉。直到前不久，我才和她通上电话。
是的，直到前不久，我才在柏林见到以反抗专制著称的艺术家艾未未，并和他在柏林爱乐交响大厅有一次公开对话。艾未未说，专制社会的特征，就是令每个人都因为绝望而产生“无力感”，也就是说，我们没法子改变这个国家的一丝一毫。我不同意，我说，1989年不是这样子啊，中国几十个大城市，几千万人上街示威要求民主改革，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有力量。虽然坦克过来了，虽然20多万武装军人过来了，许多人被枪杀了，但是我们反抗过啊。我们的反抗被许多在场的西方记者记录下来，传遍全世界，可以说1989年之后的世界巨变——柏林墙倒塌，东西德统一；波兰和捷克民主过渡的成功；前苏联帝国的瓦解；东西方意识形态冷战的结束——是从天安门大屠杀开始。中国人用鲜血和生命，撬动了这场前所未有的巨变的第一块砖。
艾未未一声叹息。许多勇敢的人，要么继续沉默，要么在监狱里，但独裁体制并没有改变，独裁下的经济倒是“腾飞”了。21世纪以降，全世界都需要中国市场，全世界都需要看中国政府脸色，否则就赚不了中国的钱。
金钱就这样代替1989年的街头政治，成了中国人的宗教，中共成功地完成了他们对中国人的洗脑。我在《吆尸人》里，记录了这一洗脑和幻灭的过程；而在《子弹鸦片》里，记录了1989年阻挡军车的街头勇士们被关押多年，出狱后又如何被这个金钱统治的社会抛弃和遗忘——下令开枪杀人的邓小平，三年后，在南方深圳发表了《南巡讲话》，宣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鼓吹开放市场，引进资本。邓小平说，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这不是西方左派所向往的社会主义，而是“独裁资本主义”。
独裁资本主义的一大特点，是不加限制地滥用整个国家的资源，只要掌握了一定权力，就能一夜暴富。于是腐败盛行，腐败的“中国特色价值观”扩展到全世界，许多西方的商人、政客、教授、专家在中国这个腐败的环境内如鱼得水，竟情不自禁地赞美让他们赚钱的了不起的中国。接着，独裁者在制造西藏、新疆、法轮功、城市拆迁等一系列暴力惨案的同时，也成功地举办2008年奥运会，也在2015年9月3日的阅兵典礼上，展示他们威胁世界和平的大量武器。俄国独裁领导人普京和仰慕独裁的捷克领导人泽曼都在曾经发生过流血事件的天安门出现了。
20多年来，中国政府的策略，是在经济上拥抱西方资本主义，在政治上拒绝西方普世价值，依旧视自由、民主、人权、法制为最大敌人。因为他们懂得，西方普世价值让中国人觉醒，让中国人如1989年那样“有力量”。可是，面对极具诱惑的中国市场，众多西方政府为了拯救全球化的经济衰退，动摇了，退缩了，他们率领众多商业集团去中国，却不敢再与中国政府讨论什么人权问题，因为这意味着失去巨额订单及大片市场。美国总统奥巴马退缩了，他自己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竟不敢向中国方面提及世界上唯一被关押的同一奖项得主如今安在；法国总统奥朗德连“人权”二字都不敢说；香港发生了要求“真普选”的雨伞革命，德国总统高克高调支持，而曾经治理香港达99年的英国，首相卡梅隆却装聋作哑。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说，我们一没向你们输出难民，二没向你们输出意识形态，我们中国人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价值观”。
许多西方人也和习近平持相同看法，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很适合中国，而西方的普世价值，即自由、民主、人权、法制很不适合中国——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结构所决定。这儿的“传统文化”，应该是1949年以来，与希特勒、斯大林同样臭名昭著的毛泽东开创的现代独裁的“洗脑传统”，没任何传统文化可言。毛泽东在建国之初，发动土地改革，杀戮了两百到四百万地主，彻底消灭了乡村知识阶层，斩断了几千年来的“天高皇帝远”的中国文化传统，又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彻底改造了中国人民。
那中国传统文化是什么？
老子说：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又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是世界和平的乌托邦，像村落一般大小的国家，登上山头，就能互相望见；狗叫和鸡叫也能互相听见；可老百姓呢，因为安居乐业，都懒得去邻国走动。可邻国和远方的人来我们这儿，大家又非常高兴地迎接他们——这是不是与包含若干小国的欧洲有些相似？而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君王要像个君王，臣子要像个臣子，父亲要像个父亲，儿子要像个儿子，每个人都应保持自己健康的道德规范。而孟子说：民为上，社稷次之，君为轻——人民的地位至高无上，国家政权次之，君王居于人民和国家之下。因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意思是人民如汪洋大海，可以承载这个船一般的国家和君王，也可以颠覆它。
在民国大学者钱穆的著作里，叙述了中国人的传统源于家庭和宗族，注重历史的承继。而对于国家的认识，特别是国家疆域的认识，均非常模糊。有八百多年历史的西周王朝，分封了两百多个国家，这些国家彼此均无明显的国界，老百姓不知不觉就出国和回国了。而在西周王朝之前的、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夏王朝和商王朝，甚至更早的黄帝、尧、舜、禹时期，帝王及手下大臣们和老百姓一样，在田间地头耕种、采集和狩猎，大伙儿随时都能够找到他们，排解纠纷。舜帝有一天不想做了，就找到圣贤许由，劝说他接手治理国家。许由听了，马上去河里洗耳朵，他说：我从不喜欢权力二字，您老打住吧。
那时候，中国人敬畏天，天上住着上帝，上帝在冥冥之中，注视着我们每个人，让我们具有与人为善的美德。孔子处在各国互相兼并的“礼崩乐坏”的时代，君王的权力欲开始膨胀，战争频仍，老百姓流离失所，就如今日的难民潮，所以他向往更早更古的理想社会。为了实现理想，他受到自己祖国的迫害，56岁那年流亡，跑了十几个国家，直到70岁才有机会还乡。在生命的最后三年，他潜心整理历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代宗师。当他快死了，也如庄子那样敲着铜盆唱歌，不过他唱的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挽歌：“泰山要崩溃啊！庙宇要坍塌啊！哲人要枯萎啊！”意思是，天下最巍峨的山峰要崩溃了，世间最庄严的宗庙要坍塌了，民族最伟大的哲学家要枯萎了。
与孔子同时代的苏格拉底，也在这个时候说：“动身的时刻已经到了，我们各走自己的路，我去死，你们来活，何者为佳，唯有上帝知道。”
我在想，孔子和苏格拉底，在两千六百多年前，对世界就非常绝望，非常有“无力感”，但在他们之后，人类社会不仅没毁灭，还继续进步并产生灿烂的文明，而我们却始终记得这些“无力的绝望者”，记得他们在茫茫黑夜中所创造的历史典籍——那么我们今天是不是也和他们一样？无力，绝望，可还得继续“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由此可见，西方普世价值，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法制，西方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彼此并不矛盾，而且能融合一体，取长补短，成为人类的一种理想未来。而中共所强调的所谓“中国特色”，是一种反中国传统文化的“独裁资本主义特色”。
当今，面临汹涌的难民潮，面临全球化时期的中共邪恶“腾飞”，民主西方一再退缩，终至退无可退。唯一的出路，依旧是持续推进普世价值，力争在未来数年，在独裁国家的每个区域，逐渐实现民主、自由、人权、法制。
普世价值无国界。中国人目前面临独裁和资本的双重夹击，贫富差距天壤之别，环境污染无以复加，社会矛盾一触即发，西方能够给予我们的无价之宝，就是促使人民在1989年走上街头的民主制度，这个民主制度，能有效地保障中国人回到源远流长的几千年传统，有效地保障“叶落归根”、“故土难离”的文化，消除因社会崩溃、内战爆发而造成的、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承受的未来中国难民潮。
2011年7月，我逃离中国之前，写作并在西方出版了《上帝是红色的》。我走了许多山路，采访了云南和四川山区的许多衰老的基督徒，记录了150多年前，西方传教士如何深入这些极为传统、封闭、保守的地区，播下信仰的种子。许多传教士，年纪轻轻，就死在那儿、埋在那儿了。当我走进去，面对他们的墓地，面对墓地四周那些村落，那些从祖父、曾祖父就继承了雅各布、彼得、路德、戴维等各种西化名称的农民，不禁感慨万千。我不是基督徒，却将此看作西方文明和中国传统融合一体的典范。上帝通过中共的撒旦之手，驱赶惊慌失措的人们，如迷途羔羊一般投入祂的怀抱，大伙儿相互抱团取暖，在群体祈祷中医治身心的创伤。已经去世的85岁的张应荣长老接受我的访问时说：“如果没有1949年之后的彻底驱逐西方传教士，禁止福音，监禁和杀害几十万本土传道人，就没有1979年之后的‘十字架重新发光运动’。”以此推论，如果没有天安门大屠杀所造成的国家恐怖和个人绝望，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中国信徒也不会如此年年递增，据说已达八千多万。
而现在不少西方人，也许其中有150多年前的传教士后代，去中国的目标却是不惜一切赚钱。甚至为了赚钱而出卖祖先留下的属灵的价值观，同邪恶政权同流合污。——就在我写这篇演讲稿前不久，有一位在雾霾笼罩的北京如鱼得水的欧洲汉学家说：“东西方的传统价值观不一样，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所谓自由、民主、人权乃至上帝，强加到中国人民头上。”
“上帝宽恕他们，”我再次听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遗言，“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2015年10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