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雨伞运动”踏入一周年，不少“后雨伞”团体成立。
香港“雨伞运动”踏入一周年，政治低气压、无力感笼罩公民社会。不过，对一些人来说，“雨伞运动”不是失败的经验，反而是一个令他们重新认识香港的机会。他们纷纷组织起来，成立团体继续关注社会，延续他们眼中的“雨伞精神”。
这些“后雨伞”团体当中，包括十多个专业团体，如医生组成的“杏林觉醒”及律师组成的“法政汇思”，而新兴专业团体亦紧密合作，就各种议题继续发声。
专业人士——尤以医生、律师——在香港属于中产阶级，社会上备受尊重，生活尚算优渥，为什么要淌政治的浑水？
“雨伞运动”是觉醒
虽然“雨伞运动”期间发生不少冲突，但亦有人认为群众的表现给予他们希望。“法政汇思”成员邓钧堤在“雨伞运动”爆发前几个月才回到香港定居，而“雨伞运动”令他感觉香港焕然一新。邓钧堤说：“回来后，我觉得香港又逼，人又吵又没有礼貌，好想离开。但是占领发生时，我就看到香港的另一面，令到我更想留下……令我重新发掘到我对香港的爱。”
“杏林觉醒”成员冯德焜则说现时太早评论“雨伞运动”是否失败。“现时有这么多危机，所以有更多爱这个地方的人，包括专业人员，都忍不住出来保护这个城市……这就是一种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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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政汇思”召集人任建峰说，“后雨伞”政治发展并不黯淡。
“法政汇思”召集人任建峰说，“后雨伞”政治发展并不黯淡。“我亦不觉得要太担心，众多团体成立会不团结及没有焦点。香港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百花齐放，多些不同声音去吸纳多点不同看法的人去支持民主。”
中产眼中的香港
近来香港流行“离地”一词，意思是对社会周遭发生的事情毫不理解、不闻不问。“离地”一词，常常配上“中产”，讽刺中产阶级不接地气。不过，对“杏林觉醒”成员来说，香港绝非是无忧之地。华美光鲜的背后，是贫富不均、社会不公。
“杏林觉醒”成员黄任匡在屯门医院担任心脏科医生，而屯门是香港低收入地区之一。两年前，一位七十多岁婆婆因心脏病发入院。正常情况下，这些病人应该立刻接受手术。由于资源问题，黄任匡只能给婆婆一些药物，让她在大半年后才接受手术。同样事情发生第三次后，婆婆心脏病发逝世。黄任匡当时担任婆婆的主诊医生，她去世后，要向婆婆的儿子解释发生的事。黄任匡忆述：“（她的儿子）跟我说，医生，你可否跟我解释为何会发生这件事，为何我妈妈心脏病发一次一次又一次都等不到做手术？”
黄任匡说：“理论上这些情况不应该在香港出现……见到这种情况，作为一个医生，你会很不忿。那些病，很多时候不是不治之症……偏偏就是因为好多社会问题、社会资源分配问题、不公义，令到这些不用死的病人死去。”
除了社会资源分配不公，近年政治形势亦影响中产阶层的看法。冯德焜说：“过往的政治模式及制度，见到有好多问题，大家都不满意。之前比较多香港人采取的方式是不发声，或者有人会说香港人是政治冷感，是经济动物。但自从2012年梁振英上台，越来越多问题出现，一次又一次挑动香港人神经。”
近年中央与香港政府多番重新诠释基本法，例如“8•31决定”和张晓明的“特首超然论”。
去年8月，人大决定，只有由四大界别、1200人组成的提名委员会才有权提名特首候选人，而提名委员会产生办法维持不变。另外，提名委员会只能选出2至3 人，而参选人要拿到半数委员提名才能出闸。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更指，“831决定”在2017年后都维持有效。
中国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主任张晓明在9月12日表示，“行政长官具有超然于行政、立法和司法三个机关之上的特殊法律地位，处于特别行政区权力运行的核心位置，在中央政府之下、特别行政区三权之上”。
对此，邓钧堤说：“基本法的框架有如一场足球赛，球赛前已经有指定规矩，不可以在中场无端更改规矩或偏帮一方……大陆以前不会这样明目张胆去讲关于基本法的东西，亦不会干预香港政治……越来越多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这些律师，更觉得要站出来，讲述香港人的立场。”
新兴专业团体的方向
“杏林觉醒”与“法政汇思”与传统专业团体有所不同。传统专业团体——如律师会、医学会——多担任监管机构的角色，政治取态相对中立；而“后雨伞”业团体则政治取态明显，聚集一班志同道合、渴望争取民主的专业人士，以类似压力团体模式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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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林觉醒”的冯德焜、黄任匡说，大众对医生有所期待，所以希望以团体名义在社会各种议题发声。
除了在各种政治、法律议题上发声外，“法政汇思”希望注重民生议题——如推动食水安全法、研究老人院虐老问题的法律改革——从建制阵营抢回基层支持。任建峰说：“我们很注重做实事。你要推动民主、捍香港核心价值，第一你要令大众觉得你们这班人为社会增值。”
“杏林觉醒”的冯德焜、黄任匡说，大众对医生有所期待，所以希望以团体名义在社会各种议题，包括政治及民生议题上发声。不过，他们亦希望在业界内继续努力，令更多医生支持更开放的政制。黄任匡说：“政改之前的几次业界民调，虽然大部份医生不想‘袋住先’(接受政改方案)，渴求一个民主程度较高的政治制度。但是事实上少部份想‘袋任先’的医生，最少都有三四成。”
不过，两个团体暂时无意参与选举。其中“法政汇思”视泛民政党为合作伙伴，不是其“第二梯队”。任建峰说：“我们希望打破香港一种迷思，就是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就是为从政铺路。”
方志恒的“香港革新论”
在香港教育学院亚洲及政策研究学系担任助理教授的方志恒眼中，这些新兴专业团体，对“后雨伞”香港政治是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方志恒说：“北京的政治操控或统战渗透，其实是全方位的，全个社会各个界别都有……每个专业界别如法律界、会计界；各间大学的校委会；传媒机构；商业机构；商会；以至社区的大大小小的街坊会、同乡会、妇女会等等。”
正是因为北京能动员各阶层，方志恒认为，新兴的民主组织—如“法政汇思”及“杏林觉醒”是非常好的发展。“民主派重新在各个界别开始有团体去做一些组织的功夫。”他认为，每人在自已的界别做好动员、连结、教育的工作，正是“在地抗争”——为了那些跟本地人有切身利益的事情而抗争——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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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恒认为，新兴专业团体对“后雨伞”香港政治是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方志恒认为“雨伞运动”未能成功推动政制民主改革，令香港陷入深深的无力感。“不幸地，以往民主运动总括来说有两种策略，一种就是‘倾’，一种就是‘砌’。”“倾”是温和的沟通路线；“砌”即是动员群众的抗争运动。方志恒以往一直推崇与中央沟通，如去年4月联同其他17位学者推动改革特首选委会的方案，不过他说“831决定”显示中央关闭沟通大门。
79天的占领的确是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但亦没有达到任何示威者的诉求。“当群众压力这样大时，原来北京都可以不让步。对它来说，去到政制、政权最关键的保卫战，它情愿让香港陷入管治失效的状态。”过去一年多的发展，对民主阵营来说，揭示原来“倾”或“砌”两种策略皆失效的事实。
方志恒说：“过去香港民主运动，一直以政制、政府为中心的思维。”不过，特区与北京政府都难以撼动的时候，他认为该换转思维，专注壮大公民社会、守护香港核心价值——这就是他提出的“香港革新论”。
“香港革新论”其中一个重点是，鼓励民间自治，意即公众对各种社会议题多方面参与。方志恒以新成立的FactWire通讯社为例，它依赖民间众筹的资金成立，专责各种深入调查报道，是捍卫香港新闻自由的一个方法。
方志恒以十九字概括“香港革新论”：革新保港，民主自治，永续自治。为香港前途而战。虽然名字、口号响亮，但明显的是，这不是惊天动地的新思维。香港一直的传统就是“小政府大社会”，公民社会比起不少地方都要强大。方志恒承认自已提出的论调不是全新，不过一些新科技如众筹有助推动民间自治。另外，他认为香港公民社会需要在大大小小的方面推动改变，为公众充权，对抗“后雨伞”的无力感。
政治形势之下，香港的地方极之被动。方志恒说，香港正等一个机会“反攻”。“有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才可以保卫香港核心价值及自治空间，不要再倒退……在等下一次有政改的机遇，我们才可以再争取。”香港核心价值包括法治、自由、公正廉洁等等。
不过，中央会否让步、香港民主阵营将来还有否有能力、机会与中央斡旋，主动权看来还是紧紧握于北京之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