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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中美关系的波折

雅尔达会议规范了战后世界的和平民主新秩序。中美关系在冷战前期27年的几个转折,复杂而具戏剧性,深刻影响了七十年中国的发展。

习近平正在进行之中的访美之行。和美方的议题之一是回顾中美关系——免不了一派官话,应景而已。但是对于我们,这种回顾却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记取。所谓70年(1945~2015)就是二战后的70年,于中国人而言,确是地覆天翻的70年。中国毋庸置疑地获得了进步,但是这进步付出了惨痛而巨大的代价,无论怎么看,都与美国息息相关。本文试图对1945~1972年的中美关系的几个重要转折,作一分析。

一、雅尔达精神(1945)

二战胜利在望的1945年2月,在苏联克里米亚召开的苏美英三国首脑雅尔达会议,是二战中所有大国会议中最重要的一次,影响战后历史甚大。1943年11月至12月相继召开的开罗-德黑兰会议,中国首脑蒋介石只出席了开罗会议,参与了中国战后将收回台湾的重要决定。雅尔达会议的重点是对大战结束后的安排,怎样重建世界新秩序,处理战败国德国和日本,包括涉及领土和赔偿的中国的利益和苏联的利益。最引世人瞩目。

因此,后人对雅尔达会议有这样的定义:列强利益分配,开启冷战局面,造成美苏两霸对世界的控制。这种界定有与事实不符及偏见成分。

1、这次会议的主旨是要彻底打败纳粹德国和日本,要求他们无条件投降。然后对德国实行分裂,由美英苏法四国占领。苏联同意德国投降后3个月出兵对日作战。——了解二战加于人类的惨烈浩劫,便不应该低估同盟国要迅速结束战争的意义。死于二战的军人71万(编注:应为2000多万)、平民5000万。

2、会议规定战后德国实行去纳粹化、日本民主化。所有获得解放的欧洲国家实行民主选举。非此不能彻底消灭法西斯主义。

3、苏联打败日本后,获得库页岛南部、千岛群岛、中长与南满铁路的控制权、中国大连、旅顺的租借权。会议尊重苏联收回1904年日俄战争中被损失的权益——对于这条,并无非议之理。古今战争,败者无不作出退让,何况,打败纳粹,苏联的战功与牺牲大大超过西方,直到攻克柏林。因此在雅尔达会上,斯大林有主场优势,唱了主角,苏联获得东方领土与德国赔偿之半数,乃是顺理成章的事。

4、会议同意苏联要求外蒙古维持自治现状。1945年8月苏联与国民政府订友好条约,双方同意外蒙独立由公投决定。10月公投,100%赞成独立。后来获国共政府先后承认。1961年蒙古加入联合国。——因此,对外蒙主权的争议,涉及“民族自决权”。谈不上雅尔达会议瓜分中国之说。(台湾、澎湖从日占回归中国,早在开罗会议已经决定。雅尔达未议。)

5、至于东欧八国的赤化,那是苏联红军占领地区的必然趋势。进而形成北约与华沙条约两大集团的对立与东西方冷战,这是雅尔达会议力所不及的发展。就如苏联战后成为超级大国,罗斯福早死,邱吉尔或许看到了迹象,但是雅尔达会议在苏军的强大攻势下不可能对苏联未来作出影响。

6、中国内战是雅尔达会议最大的遗憾。战后中国之命运系于国共关系,而美苏对国共领袖蒋介石毛泽东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力。日本投降后,不仅美国深切关注中国局势,苏联亦复如此。他们都不希望国共再操干戈。“重庆会谈”就是美苏推动的杰作。但是不足四年,在二战中拥有大国地位的国民政府就在内战中被推翻。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有不少对苏美的指责,怀疑他们的诚意。其实,斯大林有意在中国推销“法国道路”,让中共放下武器,国共合组联合政府,当时在重庆谈判中已显露曙光,而美国不仅介入会谈,还派马歇尔来调停国共冲突。如果不是毛处心积虑要武力夺权,雅尔达的和平、对话与民主精神将改写中国历史。

总之,雅尔达会议罗斯福、斯大林、邱吉尔三巨头达成的协议是当时条件下为世界和平作出的最佳规划,影响战后东西方集团的发展方向,也是中美关系的一个新起点。

二、艾奇逊白皮书(1949)

1949年8月4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白皮书《美国与中国的关系1944~1949》。这是记录中美关系上百年来的一本里程碑性质的大书。长达1054页,有5cm厚。甫出版就引起巨大震撼,美国新闻界、知识界连续数月不停的报导评论,政界则发生激烈的争吵。无他,中国这个美国二战中的盟友和有长期友好关系的国家,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正面临无可挽回的崩溃。中国就要变成一个共产党统治的极权国家。变化之快,很多人还没有反应过来。

而在中国,透过媒体也有很多人关注白皮书。尤其是中共领袖毛泽东连发五篇文章批判白皮书,虽然至今恐怕没有几个人看过原书,但大家都知道有这样一本白皮书。

当时国共内战的形势,国府已在兵败如山倒的危急中。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已经结束。国军损失兵力达150万人,被俘86万人。截至1949年4月共军渡江前,国军已从1946年的450万人,减至200万人;共军则从1946年的127万,增至357万人。蒋介石已经引退下野,李宗仁代总统,5月上海失守,国府迁移广州;8月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离开南京返美国。而在北方,毛派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中共在筹划开国事宜……美国当局应该看得很清楚,战后对华政策已经遭到全盘的失败。

白皮书内容究竟为何?据报导,全书分三部分。之一是国务卿艾奇逊为本书给总统杜鲁门的函件,14页;之二是主文,历述105年来中美关系的经过,409页;之三为附录,186份文件,共640页。这部分有一些从未发表的官方内部文件,包括与中国有关的通信、报告、备忘录之类。据说,最重要的、最值得看的是第一部分,那相等于白皮书的导言和结论。

艾奇逊说,“这是关于一个伟大的国家经历最复杂、最苦恼时期的坦白记录,这个国家早就和美国有着极亲密的友谊的联系。”他透露战后美国对华政策最初设想的三种可能的选择:

一是一干二净地撤退;二是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帮助国民党消灭共产党;三是帮助国民党尽可能地在大部分地区巩固政权,同时促成和共产党的妥协以避免内战。

艾奇逊认为,第一个政策行不通。等于我们不做任何补救,就把我们的国际责任和对华友好的传统统统放弃。第二个政策,从理论上来看,似乎令人神往,却非良策,也完全行不通。他说,在战前十年,国民党不能消灭共产党,现在战后,国民党削弱了,意志消沉,失去民心。文武官员胜利后的行为断送了人民的支持。可是共产党却空前的强盛,控制了整个华北。国民党军队的不堪一击,也许只有美国的武力才可以将共产党打跑。但是这样庞大的责任,无论是1945年还是以后,由美国军队来承担,美国人民都不会批准。因此我们只有选择第三个政策。……然而,我们也终告失败了。

艾奇逊的结论是——在合理的能力范围内,美国所做或可能做的事,都没有可能改变中国的局势,继续做下去也不会发生影响。这是中国内部势力造成的结果。是一方怠忽职守所造成的。

白皮书的发表,国府和美国支持国府的政界反应最为强烈。蒋经国认为对“民心士气影响极大”;胡适也批评美国推卸责任:“在倒下来的中国流着血的时候,美国说,罪不在我。”艾奇逊说,白皮书的发表象征一个时代的结束。但是一年后,韩战爆发的第三天,杜鲁门便下令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改变了台湾的命运。美国再次卷入国共之争。

白皮书虽然只是一个文件集,但是却是中美关系一个重大转折时刻的历史见证。

三、冷战与热战(1950-1966)

“冷战”一般认为从1948柏林围墙开始,到1991年苏联瓦解结束。原指二战后美英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实际上,冷战不仅有双方政治经济外交的宣传、间谍、科技和军备核武等竞争,还有炮火连天的战争,至少有两场大规模的局部战争:韩战(1950-1953)和越战(1959-1975)。

恰恰是这两场发生在与中国接壤的远东战事,成为剪不断理还乱的中美关系的继续。因为身为“世界警察”的美国扮演了两战的一方主角,而共产中国则是两战的另一方主角或后台主持。两战的激烈程度和美国卷入深度,是中国内战完全不可比拟的。韩战:美军阵亡54,000人,中共志愿军死亡40万人(邓小平语)。越战:美军阵亡58,000人,越共死亡110万人。中共参战32万人,伤亡不详,但有大量物质、军火援越。

这两场战争,正好伴随着毛泽东统治的头尾时期。韩战在中共建国之初,越战高潮与文革同步。具戏剧性的是,冷战时期发生了共产阵营的严重分裂——中苏两共产大国从论战演变到兵戎相见。中共外交重心从“反帝”转变为“反修”,实质上则是从反美蜕变为反苏。文革的意识形态对此有鲜明的张扬。因而,两极化格局的冷战变成了美苏中三角鼎立之势。

白宫的对策是什么?1968年以许诺尽快结束越战而当选总统的共和党人尼克逊接受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的谋略:打开和中共对话之门。显然,纵横捭阖于国际外交多年的基辛格已洞悉中苏关系的水火不容,是一个联中抗苏的可乘之机。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像中共这样疯狂反苏的国家。苏联是美国全球战略的唯一旗鼓相当的对手,中共虽然实力有限,但毕竟是一个第三世界野心勃勃的大国,拉拢中共有利于增加美苏战略平衡的砝码,有利于分化亚非国家反美的左派联盟——无论基辛格的均势外交理论如何奥妙,现实的地缘政治涵义却是不难解读的(传闻说苏联1969年边界冲突后欲对中共进行核袭击,被美国遏止。未获证实。)

于是1972年2月,笔者和一班“臭老九”在昆明看到美国大总统屈尊来朝毛皇帝的新闻公报时,那真是惊异到下巴都快掉下来了。

四、尼克逊的不可理喻(1972)

时过境迁43年,当年东西方叱咤风云的大人物,毛、周恩来、尼克逊、勃列日涅夫都已遁入历史,独留一个92岁的基辛格尚能入座习近平西雅图的雅席。报导说他打那以来,去过中国90次,有时是大商家的私人飞机包来回。风尘仆仆的外交家成为中国的“老朋友”,应该加一个名衔“食利者”。

今天我们可以对1972的中美和解提出以下质疑:

1、联中制俄的战略丧失一个民主国家应有的道义原则。有道是“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这只是市井看客之见)。美国二战以来为坚守其立国道义,已付出重大代价。众所周知,1972正是文革暗无天日、林彪叛逃之际,毛的独裁统治面临众叛亲离的空前危机。美国如此高调拜访,只能视为对一个垂死的邪恶制度的支持。

2、解密文件显示,双方在北京会谈的主要议题是台湾问题。而后,协定的“一中”原则,使中共取代台湾联合国的席位,乃至美台断交。极大损害了台湾中华民国的主权尊严与权益,不仅对台湾人民不公平,而且违背美国一贯的对华政策准则。事实证明大陆政治、经济与民生,也没有因为尼克逊访问北京而得到丝毫改善。

3、另一方面,美国亟欲制约强国苏联,诚可理解。但是,美国当局的专家们应该了解“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格言。作为美国二战中的忠实盟友(美二战援苏100亿美元、援华30亿美元)苏联,在斯大林去世后已经在政治上开始了重大的转变,包括1953年断然决定结束韩战及对西方的缓和政策。签署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中导条约都是基辛格参与达成的。而苏联的“和平演变”正是中苏交恶的来源,也是日后苏联瓦解导因。一个明智的西方政治家绝对没有理由和一个超级流氓结伙去打击自己的竞争对手。

可见,中国大陆易帜后,到1972年的冷战前期的23年间,中美关系还是国民政府大陆时期的延续。一方面和中共政权处于敌对甚至是战争状态;另方面对偏居台湾的国民政府给予政治、经济和外交、军事的多种支援。政策理性有序,成为台湾经济起飞社会稳定的助力之一。附带指出,在此期间,蒋介石政府曾经有过三次“反攻大陆”的冲动,以致军事策划。时间分别是韩战、中国大饥荒1962年和文革1966年。蒋预盼大陆人的响应和美军的介入,都被美国官方判断不切实际而劝阻。

指出尼克逊政府1972年对华政策的弊端和不可理喻,或可肯定当毛时代结束后,华盛顿和北京以某种适当的方式,寻求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但是,1972年的转折,毕竟造成了一个事实,成为中美关系的一个分水岭。迄今43年来,两国关系虽然分歧、冲突与危机,风雨不断,仍然是两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不可调和的对立。但是,和冷战时期有了一个明显的差异,那就是业已相当密切的利益相关性。无论中共政局将发生什么变化,这种将两个当代最大的国家连在一起的关系将会存在下去。

(2015年9月25日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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