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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80年代做音乐“鉴黄师”

从被举报者到“鉴黄专家”

大概是1982年,单位突然找到我,说“出大事儿了”。我吓了一跳,不知道为什么出大事儿。他们说宣传部找到我们单位,有人举报我不仅仅听靡靡之音,还在家里大量地复制和传播。所以要求我第一立马回家,把家里的靡靡之音、黄色歌曲全部上交;第二交代我传播给谁,复制的这些录音带给了哪些人。我当时一听,真是出大事儿了,回去以很快的速度整理了一下,把我喜欢的邓丽君和其他一些台湾歌手,比如刘文正,而且质量比较高的录音带藏起来。上交了另外一些质量不太好的,已经听了很长时间的带子。那次对我来说,没有更多政治上的危险。因为那时我还比较年轻,也不是积极分子,所以说在政治上或者其他手段上,对我没什么影响。

我是怎么接触到邓丽君的歌呢?我记得是1978年左右,我首先从电台、短波接触到的。我印象最深的短波就是“香港之夜”(注:这是邓丽君1977年发行的一首歌曲,表达了对香港的都市生活的迷恋),我一听,怎么这么好听的一首歌。而后在1978年的下半年,我的一位同学说:“你到我家里来,我有一个好东西。”他的叔叔是海员,回家的时候带了一台后来我们才知道的三洋录放机,我们叫“砖头机”。当时他有几盒刘文正和邓丽君的磁带,我印象最深的是,没想到磁带有这么小的,像香烟盒一样,因为我们以前都是大盘磁带。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小的录音机,他把磁带放进去的时候,还研究了半天怎么弄。当声音一出来,我们两个人都傻了。

因为在我们成长的年代,从文革时期的样板戏到后来,都是文艺和政治相结合。突然听到一个很柔美的声音,简直惊呆了。同时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我印象很深,我们从磁带封面看到邓丽君的形象:她的打扮,包括服饰、发型,我们也没见过,就觉得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女人。再往后,国内开始有少量商店销售三洋录音机。那还不是一般人能买得到。第一是经济上不行,因为以工人的工资标准,二级工每个月40块,但是这个“砖头机”要200到300块钱;第二还得是级别高一点的人、凭券才能购买。我当时很幸运拥有了一台这样的录音机。

我的磁带被没收后一个月,有一天,宣传部和公安来找我。这是第二次找我,我吓坏了,因为公安介入了。公安说“我们到办公室找你说个事儿”,我当时还年轻,从来没有经历过,所以特别害怕。在办公室,宣传部的一个官员跟我说:“是这样,知道你偷听黄色歌曲(他们也不说靡靡之音,说黄色歌曲),知道你听黄色歌曲比较多,给你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我当时想怎么补呢,我以为是让我揭发,就说“揭发这事儿我肯定不干”。他说“不让你揭发,我们要在全市(我当时在江苏的苏北一个城市里)搞一次大型的、宣传部和公安一起进行的大搜查,就是各家各户、大规模地搜查黄色歌曲”,但是“我们又不怎么听这个歌曲,不知道哪些是靡靡之音,所以想请你去给我们做鉴定。我们公安和宣传部的人员负责将各家各户、各个单位上交的磁带聚集在一个地方,你不用做其他事,就专门给我们鉴定。”

还有这个好事!我心里其实挺乐的。因为既然全市收缴,肯定有很多我没听过的。那年夏天,学校放假了,我们找了一个大教室,我和当地电台的一个技术人员去了。他带了一个“消磁器”。磁带是AB两面,消磁器放这儿之后,把磁带的正面抹一下,它就消掉了,B面抹一下,很快也消磁了。当时还比较好,消过磁的磁带会还回去,可以作为一个空白磁带。

那年暑假我没回家,他们管吃管住。当时已经有可以翻录的双卡录音机了,我们那台机器是可以翻录的。我们在鉴定黄色磁带的同时也偷偷地进行翻录。因为管得不太严,只有我们两个,我们两个像专家一样,随我们怎么玩。那段经历对我以后的影响是巨大的,包括在音乐方面。因为走私的磁带有很多,不仅仅是刘文正、邓丽君,还包括张帝、徐小凤和其他很多歌手,各种渠道进来的。还有不同的音乐表现方式,比如把歌曲改成音乐的纯音乐带。这些都是我们第一次听到。

怎样鉴别黄色歌曲

在1979、1980、1981年,全国除了开始跳交谊舞之外,还开始了旱冰娱乐项目。我们当地有一个很火爆的旱冰场,正好在这次清剿靡靡之音磁带风前后,管理旱冰场的经理突然被公安带走。我们很惊讶,旱冰场没什么问题啊,溜旱冰是一项娱乐性的体育运动。他出来后,我问他因为什么进去,他说旱冰场放的背景音乐是《何日君再来》。最有意思的是,放的还不是邓丽君唱的《何日君再来》,而是用歌曲改编的轻音乐。

当时我问公安,为什么把他带走,是让他交代问题吗?而且还把他所有的磁带没收。这是音乐(旋律)呀。最让我觉得匪夷所思的是,公安跟我讲,虽然是音乐(旋律),但所有的舞者,旱冰场上听到的人,都有可能听着音乐想到了黄色的歌词。

1982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了一本《怎样鉴别黄色歌曲》的书。书中列了一些黄色歌曲,详细分析它们为什么是黄色歌曲。

这本书比较奇葩,而且文章的作者大部分是国内的音乐名家,我觉得它在中国的音乐史上都可以留下一笔。这本书在批判的同时,也给出了一些标准。比如说歌词,这个我们能理解,因为我们从样板戏过来之后,像“吻”、“拥抱”、“依偎”、“情哥”、“郎”、“美女”都不能出现。这些是黄色的,资产阶级情调的,磨灭革命意志的。其次是曲调,不能有软绵绵的,抒发情怀的。因为之前我们天天听样板戏和革命歌曲,突然来个软软的,抒发感情的曲调,从作曲方面,它也让人觉得是靡靡之音。第三个我印象最深,是配器。因为革命歌曲都是很直的,这本书认为,编曲当中有回转,甚至在高潮时有电声和其他配器处理的都不行。有一篇文章用浪来形容,音响效果像一个浪头向你扑来时,就让人觉得不稳,产生一种很放荡的感觉。我当时看了后,真不知道说什么好,现在再想起来是很滑稽的事情,而且作者是一个名家。从歌词和作曲来批判我们都可以理解,但是连配器他都能详细地、牵强附会地去批判。所以我说这本书应该留在中国音乐史上,也应该留在80年代史上。在80年代这是一本标志性的书。

根据这种标准,我们对音乐磁带做判断,应该有个界定吧。比如说《何日君再来》、《蔷薇蔷薇处处开》,其实是30年代的歌曲,但都被认为是靡靡之音。后来的《乡间的小路》,在歌词上本身没有情爱,只是一首普通的、抒情的歌曲,一种精神回响,好像也把它定为靡靡之音。

我的一个姨妈在上海,也是邓丽君迷。我有一部分走私的磁带是从她那儿拿的。她迷到什么程度?那时不像现在是数码的,无法准确地找到磁带的每一曲,她就花几个晚上标记了所有的磁带,用一个本子记录,录音机的计数器中显示的哪个数字到哪个数字是哪一首,一个个地标出来。如果要听第三首,她就快进到对应的数字,然后停下,往下听。我估计有很多人也会这么做。那时不仅仅一批年轻人在听邓丽君的歌曲,应该说几亿人都在听。

在这样的风潮中,在中国大陆出现了两个代表性人物,一个李谷一,还有一个是苏小明。李谷一唱《乡恋》,因为用了气声唱法而受到批评,说她是学邓丽君。我们当时特别喜欢听苏小明的《军港之夜》,我记得还是买的黑胶唱片。当时《军港之夜》被批,并且不准她再唱,我们都觉得匪夷所思。后来才知道,《军港之夜》的最后一段歌词是“让我们的水兵好好睡觉”,有人提意见了,说这首歌为什么“让水兵睡觉”,不让“水兵站岗”呢?这本身就有问题。所以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年代,什么理由都会有。

从邓丽君到其他歌手,有关情爱的歌曲不能听,还有跟政治有关的,比如《绿岛小夜曲》。当时这首歌被禁,我们也搞不清楚,绿岛是一个什么地方,它跟政治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不让唱。后来包括一些当地民歌,比如《阿美阿美》,也不能唱。只要是很生活化或者通俗化、民歌化的调调,都不能唱。因为当时的民歌包括文革时期的民歌,其实也是政治化的,并不是我们后来唱的词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凡从“那面”过来的,大凡唱这些的,都不能唱。

人人都爱邓丽君

虽然有各种查抄,有国家禁止,但也有很多温馨的故事。我记得当时去苏州认识一个女孩,就是因为邓丽君的歌曲。正好我叔叔家有录音机,她是叔叔的朋友,两个人就在那儿听邓丽君的歌,互相交流。她比我大,也是一个很资深的邓丽君迷。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听歌,氛围相当好,两个人感觉都不错。我离开苏州的时候,她去车站送我,塞给我一个笔记本。我原以为是情书之类的,但到了火车上打开一看,惊呆了,原来是她手抄的能够找到的所有邓丽君歌词,有这么厚,我估计用了整整两天的时间。我当时心里真是激动。

我身边还有一个女孩,也是资深的邓丽君迷。当年走私的磁带基本是从广州过来的。她正好有一次去广州看亲戚,发现广州能够找到各种渠道过来的磁带。她后来跟我讲,当时她就想“我不能离开广州,我不能回来”,回来以后听不到这么多歌了。她在当地因为寻找各种渠道的邓丽君磁带,认识了一个走私磁带的小伙子,最终竟然嫁给了他,而后她每天就能听到大量的不同版本的邓丽君歌曲。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也是在音乐史上,在1980年代,一个比较个性、比较典型的例子。

到现在你会发现,热爱邓丽君的这一批60后、70后,群体相当大。我经常在北京的的士上发现,一个像我这样的中年人是资深的邓丽君迷,他随口哼的都是邓丽君的歌曲。

你只要哼起邓丽君的歌,就会发现不少中年人不约而同地一起哼唱。我的一个朋友去年去台湾,跟团去的。到了以后,他首先请一天的假,不跟团,自己去邓丽君墓扫墓。我后来知道,这样的朋友很多。这说明邓丽君的歌曲,包括邓丽君本人影响了这批1980年代的听众。

其实还有一个话题,就是对邓丽君本身的热爱。我刚才提到了,第一次看到磁带时,除了她的声音,还被磁带封面、被邓丽君本人吸引。

因为我们当时从样板戏过来,看到的女性都是马列主义老太太。这是一个中国特色的词儿,就是中性的女人。听的音乐、文艺作品,都是英雄、高大上的形象,突然看到这样一个真正的女人,同时又唱出了温柔的声音。

对于一个青春期的男孩来说,这是一种性的启蒙,这种吸引力是油然而生的。再结合她的形象、声音,就更让我们勾画一个真正的柔美的女人形象。所以,我可以肯定地说,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跟我年龄差不多的男人,其实都有这样一种心理的变化和冲动。

邓丽君这一偶像的产生,包括现在我们悼念邓丽君,其实就是因为找到了一种女性的标准和暗恋对象。他就认为我将来应该找一个邓丽君这样的女人,不仅仅是她的形象,还有她的甜美,她的声音发出来的甜美,不要像中性女人那种。我们现在叫女汉子,那时没有这个词儿。这是一个方面。女孩其实也是一样的,她发现我们女人还可以这样,我们说话还可以这么嗲,唱歌还可以这么婉转,歌词还能抒发这么多好的感情。

所以,可以肯定地说,邓丽君在当时影响了几亿年轻人。这种对她的热爱和追随,是一个不可磨灭的文化现象。

(口述:三石;文:杨东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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