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86年刚到美国芝加哥时，满脑子充斥的是中共的宣传，满胸怀饱含的是对中共的热爱。
记得刚下飞机去机场取行李时，一个英俊高大的小伙子笑着走过来帮我搬行李，并问我是哪里人。我回答是北京人，反问他是哪里人。他笑着答到：“台湾。”我脑袋轰的一下，象是看到电影里的台湾特务。只听他又补充说：“你很象我们台湾姑娘。”我脑袋又轰的一下，怎么我象台湾人。
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在1986年竟是如此的僵化闭塞愚昧。随着在美国享受到开放的信息，亲身感受到美国民主制度的优越，我的思想发生了质的改变。再反观中国的独裁统治，新闻封锁，又听到中共暴政的见闻，才真正认识到中共的残酷。
第一次听到中共乱杀百姓是到芝加哥的第一年。
由于新来乍到的孤独使我出奇地喜欢扎堆儿凑群儿聚会吃喝。一次聚会，大家多喝了些酒，话也就份外的多。一个姓吕的留学生说：“咱们喝多了也就是话多，可我们系的老王，一喝酒就拍着桌子哭喊：‘他们杀人啊！他们杀人如麻啊！他们还杀娃娃啊！’第一次大家还劝他，可回回都这样，大家也就见惯不怪了。由着他去发泄发泄吧！”我好奇地问：“他说谁杀人如麻？”答到：“这还用问，当然是共产党！”我惊奇地又问：“共产党杀娃娃？！”答到：“当然，斩草除根嘛！老王小时候正赶上土改，看中共杀人受了刺激了。”
后来听到的让我震惊的中共杀人的故事是从1937年就参加了中共的父亲口中。那是1989年6月4日，中共开枪杀学生后，他伤心地对我讲了这个真实的故事。
“那时是抗战国共合作时期，我们的部队八路军暂时驻扎在河北的一个村子里。请了一个农民做我们的马夫。这个农民有个相好的寡妇。他有次把半袋马料背去给了他的相好，被八路军发现了，就立刻召开全村大会斗争这个农民马夫。大会结束时竟宣读了一个审判书，判决：枪毙！罪状：偷窃和乱搞男女关系！当时全场都静静地听着，没有一个反对的声音。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农民最后说的一句话。他非常麻木无奈地说：‘乡亲们，那就来世再见吧！’”
父亲接着感叹道：“半袋马料一条人命啊！怎么就没有一个人站起来反对哪！？我回到住房才趴在桌子上莫明其妙地痛哭起来。我当时也没站出来反对啊！我哭也是因为年轻，刚参加部队，不了解共产党的残酷啊！当时我们这些年轻学生最不能接收的就是共产党的斗争杀人，而且杀的都是老百姓。中共早期杀的都是勤劳致富的农民。很多农民都是辛辛苦苦几年劳动经营了几亩地，他们没有一天不去地里劳作事弄那土地，怎么到共产党眼里就成了阶级敌人，地主？！就引来杀身之罪？！可是渐渐地我们都接受了常被上级灌输的一个道理：现在杀人是为了实现我们将来的远大目标——共产主义。由于这个道理，杀人就变得理所当然了。”
我仍不敢相信地追问：“他们真的就为了半袋马料杀了那农民？”爸爸轻轻拍着腿沉痛地说：“杀了！而且杀了后就送到八路军医院让医生练手儿作人体解剖了！大卸八块！”
我愕然了。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讲中共杀人，他说这是他刚参加中共部队后第一次经历杀人，而且杀的是普通老百姓，所以他终生难忘。这同样的故事父亲后来竟对我讲了不下四五遍。如今父亲已经死了十年了。他死前的几年间总是反复回忆叙说他感到痛心自责的事情，包括对我年迈的姥姥的忽视。我现在慢慢地能理解，父亲作为从北京大城市出来的高中毕业生，在中共组建的那种农民队伍中生活是多么的不习惯。而第一次看见杀老百姓的震动对父亲是何等的沉重，直到老年还在不断地反省自责。而后来经常令他痛心的是中共六四杀人，他常一针见血地说：“什么暴民？！只不过是为杀人又找的一个借口！”
真正使我惊醒的是那六四的枪声，真正使我认清中共本质的却是包括我父亲讲的，以后又不断听到别人讲的那无数的中共杀人的故事。
（2005 年《华夏文摘》cm0502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