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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的“临时中央”之设立

众所周知,中共历史上的“临时中央”,就是指1931年在上海由博古、张闻天做领袖的中共中央。

这个“临时中央”后来迁到江西苏区,并主持召开了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策划组织了后来的红军长征,直到遵义会议,博古才下台,历时三年多。而若以洛甫(张闻天)为轨迹,这个“临时中央”的历史,则还要延长几年!因为,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取代博古之后,他还做了虚实相间的八年总书记——直到1943年3月由毛泽东出任中央主席。

本来,由谁做中央的领袖,并无定规,一是个人才干,二是形势需要。但是,一个政党,终究还是有些党规的。例如,中央委员或病或死或犯错开除,因故出列,其所缺委员位置,是只能由中央候补委员来顶缺,而不能随便由其他党员来补。这就是组织规定的必需程序。

然而,1931年9月成立的“临时中央”,六个人组成的中央常委,却有多半不是中央委员:博古、张闻天、李竹声都不是中央委员,而只是卢福坦与陈云二人是中央委员。康生则可以算半个,他是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

而且,负总责的居然还是博古。

时年博古年仅24岁,原是共青团中央的书记。

张闻天则只是中央宣传部的负责人。

原在中央的周恩来、王明呢?

他们都不是这个“临时中央”的成员。因为,当时周恩来与王明,都准备去苏联。

这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机构,会发生如此不合常规的变动呢?

至今为止披露的历史资料,部分解了这个谜。

1931年4月,发生了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叛变、投靠国民党的事件,一下子使处于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面临着极大危险。因为,顾顺章原来就是负责保卫中央机关的“中央特科”的总负责人,他熟知中央机关的一切秘密。6月24日,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杀害,使中共中央一下子失去了头。同时,由于顾顺章,中共中央的活动受到了极大的局限,当时,周恩来与王明这二个中央常委,也无法活动(另一个常委是卢福坦),二个多月时间不敢出门,而只能在一座别墅中,发指示、编党刊。

鉴于此,共产国际远东局报经共产国际批准,决定周、王二人先到苏联避险、参加国际的工作。而在上海另行组织一个机构,负责领导全国的中共党组织,并与共产国际远东局保持联系。

这个机构的名称,就叫中共“临时中央”。

“临时中央”的组成人员却很令人迷惑不解:为什么选用当时还不是中央委员的博古、张闻天等人做“临时中央”的常委、而且还由博古任总负责人?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原本就不多,能选用者太少。

机会就是这样落到了博古等人头上的。

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开始只有23人,虽后来几次全会又增补了十多位(王明、陈云等就是六届四中全会上补的中委),但也开除了一些人出中央委员会(如张金宝、罗章龙等人),还有一些人后来又叛变了(如顾顺章、徐锡根、王克全、韩连会等人),加上一些中央委员不在上海、而在苏区(如毛泽东、张国焘、项英、任弼时等),所以,能进入“临时中央”的中央委员便不多。

故只好以共青团的头头来当党中央的领袖了。

对于这些不是中央委员的人,共产国际远东局同意,以后中共开全会时,予以追认他们的中央委员资格。

于是,由博古牵头的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便成立了。

“临时中央”常委的六个人,不久卢福坦、李竹声先后被捕、叛变;康生去了苏联;博古、张闻天、陈云则去了江西苏区,并将“临时中央”迁往江西,继续领导中共。

卢福坦、李竹声二人叛变后,做了国民党中统的特务,解放后被抓,长期关在狱中。1969年,卢福坦被处决;1973年李竹声死于狱中。

不过,1943年延安整风时,因为当时开始批判博古的左倾路线,王明便抖出了一个秘密:博古进入江西后的“临时中央”不合法!因为,他与周恩来向共产国际远东局报告请示时,是说博古等人组成的“临时中央”,在以后到了有多数政治局委员的地方,他们便要将其“临时中央”的权力交出来,由多数政治局委员重新选举中央领导机构。但博古等人到江西后,明明已知周恩来、毛泽东、项英这几位政治局委员在那儿,却没有将此议告知他们,而继续行使“临时中央”的权力。

而奇怪的是,在江西的周恩来,也没有说穿这个问题。

对此,王明在他的日记中说:听说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到苏区应当交权一事,当时毛泽东吃了一惊,连忙找他详细了解这件事。

不过,此后,毛泽东却没有以此否定博古的“临时中央”,在延安整风后召开的六届七中全会上,全会作了一个“关于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之中说:“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临时中央’,还是合法的,只是手续欠缺,对此,以后应吸取教训,不再重犯。”

毛泽东是很实在的人,大权已经在握,对历史,宽容一些,无妨。

2014-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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