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的一天，老蒋在复读班群里发一言：近期进京，各位同学有时间可以小聚？顷刻间人声鼎沸，云集响应。
是不是特别不像一个同学群的氛围？现在还有这样一呼百应的同学吗？的确没有。老蒋不是我们的同学，而是我们那一届复读班的数学老师——算来现在他也应该有五十多了吧？从他日渐稀疏的前额就能看出岁月这把刮胡刀的厉害。但老蒋年届不惑，精力依然旺盛，此番进京为办一件事：送他自己带的毕业班学生参加清华大学的自主面试。
随后的几天，他的朋友圈刷着和那个男生北京留影的照片：参加完考试后，他们在清华园、天安门等标志景点拍照留念。和绝大多数初次进京的小男生一样，兴奋，好奇，又略拘谨。老蒋像教父一样领着他，带着他。很快，好消息下来了：男孩被清华自主招生录取了，老蒋的喜报被点赞淹没，估计他的内心也被成就感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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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以为梦想成真
虽然离京不远，我还是没能参加他召集的聚会活动。不过我见识过老蒋的酒风，雅、正、硬：几年前送他自己的孩子来津上学，在美食街的排挡上，老师端起酒杯敬我：孩子以后就托付给你了。咕嘟一声杯酒下肚。当时我吓得酒杯差点掉地上。感觉世道沧桑。
还是十年前，在复读班的小楼里上他的代数课，几个男同学在桌子底下扳手腕，被老蒋面斥不雅：我就不明白了，大家都是男生，小手有什么可摸的？那感觉不是左手摸右手吗？我们默默收回了自己的手。这也成了那个班男生之间的黑话，尤其是几个老屌丝之间交流的时候，都问对方：你现在右手摸的是自己的左手，还是别人的手？
直男属性显然不能赢得广大同学的欢心，即使他业务顶尖。老蒋的杀手锏好戏是晚自习扯淡——每周有他带班的一次晚自习，成为枯燥复读生涯的视听大餐。大家在装模作样的自习、老蒋在一番装模作样的巡视后，他站在讲台，强行打开话匣子，给被考试摧残得心理荒漠的我们灌水：大学是怎么样的？社会有哪些有趣的事？学习不是最根本的，做人是最重要的，以及那些我们知道或不知道的隐秘故事。作为一个复读班的心理按摩师，他带的这个班的成绩最后也相当恐怖：全部48人，有45人上了一本线，全部录取、无一落榜。
而就在昨天，老蒋突然在群里发言再次引爆大家的情绪：出问题了，因为考试院和清华互相扯皮，孩子投档失败，可能要掉入第二志愿，如果孩子不服气，则要复读。群内一时哗然：明明被清华录取了呀！考试院到底在搞什么鬼？
后面的故事大家这几天都在媒体看到了：这个孩子叫王希，上饶广丰区理科状元，因为学校和考试院划线不同，直接跌入第二志愿；而同分数的其他学生却可以被录取，他成为扯皮的牺牲品。失去清华的录取对于这个家贫如洗的孩子的意义，实在难以想象。澎湃新闻等几家媒体在跟进，但口吻也是无可奈何：当事学校和考试院反应够快，也够冷。
我也认真阅读了几遍清华和考试院两家的声明，犬牙交错、各说各话，但有一点是真看懂了，两家都坚持认为我没错，是对方错了。这样的声明我们见得多了，出现问题首先撇清责任，这是所有对公服务机构都会做的第一件事：如果确实从头到尾按照程序来，那么，他们的声明将滴水不漏、密不通风。但是很吊诡呀：既然所有人没有错，怎么会有人利益受损？恰恰说明，他们赖以自保的程序本身都有问题。
2007年，我在大学蹭新闻评论课。当时舆论热议一个事件：孕妇李丽云因难产，被丈夫肖志军送进北京朝阳医院京西分院，面对生命垂危的孕妇，肖志军却拒绝在医院剖腹产手术上面签字，医生与护士束手无策，最后孕妇因抢救无效死亡。当时的课堂讨论这个问题，大家自然分裂成了制度派和救人派，并差点在课堂里打起来：制度派认为，不能因人害了规矩，你不签字就要负责。救人派则坚持：在生死面前维护并不经得起推敲的制度，这恰恰是我们社会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医生的职责是做烂制度的看门狗，还是做救死扶伤的生命守护神？两派谁也无法说服对方，当时的自己，坚定站在了救人派一边。
8年后，心有余力不足的老蒋和他什么也没有做错又倒霉的学生，同样在面对制度与纠错的命题：你们各自坚持自己的工作流程与规则，表面上都没错。但是王希这个刚刚参加高考、还在憧憬清华园的孩子犯了什么错？因为工作傲慢、交接不畅上的系统性制度问题，错误的代价让一个还没真正进入社会的无辜孩子承担，这样是不是太残酷？如此轻易陷入制度的泥淖，我们搞教育、抓育人的初衷又是什么？当他们建立起维护自身利益、打着制度名义的壁垒的时候，老蒋和那个孩子只能在墙外摇头叹气了。当初拿着清华的offer站在清华园门口的那种幸福，短短一个月后成为了梦幻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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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希和父亲也不知道怎么办(图/澎湃新闻）
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去分辨投档时间、回函时间、自主划线这些专业词汇，即使是一个应届高考生父母，也不会花太多时间研究这么专业的问题：考试院和学校都是专业做招生的，是绝对可以信赖的，只要自己孩子分数够、志愿没填错，就肯定能录取。这是一种专业托付，也是基本信任。但显然，这样的托付与信任失效了。而在这个时候，掌握核心资源、具备在制度外编织纠错防护网的校方和考试院，却只顾维护自己的面子、政治利益，并不试图对无辜的孩子做点什么、补救什么，这才是大多数人对这个体制失望的真正原因。
昨晚我拨通老蒋电话，给他介绍几个调查记者，行不行，好歹试一试。电话那头的老蒋似乎有些意外，连忙回答几句好的好的，匆忙挂了电话去忙了。此后他在群里的发言也是疲态尽显：不远千里带着孩子去了清华，拿到了offer，然后突然成空，似乎有一种对不住这个孩子的愧疚。
十年后，老蒋还是个老师，但已不复讲台上的挥斥方遒的气派，无法给一帮曾经被大学拒之门外的复读生谈什么人生哲学、社会经验，大家的专业学识、社会经验可能已经盖过他了。但是在维护学生利益、不让这个孩子被心仪的大学拒之门外的努力上，我们都暗暗叹服，并尊称他一句蒋老师。
可能王希的悲剧无法挽回，只能去下一个学校，清华梦碎，对于别人而言，又算不得什么大事，炒什么炒，又不是落榜了！不能得优，良也不错呀，毕竟不公平又不在自己身上。但我真希望，无论进哪一所大学，这位素未谋面的学弟未来的人生里，既要记得这个社会曾经带给他的委屈与不公，也要记得有老蒋这样的师友，曾经为他努力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