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八，卖国打倒了爱国，专制打倒了宪政，混乱打倒了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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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种种史料的发现，特别是随着此后近八十年间历史的发展所展示出来的一波又一波的血腥事实之下的认识总结，一九二六年三一八事件在中国现代史上的意义，当作重新的界定。
本人不是史学家，从一个治史者应具备“史材、史实、史识”的观点上说，在此奉献的是一些不连贯的“史识”性的看法，供学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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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辛亥革命开辟了中国现代新纪元，辛亥迄今，中国历史有多个重要节点。1926，1949，1976，1989，应当是这诸多重要节点中的特别重要的几个。
1949，1976，1989之成为重要节点的含意不必细述，唯1926的重要性国人向不注意，特予点述，以警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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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目标是建立宪政国家，使中国迈入民主文明的之列。民主宪政的进程何时发生首次陡变，1916袁世凯称帝无伤共和元气，张勋复辟更不必史者详言，1921是重要一笔，然一个涣散的规模不大的组织于国家之宏大历史进势相比，尚不足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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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之为“3.18惨案”的那次事件，又经七十八年之后（2014.3.18），台湾发生青年学生占领立法院事件，阻挠与大陆签订服务贸易协定。台湾各媒将此称之为中国文明的哀伤、民国法制的哀伤。此且不谈，唯孙中山先生巨像在这次事件中被贴纸条、被乱笔涂画，糟蹋得不堪入目，笔者对此评论道：“这是孙先生咎由自取！”
此评何意？下略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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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为重要内涵的新三民主义政策是孙中山先生之失，败坏了他一生的奋斗和事业。国民党失去大陆，退居台湾，在孙先生制定这一政策之时，便成为中国的宿命，也成为他本人今天在台湾受辱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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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的确立，使本不成气候的某组织乘机壮大。一九二三年中共三大，决定中共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一九二四、一九二六，国民党召开一大、二大，允许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担任要职。于是，中共发展才成为不可遏制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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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民主发展的大盘局上来看，1912辛亥事变发生后，经错综复杂的博弈，孙中山退出重位，换袁世凯主政，保得立宪政治的确立。此非买椟还珠，而是得宝而换匣——保存了共和体制的本质。
此后，虽有反复，均未违背临时约法，宪政局面未动。即后人唾骂北洋时期之猪仔国会、猪仔议员，均是宪政机体之疾，医药为之，手术为之，无伤大体。
当此时期，辛亥革命的目标，宪政、民主在继续的组织、完善和推进之中。继续组织、完善、推进的主体组织者是谁？是中华民国政府——即后来赋之以不好名称的北洋政府（含有袁世凯北洋军的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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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民国政府治下，中国的民主进步若何，可从中国的法治状态来看。
民法、刑法都是普通之法，调整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公民、单位、社会团体，均不能将国家权力关进笼子。能将国家权力关进笼子里去的只有行政法，故行政法是三套法律中涵义最为深刻的一部法律。行政法的立法程度、执法程度，最能衡量一个国家的普遍的法治程度，从而衡量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
历史为了不泯灭人们的记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谁人都忘不了，只是未发掘其深刻意义的案例，这个案例便是——习称中的鲁迅与章士钊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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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章士钊的案例，是某些人对是非的有意的淆乱。其实，它不是个人对个人的案例，是个人对国家权力、对中华民国政府的案例，是一个行政案例，绝不是一个民事案例。
为女师大风潮，1925年某月，鲁迅被辞去教育部科员之职。小气量的鲁迅先生大怒，将中华民国教育部告上平政院（审理行政案件的法院）。平政院判决，教育部败诉，鲁迅复职。时教育部长为章士钊，故人将该案淆之为鲁迅与章士钊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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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当代人不知且难以理解的是，章士钊不仅是当时的教育部长，而且是当时的司法部长。司法部长兼教育部长却打不过一个小小的卑琐的鲁迅，岂不令人惊怪？
无什么可奇怪的，这就是法治的作用。权力之虎，北洋民国政府时期，真的被关在法治的笼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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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打胜官司的时候，正是鲁迅即将写作《纪念刘和珍君》的时候，鲁迅年谱讯记载：“（1926年）二月，平政院开会作出裁决，正式取消章士钊对鲁迅的处分，判定鲁迅诉胜”。而鲁迅先生在即将被“淹没”的死亡中高呼“沉默呀，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他号召青年们要“血战前行”。这些暴烈而怪戾的呼喊也正发生在这一期间——案件胜诉表现法制的清明，以及1926年3.18事件，表现社会情绪的混乱。
鲁迅这样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在鼓噪些什么？他们的知识让他们思考些什么？今天看来，他们是否对他们的民族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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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北洋时期的法制，应当说说外交。
北洋政府的外交是非常成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至1918年，持续四年。中国于1917年8月14日对德、奥宣战，在参战一年零三个月之后，耗力不大（只是派出十余万劳工），却取得了战胜国的地位。
这是中国为提高国际地位所作出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二战之后中国成为四强之一，有后来的国民政府之力，却也是“北洋”国民政府在一战中有所积累的结果，不能独立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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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和会”在两岸教科书中是被不同程度污名化了的。尽管如此，细研历史，仍然能在“但书”后边，看到下面这样的叙述。由之可知，北洋政府参加战争的决策，其意义是何等重大：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了以处置战败国德国为中心的巴黎和会，中国应邀参加。这次和会尽管充满了帝国主义的大国强权政治，但对具有战胜国身份的中国，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由于是战胜国，中国便有了讨价还价的资本，有了胜者的心理、胜者的口吻。中国外交官在和会上争之急、辩之激，洋洋洒洒，有理有节，慷慨激昂，高声扬眉，充分展现了中国人的外交才能和水平，令人刮目相看，重塑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二）由于是战胜国，《凡尔赛和约》中规定了一些有利于中国的条款，如废除德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取消中国向德国的辛丑赔款，归还山东以外的租界地等；对奥和约，又使中国加入国联并被选入国联行政院。
三）由于是战胜国，中国的合理要求便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理解和同情。
四）由于是战胜国，中国的合理要求一经拒绝，便成为一种正常情感无法接受的现实，人民从希望的巅峰跌入失望的深谷，一种被出卖、被蔑视的民族愤怒于是爆发出来。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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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外交胜利不唯如此：
乘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北极熊力不从心之机，北洋民国政府派徐树铮将军收复了外蒙古和唐努乌梁海。
1919年11月17日，历史永远记住这一天，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呈请废除中俄“蒙”一切条约、协定，回到中华民国怀抱。蒙古全境重归祖国，尤其是唐努乌梁海，早已被沙俄侵占，也在这时终于回归祖国版图，中国的幅员在辛亥革命后达到顶点。
北洋民国政府在积贫积弱之季，屡动战事，还派兵远征西伯利亚，收复海参威。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目的。
——本文主写3.18，3.18的主角人物是段祺瑞。为了认清3.18之时北洋政府是否卖国，所以要特别提醒读者：不但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决策是段祺瑞力排众议作出的，收复外蒙古、唐努乌梁海以及出兵海参威均由段祺瑞一力促成。
中华民族忠诚的儿子活在地上的时候流泪、跪祈，但不要让他在地下（他的未来的历史中）流泪。不让他在地下流泪，这是他的儿孙们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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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民国政府时期的外交活动中，有两狼在中国土地上撕咬：俄罗斯和日本。他们居心叵测，都想让中国入它觳中，或直接入它版图，或成为它后来侵略的助力。
日本看似精巧，却缺乏最实质的心机；北极熊看似蠢笨，却奸滑狡黠至极。
二者的最大差异：日本无马列主义，无搧动民心民情的暴力主义，悍然地以单纯的军事力量，如何撼得动偌大一个中华民族？
俄罗斯则不然，付出的军火不多，包括延安在内，付出的美元、卢布不多，但输出主义之力，如何了得。海陆丰、井冈山直接就是莫斯科万里以外的苏维埃——中国境内的苏联！
我们仇恨一个伤我肉体者，至今与它争夺钓鱼岛弹丸之地，我们却歌颂另一个戕我灵魂者、在戕我灵魂的同时掠我土地者！这是多么奇妙的不可思议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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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为什么以卖国罪绞死李大钊。李大钊是住在苏联大使馆内的黄皮肤俄谍，不仅他本人住在苏联大使馆，他的办公机构都设在苏联大使馆。北洋民国政府从俄国大使馆里清理其巢穴的时候，清理出大批卖国文件、枪支、弹药、红色旗帜。
红色旗帜意味着什么？在民国五色共和旗帜之下，单纯的红色旗帜当然是异国异族的旗帜。李大钊的名言：“看未来的世界，必是赤帜的世界。”我们今天谁说：“看未来的世界，必是太阳旗的世界。”这是什么意思？是一般的政治问题，还是民族问题？是革命与反革命问题，还是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的问题？
姓李那厮是否当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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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3.18群众集会和示威，就是李大钊领导的，当然还有另一个人物：国民党左翼人物徐谦（孙中山后期主张的坚决拥护者），他的职务是中俄大学校长。
这场集会必要吗？
为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大沽口敷设水雷，日本联合英美法荷共八国于3月16日向北洋政府递交最后通牒，要求撤除水雷。段祺瑞连夜在自己家宅之内召开会议，按程序行文，对最后通牒予以否决，并于夜12时送交荷兰使馆，要求转致其它各国。
3.18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基本要求是什么？是要求政府拒绝八国通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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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段祺瑞政府在接到八国通牒的当夜就复函正式拒绝，3.18的集会为什么还要搞下去？
与两狼相斗有关。段祺瑞日学出身，吴佩孚等北洋要员，俄罗斯都不信任，担心他们向日而不向俄；斯大林要在中国找代理人——他失望于段祺瑞、吴佩孚的坚决拒绝（例如重新收回外蒙古等问题），便转向孙中山，孙中山则答应：“若获支持，在外蒙古和中东路问题上认可俄国的立场。”
时广州革命政府获苏俄大量军火、飞机、卢布支持，操师北伐；李大钊等嚣乱北京，作里应外合，3.18事件由是发生。
有理没理都是你段祺瑞没理，3.18群众集会非搞不可，游行示威非搞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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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牺牲四十七人（含三名警察），责任在谁，武斗开始于谁？不但要看委曲了的历史书——那不敢说话，任人打扮的婢女，还要看强权者的政治书：它们的信条，暴力，暴力，暴力，在这样的信条和口号下，开枪事件的是非大致可以定论了！
本文要简明其旨，建议读者看看李洁先生《文武北洋》，该文有详细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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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惨案”，“3.18惨案”！一方面民主政府羞缩，不像现在，广场事件之后，邓老先生亲自出面表彰“人民的子弟兵”；另一方面，举赤帜者最善宣传，北洋政府成为罪人。在南方北伐军的打击下，北洋政府于张作霖手中倒台，辛亥革命开辟的宪政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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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的过程中，国共两党都完成了一党独裁的理论定谳。共产党方面，“一党专政”写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里，多党合作，是阶段性的权宜之计；国民党方面，以训政、军政代替宪政，虽然宪政仍然是它的最终政治目标。
但终归来说，“一党独裁”在北伐中完成了它的真理性，其后打个天地翻转，是两党相争，谁来“独”这个“裁”。
章太炎是民国的重要开国者之一，但他临终拒不覆盖青天白日旗，覆盖的是辛亥革命之时决定的，也为北洋民国政府所一直使用的民国正宗五色共和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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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北伐战争的结果，也即北洋政府的倒台，章太炎先生有诗悲吟道：
无量头颅无量血，
可怜购得一党制。
辛亥烈士已成灰，
民国覆亡党国立。
北伐的功劳，潜隐着赤帜者李大钊的功劳，当然也是三一八的功劳。三一八之后，满清《退位诏书》所竭力避免着的中国大规模的流血动乱，便一波大于一波地演绎开来。国土、民主、法治牺牲于其中。所以我说，三一八，卖国打倒了爱国，专制打倒了宪政，血腥的混乱打倒了秩序下的法治。
三一八之后，中国政治开始了下一轮的是是非非：是选择那个虽然独裁但将实施宪政作为最终目标的国民党，还是选择实施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共产党？
2014/3/25凌晨二时草2015.8.13再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