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年代一个重要思想史事件
初遇顾准是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一日。那天我在北京美术馆的一家小书店买到三册薄薄的《新启蒙》丛刊（王元化主编），其中《新启蒙二》最后一篇文章就是顾准写于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七日的《希腊思想与史官文化》，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顾准这个名字，此时距他离世已有十五个年头。但在当时思潮涌动、学运方兴的大时代中，他的思考并未引起我特别的兴致。直至一九九四年九月，《顾准文集》在边远的贵州悄悄问世，很少有人系统接触到顾准的思想，此前大约一九九三年，朱学勤在其博士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序言中对顾准表达的敬意，也曾引起我的注意，但要等到一九九五年二月十日，我在西湖边的杭州三联书店遇到《顾准文集》（如今这家书店消亡也已快十年了），才真正被顾准的思想所震撼、所吸引，几乎整个春天我都沉浸在他的文字和思考中，笔记本上留下了密密麻麻的札记。也就是近六年后，读到《顾准文集》之后，我才真正走近这位思想者。二十年了，买到《顾准文集》时的激动和喜悦我还依稀记得，阅读过程中如被电击的感觉，也只有后来读《哈维尔文集》中译本可堪比拟。
我记得当时钟沛璋主办的民间刊物《东方》在一九九六年第二期推出“顾准与《顾准文集》”专题，一下子刊出李锐、朱学勤、徐友渔、刘军宁等人的文章，李锐老先生那篇《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立马招来了攻击。随着《顾准日记》、《顾准寻思录》、四卷本《顾准文存》（丁东、陈敏之等编）的陆续问世，在中国思想界悄然兴起一股“顾准热”，我几乎追读一切与顾准有关的文字，包括多种顾准传记。顾准的发现成为一九九○年代一个重要的思想史事件，这也是那个年代才会出现的奇特现象，那毕竟还是一个思想饥渴的时代。
把独裁看做福音，我更嗤之以鼻
我不无惊讶地发现，他在一九七三年四月就已讲得如此明白：“民主，不能靠恩赐，民主是争来的。要有笔杆子，要有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两党制的议会政治的真正的意义，是两个都可以执政的政治集团，依靠各自的政纲，在群众当中竞争取得选票。你仔细想想，这是唯一行得通的办法。”“唯一行得通的办法，是使行政权不得成为独占的，是有人在旁边‘觊觎’的，而且这种‘觊觎’是合法的，决定‘觊觎’者能否达到取而代之的，不是谁掌握的武装力量比谁大，而让人民群众在竞相贩卖其政纲的两个政党之间有表达其意志的机会，并且以这种意志来决定谁该在台上。”差不多同样的思路，生于一九一九年的赵紫阳要等到一九八九年下台后、在富强胡同软禁的漫长时光中才慢慢想通。
面对一九一七年到一九六七年这五十年间浩浩荡荡的世界革命大潮，顾准自身也曾被这个大潮抛来抛去，他进一步上溯到一七八九、一八七○年，将法、俄革命及其带动的世界性社会革命潮流放在一起思考，并指出还有另一股潮流，那就是英美代表的光荣革命或乾脆叫做政体革命思潮。他没有时间继续往下思考，中国自十九世纪末到一九四九年实际上也是这两个思潮的博弈和消长。
他在一九七四年八月以前就想明白了——“然而我还是厌恶大一统的迷信。至于把独裁看做福音，我更嗤之以鼻，事实上，大国而不独裁，在古代确实办不到；但人类进步到现在，则确实完全办得到，不过这已经是另外一个问题了。”（《顾准文集》367、364、368、289、372页）
最早一部用血泪写成“思痛录”
顾准到底还想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有煌煌《顾准文集》在，前人之述亦已备矣，无须我多加复述。令我念兹在兹的是，顾准留下的这些思考，无论是《希腊城邦制度》，或是他与亲弟弟陈敏之的通信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还是他的自述、日记、笔记，放在整个人类文明史当中或许算不得什么，他所能接触到的思想资源也极为有限，他的思考仍然带着汉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表述的裹脚布，许多地方思路不够开阔，表述不够大胆，甚至不够准确，包括有人已指出的他对希腊历史的理解也很不足。但在万马齐喑的一九七○年代，在不许独立思考的中国大地上，一个曾追求左翼理想，冒险加入中共地下党的热血少年，经过多年的挣扎之后，理想幻灭，向经验主义、向基本人性回归，这是一条怎样的道路？他给比他小八岁的李慎之、还有许多同道带来的心灵震动，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也可以说，从生于一九一五年的顾准开始，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不少与他有着相似经历，一些在革命的绞肉机中滚过的幸存者，陆陆续续踏上了相同的自我反省之路，他们手上或沾过血或没有沾过血，他们获得的思想资源各有不同，他们经历的严酷现实却大同小异，都是伟大领袖和导师的釜底游魂，他们侥幸活下来了，他们看穿了革命的荒诞和牺牲的虚妄，然而，也正是他们参与建构了将他们打入地狱的这个制度，他们并不是干干净净、白璧无瑕的。
痛定思痛之后，方有韦君宜式的“思痛录”，《顾准文集》就是最早的一部“思痛录”，是用血泪写成，而不是笔墨写成的。当他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日在贫病和孤独之中离世时，也许他压根没有想过，他的思想将在二十年后引起强烈的回响。就在那年十一月十日，广州街头贴出“李一哲”二万三千多言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六十七张大纸，绵延一百米，墨汁淋漓，一经贴出，阖城轰动，影响及于全国。三个作者（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和提供理论帮助的郭鸿志随即遭批判，自一九七五年一月到一九七六年一月，从学校到工厂大大小小一百多场批斗会（包括万人大会），其中有七十场他们被殴打。一九七五年七月，他们四人分别被送往矿山、农场、干校或留厂监督劳动。顾准的所思所想要比“李一哲”大字报深刻而尖锐，这些抽屉里的文字当时无缘公诸于众，如果公开给他带来的也只有劫难。那一刻，他肉身的生命将终结，他思想的生命尚未开始。两年后，毛崩，又两年，思想解放、经济改革提上日程，邓氏实用主义导向的政策与他早年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思考不谋而合，当局并不知道他的这些观点，虽然孙冶方、吴敬琏等人确曾受过他的影响，可以说他在黑暗深渊中孤独的思考与时代的转折并无直接关联。自一九八九年起他的思想渐为少数人所知，乃至一九九四年《顾准文集》公开出版之后洛阳纸贵，他终于被发现了。
顾准纪念活动一波三折
今天，与其说我们在纪念顾准诞辰一百年，还不如说纪念他被重新发现二十年。我总觉得，《顾准文集》虽然出版于一九九四年下半年，但真正引起反响共鸣已经是一九九五年了。不知我的感觉是否对头。十年前（二○○五年七月一日），我在《南方都市报》发表一篇评论《请尊重本民族的思想家》。当时，我和一些朋友，多数是杭州各高校的教师，有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的、有杭师大的、好像还有浙大的，大约十几个人，在杭州一家书店举行过一个小型的顾准纪念座谈会。那时我们曾盼望十年后也就是今年会有更配得上这位思想家的纪念。一晃十年过去了，环境却更为局促，连当年那样的小型座谈会恐也办不成了。
前天，上海一位朋友告诉我，顾准当年出身的立信会计学院本拟举办顾准诞辰百年纪念活动，并出版《顾准纪念集》，他为此专门写了篇读顾准息县日记的札记。不料因纪念集难产，活动推迟了。不久前（六月十七日），我收到丁东、朱学勤、徐友渔、吴思、谢泳、刘军宁联名的一封邮件，其中说，画家李斌创作了一幅油画《顾准‧一九七四》，他们倡议以大家的名义将此画捐赠给上海立信会计学院校史展览室。“偌大中国，也就只有立信——顾准十二岁从那里开始展露天份——还有一个小小的角落在纪念他。”同意这一倡议，只需回复“同意”二字即可。我当即回复同意诸位师友的倡议。到了六月三十日，我又收到一封邮件，此事出现了变故。信中说：“由于无法言明的原因，校方突然通知无法接受此画作（原话是‘有难度’）。七月一日是顾准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日，在此紧急情况下，我们来不及征求每一位响应倡议者的意见，毅然决定将画作从上海转运到北京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
其实，今天并不是我们愧对顾准，而是他们愧对顾准，我们与他们活在同一个世界，却怀着不同的价值观，他们只知道抱住权力，顾准原本也是从他们那儿出来的，但他出局了，也看清了、想通了。这是顾准殁后四十余年的中国，也是顾准被重新发现二十余年后的中国，他思想的生命还年轻。呜呼，呜呼，写到这里，我已无话可说。
《动向》2015年7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