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的夏天，放暑假了，我对母亲说想到县城玩几天，母亲答应了。没钱打车，我就走到县城。父亲当晚给我买了鱼，好好地解了一顿馋。晚上，又拿着父亲买的戏票，看了曲剧《智取威虎山》。第二天吃过早饭，父亲上班去了，我就到街上闲逛当。
走到大十字街，看到墙壁上、电线杆子上贴满了大字报和标语。有一幅大标语引起了我的注意，上面写着：“王力是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后面还打了三个大大的惊叹号。我感觉新奇。因为我知道，王力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当时红得发紫。怎么一会儿就成了“定时炸弹”？纳闷，想不通是咋回事。不过，这可是个特大新闻。
中午饭，父亲又买了肉，我又饱餐了一顿。对父亲说，我回去了。父亲说，每次来都要玩几天，这次怎么了？我说：要回去捡柴，家里的柴禾不多了。其实，捡柴不是唯一原因，还有个重要原因是：馋也解了，稀奇事也看到了，我的那些玩得特好的小伙伴，用现在的话说，叫“铁哥儿们”，还等着我回去给他们讲见闻呢。这次的“定时炸弹”放出去，还不知道会把他们炸懵成啥样呢。
父亲陪我到汽车站，掏两毛钱买了张车票，送我上车。半个小时就到了家乡车站。下车后，顺着小路往家里走。走到学校旁边的时候，就想看看教室里有没有麻雀，有的话就回去拿弹弓打几个玩。我就从窗子空里钻了进去，进去一看，有几个麻雀，不多，不太好打。教室里摆了许多凳子，黑板上面写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原来，全公社老师中挑选出来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在这里开会。我看讲桌上有一截粉笔头，就拿起来，顺手在黑板上歪歪扭扭地写上“王力是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然后模仿县城标语上的样子，在后面也加了三个大大的惊叹号。就从窗子里钻出去，回家了。
不一会儿，就听见当时的一位学校领导问我二妈(叔婶)，你看到哪个小孩刚才到学校里没有？二妈说，没看见。这位领导又向西挨家挨户地问其他的家长去了。我听了，纳闷：出啥事了？就出来打听。原来，下午老师们开会的时候，发现黑板上有条“反标”。老师们会也不开了，就分头去找写标语的人。老师一看字体，就知道是个小娃子写的，就问大人谁家的小孩中午到了学校。我连忙问，啥样的反标？“反对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的，说王力是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啊，我大吃一惊，赶紧走了。我的同学、“铁哥儿们”谢远华离学校比较远，老师不一定会找到他们家，我决定先到他家躲一躲。我快步走到谢远华家，与谢远华东拉西扯地说了一下午，直到天黑定了才敢回家。
回到家，仍然心神不定。母亲见我闷闷不乐，问我，咋得了？我说，没得啥事。其实，我在心里盘算，如果学校知道了是我写的，我准备往哪儿逃。我知道，这可不是件小事。我眼前又浮现出我们队里的张财主被人吊到大梁上，然后突然松手，被摔得鼻青脸肿的情形。又想起了五队的一个年轻人，被造反派用钢鞭抽，全身到处是血痕，一条街都能听到他凄惨地嚎叫声的惨状。心想，绝不能让他们抓住，否则，肯定会被他们打死的。我又担心起了我可怜的母亲，她成天胆战心惊，可这两年也算平稳。唉，谁让我一时心血来潮呢？好愧疚。
我的一个同级同学，就是前面提到的在“驾飞机”时被一个演员骑上颈脖的他的孩子，在不久前出了一个“惊天大案”。这个同学在学校的窗子上写了“打倒”两个字，第三个字没有写完，只写了一撇，别的同学喊他到旁边的堰里钓鱼，他就跑去钓鱼去了。结果被人发现了，说是“反标”。这些人牵强附会，说是后面的字是准备写“毛”。一会儿的工夫，就查出了是这位同学写的。因年龄太小，就没有上报。但他父亲为此又罪加一等，以后再批斗他父亲的时候，多了一条唆使孩子反毛主席的罪名。
提心吊胆地过了几天，看看没有发生什么事，稍微平静了一些。当时我翻窗进教室的时候是正中午，人们都在歇晌，外面和学校里都没有人看见，所以就调查不出结果来，真是万幸。我所在公社的造反派跟县城里的造反派不是一派，公社造反派不敢到县城去，害怕被逮住，虽然离县城只有二十多里地，但，县城发生的事他们不知道。后来，有人提议，找个熟人到县城打听打听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一问，满县城的人都知道王力被打倒了。过了一段时间，王力被打倒的文件下来了。我知道后，一块石头才算最终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