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谈网记者赵亮编译）1975年8月，历史上记载最强的热带风暴之一——台风妮娜，从台湾海峡扫入内陆，引发的洪水令河南驻马店周围的水库系统溃坝。当在汝河的板桥水库最终决堤时，释放出的水墙冲入下游，造成估计23万人罹难。然而，回顾当时中国的新闻报道，仿佛这一不可预测的悲剧从未发生过。没有一家中国的官方报纸报道过这件事。
板桥无声的恐怖恰恰是中共对于悲剧及其不稳定效应深切恐惧的写照。它们帮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即使在今天，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已经让隐瞒变得不可能的时代，该党还在竭力控制对近期“东方之星”游轮在长江翻沉这类悲剧的报道。
挤满了454名游客和船员的“东方之星”沿着风靡一时的三峡大坝观光路线行进，6月1日晚9点28分在恶劣天气下倾覆。经过一周的搜救，仅12人幸存，包括船长张顺文。过程中当局压制信息。
对于中国领导人而言，悲剧具有威胁性，因为它唤起了人们原始的情感，而当这种情绪盯在造成灾难的人为因素时，它可能成为对当局破坏性的浪潮，有可能损害其政治合法性。
事实上，在中国，言论和民意长期以来一直具有等同于大自然的力量。大约公元前五世纪的《国语》里就写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2013年1月的《南方周末》新年特刊事件是习近平时代最严重的政治对决之一。2012年年末，这家一度辉煌的报纸编辑们在筹划他们的新年特刊，当时习近平即将成为国家元首，他们决定在封面上展示“大禹治水”的图片。经过二十年快速但不平衡的发展，中国正进入一个社会和政治气氛紧张的时期。编辑们认为“大禹治水”是对中国领导层一个有力又不那么明显的建议：他们需要接受批评以便平息日益高涨的民愤。其潜台词只与《南方周末》在过去一年里的经历有关，期间该报经历了其30年历史中前所未有的事先审查。
最后，《南方周末》新年特刊的大部分内容被撤销。大禹治水的画被勉强允许，但掌管宣传的领导人要求加入一个称颂中共成就的序言，甚至直接引用其官方喉舌《人民日报》的话，并被证实里面充满了严重的事实错误。其中一个最愚蠢的错误是把大禹治水的年代说成是两千年前，而不是四千年前。
对《南方周末》的公然入侵通过中国的社交媒体广为人知，引发了一波对政府审查的公愤。中共领导人花了数日来阻挡这种情绪外涌及控制事态。如今，两年多过去了，《南方周末》事件在中国日益受到限制的公共领域中仍有回响，证明了当局对媒体、学术界和民间社会的控制愈演愈烈。其中《南方周末》2013年新年特刊的一个主题——需要保护宪法保证的权利实践（包括言论自由），现在是中国媒体和课堂里的禁忌。“宪政”一词已成为红灯。习近平似乎更感兴趣的是夯实防洪堤，而不是让思想流过。
中国主席江泽民在1989年“六四”镇压之后推出了“舆论导向”的官方名词，是指为了维护社会和政治稳定，必须正确引导言论。这包括每天、每小时及现在有时是分分钟都有来自宣传部及其他机构的指令，关于哪些是不许报道的和哪些是必须报道的。
“导向”不仅仅是我们在西方通常称作的“审查”——砍掉、删减和擦掉这些动作；而且还包括重新定向的程序。不是阻止舆论，而是利用它。这就是中国具有复杂层面的“治”字。
近年来，“导向”的概念已在实践中被修改。中国主席胡锦涛2008年6月20日参观中共官方《人民日报》时推出了他所谓的“舆论引导”政策。这是一个微妙的细化或补充。
从本质上讲，随着信息景观性质的改变，人们更倾向于从网上而非传统媒体获取信息。虽然中共通过国家控制印刷和广播系统，成功地限制住了信息流的性质和流通，但是它正在失去网上的控制，尤其是对突发新闻事件，正是这一类故事凝聚了公众的愤怒。胡锦涛对此的回答是“收”和“放”双重战略：1）限制信息，采用新华社和央视（CCTV）这些官方媒体的消息；2）利用互联网和商业媒体来更积极地放大官方媒体播出的这些消息。“引导”基本上就是利用以营利为目的的报纸、杂志、商业门户网站甚至社交媒体，来更好地用官方消息来淹没公众。
胡锦涛说的“引导”是“掌握话语权”的一种手段。记者们把他的这项新政策名词叫做“抢喇叭”。
让我们回到2015年6月1日晚在长江上倾覆的“东方之星”游轮。
关于这起悲剧仍然有许多重大的问题。例如，为什么求救信号如此的延迟？在该游轮载着454人开始这一致命旅程之前和过程当中，是否配备了适当的安全预防措施，是否遵循了适当的操作程序？在媒体的报道中，这些问题大多没有获得妥当的回答；由于中宣部早期就施加了限令，这些或许永远不会有答案。事发12小时内，中宣部就向媒体发出指令，要他们撤回记者，并远离现场。他们只能使用新华社和CCTV的官方新闻稿。
这就是本质上“导向”和“引导”的一个经典组合。首先，切断新闻源头。接着，通过官方媒体限制信息流动。最后，通过全国各地的新闻媒体，导出被有效控制的信息流。这意味着当局能够利用网站和商业媒体的力量，把自己的“权威”版本发送出去。
据WiseNews数据库，“东方之星”惨剧发生后的头七天里，中国的报纸、新闻社和网站共刊出1410篇相关文章，其中6月3日最多，为278篇。然而这些大量的报道只来源于三家官方来源：新华社、CCTV和中新社。
如果6月3日你在报摊买一家领先的商业小报，看上去几乎就会象这张《南方都市报》一样。你所读到的报道很可能就来自新华社。
当你6月2日和3日去看地方和全国性的互联网网站时，看到的也是由中新社提供的各式新闻报道：领导人正在日夜积极地操劳，绝对做了一切可做的，也会从当地政府和军队微博中挑一些更地方性的陈述。
对“东方之星”悲剧的大量报道紧紧跟随官方信息，《石英》称这是当局控制媒体及审查网络“一个令人熟悉的剧本”。
事情并没那么简单。也有罕见但值得关注的一些例外。
一会儿我会回到“东方之星”的悲剧告诉了我们什么——在习近平领导下控制舆论的一个更大问题。但首先，让我说一下那些明显的例外。在这个案例中，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异常模式：就是长江流域的媒体——从上海，到南京（该游轮的出发地），到重庆（该命运多舛的旅程终结之地）。
下面（图2）是6月3日三家商业报纸的头版。同样的图片，同样的内容。6月3日，全国的报纸头版都采用了新华社拍摄一名幸存者被救出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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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015年6月3日，三家商业报纸的头版都采用了新华社拍摄一名幸存者被救出“东方之星”游轮的图片。
通常而言，我们原本预计官方党报会统一报道，但是在商业报纸中会看到头版更多样化的处理，以期在报摊上吸引眼球。上述这些报纸：《成都商报》、《新京报》和《羊城晚报》均是商业报纸。全是使用相同的新华社图片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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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015年6月3日《重庆晚报》的头版处理明显背离全国其他报纸的头版设计：“东方之星”的字样浮动在阴暗的水面之下，最后的“星”字期望浮出水面，成为一个白色明亮的“生”字。
但同一日的《重庆晚报》——官方《重庆日报》的商业子公司，其头版处理明显背离全国各地其他报纸的头版设计：“东方之星”的字样浮动在阴暗的水面之下，最后的“星”字期望浮出水面，成为一个白色明亮的“生”字（图3）。
该报新闻遵循的模式正如我们此前描述过的：头条是关于习近平要求全力以赴做好客船人员搜救工作，紧接着是总理李克强飞赴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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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015年6月3日《扬子晚报》不象当天其他报纸头版统一使用新华社拍摄救出一名幸存者的照片，而是选用另一张图片：一具遗体被抬离，后面是亲友在悲痛地等待消息的图片。顶部灰色的背景上写着黑色的“祈归”。
在下游的江苏省省会南京，我们看到了一个有人情味的头版（图4）。《扬子晚报》是江苏省级党的喉舌《新华日报》的商业子公司。事实上，这是新华社的图片，但不象当天其他报纸头版统一使用的那张。这一次，我们看到的是一具遗体被抬离，这进一步触碰了这起悲剧，后面是亲友在悲痛地等待消息的图片。顶部灰色的背景上写着黑色的“祈归”。
在更自由的新闻环境下，这些表面处理不算什么。但是，在中共领导层试图向全国展示统一的面孔，把公众情感引向英雄主义和顽强领导这些胜利主旋律的背景之下，展示在悲剧面前人性的一面可以说是一种抗命，即使不那么直接。
我们可能还记得2008年5月的四川地震之后，对于党的官员们来说，最具危险性的莫过于那些因劣质校舍倒塌而失去孩子的父母们揪心痛苦的画面。
中国领导人希望呈现出他们在采取行动、有勇气和无私奉献的面孔，就像总理李克强在“东方之星”悲剧现场会见了参与搜救的潜水员。“你们肩负全国人民重托”，他告诉他们说。“你们勇向极限挑战。”
我们如何解释《扬子晚报》那些对人性的触动？这是不是拐弯抹角的抗命？他们这么做是否是因为这起悲剧如此接近他们的家园（“东方之星”上有超过200人来自江苏）？
或许让我们来看看那些有乘客在“东方之星”上，但不在长江边上的地方媒体。“东方之星”有19名游客来自福建。6月3日福建省党的喉舌《福建日报》的商业子公司《海峡都市报》头版为一个大幅商业广告占据，只在报头下面的一个小方块里转载新华社的消息“载456人，客船翻沉长江”。《海峡都市报》的内页报道了搜救行动及总理李克强前往现场。这表明福建省领导层在积极控制该事件报道，执行中宣部的命令。
我猜大多数读者都会感到这样的报道可耻。即使福建的领导人们，在这个情况下，都没有人性的脸，他们无非是官僚地发布“书面批示”。
那么在有43名游客在“东方之星”上的天津呢？官方《天津日报》的头版左上竖向篇幅报道了“东方之星”。当然，实际上关于习近平的故事：他要求“全力开展搜救”。整版没有一个相关的图片，甚至都没有全国使用的那张新华社的图片——搜救人员在把一名幸存者拉出船体。
长江似乎的确是连接着中国传媒中最真诚报道“东方之星”悲剧的那根线。
在过去，当我们试图寻找中国的新闻报道打破官方叙事时，会去看的地方是广州的《南方都市报》。但自从2013年1月《南方周末》事件以来，广州的传媒仍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座城市三家领衔的商业报纸《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和《新快报》6月3日的头版均令人失望。
我们沿着长江，从重庆到上海，看到这些报道中的细微变化展示了并非所有媒体都亦步亦趋地跟随着新华社和CCTV抛出的“事实”，但是这些报道也没有显著的“突破”，几乎称不上中国记者们所叫的“擦边球”。
2008年5月12日四川发生地震后，成百上千的中国记者赶到现场，公开抗拒中宣部禁止到现场报道的明令，因为他们知道这件事不得不报。只是在初期中国记者们相对活跃的报道之后，当局才成功地截住了关于粗制滥造学校倒塌这些问题的“危险性报道”。
尽管领导层要避免出现对地震批评性报道的决心是明确的，但在我看来，毫无疑问的是中国传媒当时具有填补这些空白的意志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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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011年7月，中国传媒对温州动车相撞的头版报道。
2011年7月23日，灾难再次袭来，中国发生了致命性的动车相撞，它带来了中国传媒研究计划所称的“一周动荡性的报道”。这是那几天一些全国各地报纸的头版（图5）。在新兴的社交平台新浪微博上愤怒的潮水部分推动了中国传统媒体的胆魄，尤其是商业报纸和杂志。
网络留言板和社交媒体上呼吁要更大透明度处理温州高铁碰撞事件的呼声飙涨。关于试图掩盖，包括掩埋失事车厢的目击视频被放到视频共享网站，然后被数百万人再次转发。
最终，面对这个洪流报道和公众的愤怒，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前往现场，承诺全面和透明的调查，并在年底公布了调查结果。
到了温州动车相撞时，中国的传统媒体已经历了七年被收紧限制的周期，影响到了其深度和调查性报道。例如，自2004年底开始，中央一直在实行禁止“跨区报道”的禁令，即其他地区的媒体不得到某个城市或省份进行报道。然而，温州动车事件展示了记者们在继续想办法“通过”。
2012年11月15日，自从习近平正式掌权以来，出现了两个关键性因素的改变。
首先，我们看到当局扩大并加强了对传统媒体的控制，尤其是那些商业报纸和杂志，它们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曾经常给我们带来令人惊喜的深度报道、调查性报告或解释性报道。2013年1月《南方周末》的对决是就审查机制长期积累的紧张局面所致，该机制令更多具专业化态度的媒体几乎无法发展。
胡锦涛2008年的“舆论引导”政策是要大力重申党对商业媒体的主导地位。读者们也许还记得，例如，14家商业报纸是如何在2010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前发表了一份联合社论，敦促废除中国带歧视性的户籍制度。中国新闻业这一非同寻常的联合举动肯定吓坏了中共官员。该社论被从网上封杀，其作者之一张宏被革去《经济观察报》副总编职位。
过去几年里，在中国，作为一种进步力量的商业媒体已经被抵消掉了。我们看到，结果是经验丰富的记者和编辑外流。由于传统媒体仍然是中国新闻专业操作的核心，中国大多数网络媒体仍然被禁止拥有报道团队，这种外流意味着对专业能力一种非常真实的侵蚀。记者们只能长期坐视不理。
在习近平领导下的第二个转变是“中和”新浪微博及中国其他能够推动公共议程的社交媒体。四年前的温州动车相撞事件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展示，社交媒体和互联网能够如何激发全国的关注。信息共享和批评的舆论浪潮势不可挡，反过来又会赋予传统媒体力量。
这个问题是：一定的社会媒体用户，通常是记者、学者或商人，他们能够吸引大量的追随者，能与其他高调的用户相互联系。这些有影响力的人，如微博上的“大V们”，具备以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式推动议程，例如社会学者于建嵘在2011年2月组织了一个解救乞讨儿童的活动。中共领导层很快了解了这一点。2013年9月开始，针对网络意见领袖展开了打压运动，包括极具象征意义地拘留和公开羞辱社交媒体名人薛蛮子，这是中共为了控制网络空间的较量方式。并配上让最高人民法院将任何被当局视为“有害”的社交媒体活动作为犯罪行为来处理。根据最高法院的解释，所发的“有害”帖子被观看5000以上或被转发500次以上的人可被以诽谤罪或包括“扰乱公共秩序”等其他罪名起诉。
习近平领导下的第一个整年，2013年，在媒体控制上给出了两个分水岭事件：1）《南方周末》新年特刊事件，2）对社交媒体的打压。前者标志着对中国专业媒体的一个低点，他们至今没有恢复过来；后者意味着有效地阻碍互联网去推动议程及推动专业媒体的能力。
我们可以认为，在习近平主政下的第一个重大惨剧“东方之星”翻沉，是对他创造出的媒体环境下是否可能做灾难性报道的一次重要考验。结果并不乐观，事实上，习近平控制的有效性可能对中国领导层而言并不是好兆头。
怀抱希望的《南方周末》编辑们选择了大禹治水作为他们2013年特刊的封面，因为他们了解并且希望他们的领导人明白：必须要对思想和批评有更大的包容来面对这段极具挑战和不确定性的时期。
习主席建造出来抵挡公共思潮的壁垒可能刚开始看起来很强大。但是正如古人所知，那个力量可能是灾难性的，就象板桥水库的恐怖。毕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本文译自David Bandurski于2015年7月20日发表在《中参馆》上的文章，题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中国领导人如何‘引导’公众舆论”。译文有删节。）
原文Taming the Flood：How China’s Leaders “Guide”Public Opin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