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来，大陆一直没有出现民国时期那样有铮铮铁骨的思想家。这是因为在毛泽东的极权主义支配下的必然结果。五六年反右，抓了55万右派，此后再无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革了文化的命，知识分子的血脉彻底切断。
如果人们非得要找知识分子的风骨，好不容易找到梁漱溟、储安平、顾准这样几个人。这几位知识分子的思想深度也仅停留在1949年之前，在1949年之后也再无新的建树。他们也无法建树。极权主义之下没有思想家，只有悲剧家。悲剧的制造是极权主义者的特权。
何况，人们寻找这样的知识分子，也具有价值塑造的成份。塑造的目的，是想重建思想家的使命。如果从描述的角度来看，这些思想家的价值，也只是对毛极权主义的反思，并不具有世界性意义，仅有中国意义。他们的思想，从来没有超出西方思想家的视野，也不具备西方思想家的水平。他们的言说，也只是问题主义的言说，而非学术与思想本身的言说。但无论如何，他们的道德没有堕落，他们的人格仍然能立得起来，他们仍然处于大写的人之列，全无郭沫若的那种低三下四、摇尾乞怜，随时准确舔毛泽东统治者的靴子那样的嘴脸。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人们以为思想的春天来了，思想家胜出的时代到了。这个春天来得太早，走得太快。人们还没有品味到思想的盛宴，思想者们，那些还没有成为思想家的思想者们，都已经失踪了。他们失踪得如此惨烈，竟然没带走一片云彩。人们只能看到令人遗憾的景象，思想者常有，思想家则不常在。
好在那个短暂的春天，人们还没有堕落，还没有流向世俗的纵欲狂欢。思想者的失踪，也是怀揣着理想失踪的。
1992年之后，知识分子分流，一部分流向市场，一部分流向学术的象牙之塔。那流向市场的，再难以成为思想者，就是成为思想者的，也沾染了铜臭。那些流向学术的，也难以守得住清贫与寂寞。虽然有思想家淡出、学问家胜出的说法，但思想家魂归何处，何处寻觅，终归是不得其解的话题。
流向市场的思想者与金钱为伍，难说是堕落。金钱政治是市场经济的产物，金钱政治与计划政治相比，很显然是个不小的进步，如果金钱政治与民主政治结合起来的话。思想者与金钱结合，思想与金钱具有独立性，对权力是有效的约束。越是有钱的思想者，越具有独立的判断，不再会被权力洗脑。
流向象牙之塔的思想者，也即知识分子，他们受体制的制约，知识分子的思想被体制所模铸，再也难以开出思想之花，更别说是思想之果了。与此同时，象牙之塔的知识分子，终穷没有守住寂寞和清贫，世俗化的生活终归比学术生活来得实际，来得香艳，来得快活。于是，这部分人或者与市场为伍，或者与权力为伍，或者与金钱为伍，走向全面堕落。他们为有钱人唱赞歌，为有权人跳舞，臣服于金钱的脚下。为此，他们放弃自己的良知，放弃自己的价值判断，放弃自己的专业视角，彻底地奉行着功利主义的路线。有利就上，无利就退。对自己有利的话，可以尽可能无耻地说，对自己无利的话，就什么都不说。
有例为证。有一次，于建嵘受邀参加统战部组织的一个党外高级知识分子研修班，活动结束当天是学习后的发言，其实也就是政治表态。当着刘延东的面，某海归经济学家的发言令于建嵘讶异，大意是：我在美国待过多年，回到中国才知道社会主义民主才是真民主。于建嵘发言，他起初不愿发言，副部长主持人坚持让他“讲几句”。于建嵘只好实话实说：刚才××的发言实在让我听不下去，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这样讲话，坐在台上的刘延东等大领导瞧得起我们吗？于建嵘的知耻，某些知识分子的无耻，相比之下，高低自现。
流向象牙之塔的思想者，也即知识分子，他们的生活在2000年之后，生活也逐渐好起来。这个好，也是体制内给的。教育体制通过给知识分子课题的方式，通过评各种学者诸如长江学者的方式，通过政府特殊津贴的方式，让知识分子生活好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的堕落不在于课题本身，而在于知识分子通过各种明规则潜规则的方式搞争夺课题之战，其方法可以说是不择手段。在争夺成功课题之后，他们没有把课题经费用在学术研究上，而是通过各种手段巧立名目把课题经费据为自己所有，同时搞学术造假。知识分子因此放弃了自己的独立研究和独立的学术品德，把课题当成任务来做，把学术当成命题作文来做，把学术当成提升自己荣誉的手段来做，使得学术不成体统。
知识分子已经流氓化，他们为了名誉地位金钱可以不要自己的良知，他们什么话都能说，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做。他们没有制造出学术的盛宴，他们不断地制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学术坟墓。
这是知识分子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