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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主义联邦制的告吹

民国风筝铺子

1920年代,中国曾经兴起联省自治的风潮。其中最热心的人,是一干洋化的学者加上一群青年学生。当然,一些军人也掺和其中。他们的动机比较复杂,有热衷自保的地方实力派,也有痛感军阀混战,地方扰害想要寻求出路的有理想的军人。其中,饱受南北战争纷扰的湖南和客军骚扰的广东,对此特别有积极性。

联省自治的模板是联邦制的美国,那意思,就是要把中国的省办成美国的州。但美国的联邦,是各州商议的结果,有统一的联邦宪法做依据。但是,在当时中国,没法自上而下推行联邦制,所以,只能各省自行其是。先把一省办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实体,有省宪法,有省议会,然后成立责任内阁式的省政府。换句话说,就是把一个省,先当立宪国家来办。所以,当时激进的人士,干脆喊出“湖南共和国”的主张。

尽管当时的中国,军阀割据,中央政府政令不出都门,可是,但有统一之志的大人物,无论实力大小,都对联省自治不感兴趣。北边的吴佩孚,南边的孙中山,一听到这个,头就大。不过,这种洋模式的自治,能否实现,关键还是要看省里的军人和士绅。

湖南的军绅对此有点觉悟,此前南北战争,战场就在湖南,断断续续打了两年多,一个好端端的富裕省份,被北军丘八加上北面来的督军以及南来的桂军,祸害得十室九空。湖南军人借直皖闹翻之际,驱走张敬尧,清除了北军,也的确有了一点建设乡梓的愿望。既然国家复兴无望,不妨从自己家乡做起。

因此,原本是学者的联邦制的设想,现在有了军界的强烈呼应。尤其在反对北军战争中出力最多的湘军将领赵恒惕,成为了联省自治的有力倡导者。在那个时代,没有军人认可的事,是办不成的,军人有了积极性,事情就好办多了。

不过,把一个省办成美国的州,需要制度的引进。所以,在制定省宪之时,除了像蒋百里、王正廷、彭允彝和李剑农这样的全国性的大学者大名流之外,剩下的都是本省自欧美回来的留学生。制定出来的省宪法,基本上就是美国宪法的抄本,省议会的选举,也基本上照抄美国。美国刚刚给了妇女以选举权,这边也抄过来,尽管引起本地士绅的强烈反对,但在学生和舆论的支持下,这样的普选,还是落地了。

普选权落地,但被惠及的农民,却不明里就。不仅有了选举权的女人们不敢出门投票,连她们的丈夫们,也不知道投票是怎么回事。但是,各县的选举机构,还只能把投票证一级一级发下去,发到最后,每个当地的小乡绅,手里至少都有百十张投票证。再往下发,农民根本就不要,发也发不下去。就算发下去,也绝没有人肯去投票。没来由地写票,往一个箱子里投,在农民看来,是一种前所未见的荒唐事,没有人敢轻易一试。

所以,每个小乡绅手里,就都有了百十票,他乐意给谁,就给谁。当然,如果有人肯买票,也很方便,买下一个人,就有百十票。不过,在那个时候,乡下人还没这么不道德,买票的事不是没有,但不多见。小乡绅们,都是按照自己的价值取向,一股脑儿把票投给自己喜欢的人。

所以,最后都是各地的巨族士绅,特别是留过洋、进过洋学堂的大士绅当选。何文辉统计了当选的166名当选省议员中的124人的资料,其中75人有过在国外或者国内学堂教育的经历,其中留学者有55人左右。

在职业方面,有50人是教育、法律和新闻界的从业人士,45人曾任地方官,另有若干人为富商,厂矿主。查阅地方县志就会发现,这些当选者,基本上都是地方望族,长期支配地方事务,有着巨大的地方影响力。如果不是这些家族出身,即使花钱,也未必能当选。

其实,湖南过去也有省议会,省议会也要选举产生。但过去的选举,就是省里几十个大士绅说了,他们捏鼓一下,该是哪个,就是哪个了。现在的选举,实际上成了小乡绅选大士绅。普选没有实现,但选举面还是扩大了。

只是这样的选举,按照西方的标准,实在不合格。投票之日,选民不来,掌握选票的大小乡绅,只好雇人写票投票,每个受雇的人,都拿着一叠的票。像样的,多跑几次腿,一张张票投进去,偷懒的,干脆就把一叠票,一下子塞到票箱里。监票的工作人员,知道这里的名堂,也不管。

但是,长沙附近的几处投票站,由于有学校的学生自发组织起来监督选举,发现投票的翻来覆去,就是那几个人,于是出来干涉,结果跟受雇投票的人打了起来。最后警察出面,不是干预这种不正规的投票,而是赶走了学生。

所以,当时的舆论,每天都在报道选举的舞弊,但舞弊却只能进行到底。现在想来,按当时中国的状况,大概投票也只能这样投,理想主义的选举,在这块土地上,落不了地。

选出来的省议会,是彻底的士绅俱乐部,按陈志让的说法,是代表着绅权跟军人一同统治地方。但是,省议会的运作,却非常不尽如人意。每次省政府擅自征税的命令被否定,省政府都出台强行征税的命令,借军法颁布,强行推行。而地方县乡两级,在军威之下,却又只能执行。小乡绅指望大士绅保障自己利益的希望,每每落空。尽管每到这种时候,舆论和学界都向着省议会,但议会就是不管用。

其实,军人当家的省政府,也没有办法。不管实行不实行省宪,湖南的军人已经这么多了,十多万的部队,养是养不起的,但还非养不可。都说裁军是个办法,但就是裁不下去。各个派别,都希望别人被裁,自己的部队留下。裁来裁去,只有被挤掉的程(潜)系部队被裁掉。其他被裁的部队,每每以别的名义保留下来。

原本指望发动一场对湖北的战争,占据湖北的财源,解决剩余的军队的出路问题,但是,仗打到一半,原来的湖北督军王占元是被赶走了,但吴佩孚却坐收渔人之利,拿下了湖北,把湖南人赶了出去。湖南军人劳民伤财,最后只落得给吴佩孚火中取栗。幸好这个时候,直系和奉系矛盾尖锐化,否则,吴佩孚再一次横扫三湘,也不是没有可能。

屋漏又遇连夜雨,兵败湖北,被赵恒惕挤走的原湖南督军谭延闿,在孙中山的支持下,卷土重来,拉拢支持他的湖南军队,跟赵恒惕对着干。湖南内战一起,省内的税源和财源马上受到影响。省长赵恒惕只能在狭小的地域内,增加税收,才能维持军力。否则,谭延闿回来,自治就告吹了。

所以,尽管省议员们个个都肩负着家乡父老的期待,都有保护自己乡梓的义务,也的确希望遏制军人的专横,但是,却每每难遂人愿。被人寄予厚望的省议会,居然还是成了一个清谈馆。跟两届国会一样,变成一种美丽的摆设。在军与绅之间,权力的砝码,还是都被放在了军的一边。

更有意思的是,其实当时湖南的军人,尤其是当家的赵恒惕,其实并非不希望军人专横下去。他一直在刻意削减军人的势力,想方设法,改正军人把持地方政治的局面,带头把军人推荐的县知事和地方税务厘金局长换掉,尽可能走法制路线,走宪政之路。甚至,在自治推行期间,还进行了一次县长考试,力求用考试出来的文官,主管地方政务。在省宪法出台之后,他甚至用一个专门的八台大轿,敲锣打鼓,抬着宪法周游长沙全城,以示尊崇。

然而,有心宪政的赵恒惕,就是干不成。不仅北边的吴佩孚,南边的孙中山总是捣乱。湖南内部的军人,也屡屡生事。程派走了,有谭派,谭派好不容易被驱走,湘西地方势力又不听话了。将所有不听话的军人和地方势力摆平了,自己的部下却又开始据地自雄。

在一个军阀混战,到处都有人抢地盘的世界,要想保卫自己的家乡,保护家乡的宪政,非靠军人不可。需要依靠军人,就难免迁就,军人的骄横自大也就是现成的了。军人一自大,宪政对他们的约束,就成了泡影。军与绅的平衡,再也维持不下去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在联省自治中反复上演,直至湖南内部的两派刀兵相见,各自引入南北势力介入,于是,赵恒惕只好走人,湖南的自治彻底告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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