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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稳定”担忧?

这或许是习近平执政以来针对人权律师最大规模的一次打压。上周末以来,100多名维权律师、其工作人员以及人权活动人士被警方拘押或约谈。对他们中一些人的指责是,构成“重大犯罪团伙”,“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尽管大部分人在短时间后重获行动自由,这一行动给人留下的印象却是难以消除的。因为国家机器如此有系统地针对律师“出手”,这还是第一次。

就在这次行动两周前,中国人大通过了新的《国家安全法》。对于“国家安全”的定义,新法的界定十分笼统:既包括国防、经济、能源等领域,也将文化、少数民族和宗教及其他许多领域囊括在内。根据新的国家安全法——如果灵活解读的话,几乎没有一个领域是不涉及国家安全的。这在法律上给了国家巨大的行动空间。而国家安全法仅是旨在扩展国家机器控制权限的新法律中的一部。尚在讨论中的还有对外国非政府组织的管理条例以及打击恐怖主义和网络犯罪的法律。

这一系列举措一方面符合人们对中国政府的一贯印象。同时却又令人不解。称其在意料之中,是因为过去两年中国政府不断加强对公民的监控。对互联网的审查规模扩大,对媒体的管控更加严格。与此同时,习近平将越来越多的权力集于一身,此前所谓“集体领导”的重心发生了转移。但这一政策也让人不解其宗,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似乎还没有过这样的先例。比较之下,胡锦涛和温家宝执政的年代几乎可算得上是“自由化的阶段”。

问题是:中国政府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偏偏现在这样做?真正的答案只有中国政府自己心里有数。但不能不让人做出的推测是,中共意识到将迎来经济上的艰难时期,而这可能使党的地位受到质疑。未来几年,中国必须实现在经济上的重新定位。迄今为止,中国成功经济模式是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全球市场的强大需求、外商投资以及政府巨额投资的基础上的。

然而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已经成为过去。北京政府现在的说法是经济“新常态”,即可持续、但速度较慢的增长,求质量不求数量。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可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此外,中国的年轻一代成长在一个没有饥荒和物质匮乏的年代,对他们来说,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是理所当然的。而在如今增长放慢的年月,要让这一代人满意,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迄今为止,中共维持其执政合法地位的一个条件是,保障民众的经济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且是在广泛的基础上。而今后几年,中国政府要兑现这个核心承诺将越来越难。显然中共领导层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挑战。如何在经济告别高速增长的时代在国内实现“维稳”,党已经以行动表明,那就是运用威慑,并将可能的反抗扼杀在萌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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