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批判香港本土主义，把矛头指向陶杰，在昨日苹果副刊仍坚持说：“本土族群主义的背后，有陶杰先生言论的养份”，成为香港否决政改以外，由政界谈论到文坛不止的议题；然而，在口水与朋党之外，真正的议题却被遗忘了：一，所谓“民族性”是真货还是伪学？二，香港的本土思潮，真的是个别人士之果吗？
由胡适的《差不多先生传》、鲁迅的《阿Q正传》、柏杨《丑陋的中国人》的酱缸、陶杰的“小农DNA”，其实都是在批判华人思想的问题，狠狠攻击“中华文化”影响下，华人的种种陋习的源头，即华人穿起西装，驾驶著德国的跑车，西化外表的包装，都无法改变其内心的“丑陋”。事实上，随著中共经济改革三十几年来，这“民族性”都一再印证其正确－－大陆那些富起来的“大款”，可有“发财立品”？可会学识“文明世界”的价值，例如追求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以至种种“普世价值”的美德？不要说远，单是在个人卫生，以至公德心方面，答案亦显而易见－－有病的就是所谓“中国文化”本身，是华人社会的环境、习惯的潜移默化。
以此路进，套用黄仁宇《新时化的历史观－－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方式，早就有了解答－－就是思想的全盘西化。香港年轻一代的本土主义，其实就是来自思想日益西化的影响。八年前，我对此提出，这是有如电脑OS作业系统的改变，因为旧有“中式”作业系统，根本无法符合当代文明的要求，其种种有如陶杰所说的“小农DNA”，需要去芜存菁，甚至全盘摒弃；陶杰的方法是推崇英美的“进步”，对比起华人社会的反智；而年轻本土主义者所追求的，则是和中国文化以至中国，来一个更彻底的否定，这其实不是新鲜事－－只不过，近百年前的五四运动再来一次。因此，如果要指陶杰是“本土族群主义的养份”，那么胡适、鲁迅、柏杨等都是。的确，陶杰很受欢迎，但他只不过是道出了民心的潮流，因为在内心深处同样批判旧思想的，其实是香港人自己，陶杰只是把大家的心声，以其妙笔引起更大的共鸣而已。
至于梁文道更大的错误，就是尝试在纸上或所谓“理论”，去找出香港本土主义的“养份”，然后，把矛头指向陈云与陶杰。观乎西方历史，当知道世界各地“民族建构”的过程，多来自一个差劣而不合格的外来政权的殖民统治；香港本土主义的源头其实只有一个，就是中国共产党。由于中国共产党在香港推行大量荒谬的政策，弄至本地年轻一代由生子没有床位、养子没有奶粉、教子没有学位，行街睇戏坐车，以至去乐园也没有空位，这种绝望的高压政策本身，才催生了香港的本土主义。梁文道等的错误，就有如当年中共把香港“民心未回归”推去“一报一刊两枝咪”般，而不是其荒谬的施政，是倒转因果的本末倒置。没有政府的倒行逆施、没有每日遭遇的中港磨擦、没有中国的殖民统治，陶杰主持多几多晚《光明顶》或陈云再写多几多本《城邦论》，也不会受到愤怒香港人所追捧。套用香港左翼最常用的一句，请“对准政权”－－源头就是中国政府及其政策。
幻想香港有人可以靠卖书变成希特勒再上台屠杀中国人，实在是历史与政治的白痴－－香港与中国的力量对比，就有如幻想同属德意志民族的小国列支登士敦、卢森堡，甚至是瑞士、奥地利，可以大屠杀德国人般脱离现实。请不要离地幻想，以为几本书或者几个电台节目可以变成毒气室－－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是上台后才成为真正的畅销书，而希特勒可不是靠卖书上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