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就性情而言，是两个，前一个跟后一个，简直就不是一个人。小时候记忆中的母亲，性格活泼，开朗，大方，而且善良。口直心快，毫无城府。那时候我们家经常随着父亲的工作调动，在黑龙江垦区到处转，有时候一个地方没待两年就得搬家。每次搬家，找房子，给孩子找学校，这样的事儿都是母亲的。母亲就有这个本事，搬家没几天，就能把左邻右舍加上新单位的所有人都搞定，大家都跟她熟得不得了，好像认识几辈子了似的。母亲姓高，人长得也高，一米六七的样子，在她们那一代女人中，就算高个子了。所以，“高大姐”三个字，是她的标配，走到哪儿，人不分男女老幼，都这样叫她。记得1960年我三岁的时候，家居黑龙江虎林县县城。再小的县城，也有一条街，有几分热闹。有一次，我走丢了，被好心人捡到，送到公安局。公安局的人一听我说妈妈是谁，马上放心了——原来是高大姐的孩子。于是，带我去局里的食堂吃饭——那年月，请吃饭可是件需要特别交情的事儿。这边厢家里人找我找得一团乱，那边厢我却在公安局吃饭。吃完了，还在局里玩，那时节，公安局还有长枪，我一支一支地把枪从枪架上拖下来。那个时候，我们家搬到虎林，满打满算才几个月。
其实，母亲出现在黑龙江垦区，最初，是一个俘虏的老婆的身份。内战期间，母亲待在浙江上虞的老家，辽沈战役前夕，母亲大概直觉感到战事不妙，听父亲信上说，驻军在北平，就赶到了北平，到了北平，好不容易到了地方，却发现父亲已经调防，去了哪儿，谁也不知。幸好找到了一位爷爷生意上的朋友，才在北平住下来等消息。结果，三等两等，什么消息也没有，眼看着辽沈战役结束，北平被围。母亲变卖了所有的首饰，又从爷爷的朋友那里借了一笔钱，买了一张机票，坐飞机飞回了上海，再转回老家。一直到1951年，才接到父亲的信。在此之前三年多的时间里，父亲到底是死是活，人在哪里，全无消息。
接到父亲的信后，母亲一刻都没耽误，雇了个人担着一担行李，带着年轻尚幼的大姐和大哥，上了火车，一路奔波，来到了北大荒的九三农场，最后一段路，是坐的马车。
那一年，父亲在这个实际上是俘虏营的农场，已经干了三年，由于表现好，被“解放”，又有一技之长，安置为农场干部，做统计。母亲的到来，完全出乎父亲的预料。他只是试探性地写封信而已，兵荒马乱的，谁知道人还在不在了呢？母亲是整个农场成千的被俘国民党军官中，第一个找上门来的妻子。没有房子，还是母亲找到领导，操着一口浙江话，双方比划着，感动了领导，给了一间当年的日军军营的厕所，一家人才安顿下来。经过内战的遭遇，很多父亲同事的妻子，都不知去向了。父亲后来跟我说，就冲这个，我一辈子都感激你妈。
母亲的出现，才让父亲活得像个人样了。境遇也越来越好，很快升为农场的总统计，计划员，行政级别，定为19级。然后又进入九三农垦局，后来转到牡丹江农垦局，铁道兵农垦局，到上学的时候，又因为各个农垦局合并，进了佳木斯的东北农垦总局。
在这个过程中，母亲的工作总是换，做过食堂的大师傅，照相馆买票的，商店服务员，幼儿园阿姨。干一行爱一行，在哪个单位，都能得到周围人的认可。但是唯一遗憾的是，因为工作换得太频繁，几次调级，都赶不上，在我的记忆里，妈妈的工资，一直就是每月30元。不过，从来没听过她有过抱怨，嫁鸡随鸡，是她那辈人的信条。
父母两人加起来100元出头的工资，我们姐弟5人，再加上我的外婆和一个表妹，这么一大家子人，要想衣食无忧，的确是个难题。父亲除了公家的事儿，是百事不理，什么也不会做。但对此，好像母亲从来没有抱怨过。浙江的女人，干起活儿来一阵风，上班一阵风，下班还是一阵风。一阵风刮过，饭也做好了，我们兄弟几个的脏衣服也洗得了。在三年灾荒时期，母亲还有闲空领着我们去种地，搞小秋收，捡回来一碗黄豆，炒了吃。大哥大姐在外面上中学，住校，我们弟兄三个，每人一小把，那个香。至今想起来，恍惚滋味犹存。在邻居们眼里，母亲最大的本事，是养鸡养鸭。这活计，第一项任务，是孵小鸡小鸭，母亲孵出来的鸡鸭，总是母的居多，让邻居们羡慕死，因为以后好下蛋。他们说，高大姐养孩子，尽是公的，养鸡鸭，尽是母的。母亲风风火火，养出来的鸡鸭，也有非常之行。有一阵儿，我家隔路是粮店，粮店里经常有老鼠跑出来，只要让我们家的鸡鸭看见，一定会逮住吃掉，尤其是鸭子，一口就吞掉。这样的鸡鸭，生蛋都是高手，所以，我们家的鸡鸭蛋，吃不完，如果不及时送人，就会臭掉。
母亲是南方人，不会做面食，初来东北，没有米吃，只好顿顿疙瘩汤，后来硬是学会做了蒸馒头，做烙饼，包饺子。最初缝补衣服，都是手工，后来，母亲攒钱，买了一台缝纫机。连夜蹬机器，第二天就学会操作，然后就自己买布，学裁剪。从那以后，我们兄弟的衣服包括书包，都是我妈自产牌的了。在家里，我最小，所以，总是穿哥哥们穿剩的衣服，有时甚至连姐姐剩下的，我也得穿。真不知道妈妈当时用什么办法，说服我心甘情愿地捡剩的。只有一次，我表示了抗议，因为都二年级了，我还在用姐姐用过的花书包。妈妈正好买了缝纫机，马上答应了我，转天，我就有了一个她试手试出来的黑书包，虽说有点歪歪斜斜的，但毕竟是第一属于我自己的书包，背上那个乐，一学期都有感觉。
母亲有人缘，不是白来的，她不仅活干的好，而且乐意助人。有时，一个人可以干几个人的活儿。单位里谁有点事儿，那一摊子就归她了，一干几个月，好像没事似的。那年头，人的手头都很紧，一旦有个三急六难，未免抓瞎。这种时候，母亲总可以出来化解。自己有富余，乐意帮人，实在没钱，就找人，或者找组织帮忙。母亲能说，经常可以说动工会，说动领导。那时候，没见过母亲愁过，无论日子怎么难，都乐呵呵的。在佳木斯的时候，我的班主任家访，大概原来是打算告状的——具体要告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跟我妈聊了一阵，聊得开心，最后居然什么坏话都没说，反而夸了我一顿。母亲一生，一共生了8个孩子，养活了5个。但这5个孩子，她从来就不操心他们的学习。那个时候，虽然家长没有今天这般如狼似虎地盯着孩子，但成绩册还是要看的。学期末，同班的同学，都担心家长看成绩册，成绩不好的，一顿胖揍是免不了的。但我们弟兄几个的成绩册，父母从来不看，双手奉上，也不看。父亲是没功夫，母亲是盲目自信——我的儿子，错不了。
在今天看来，那个年月，我们家能生活在北大荒，真是幸运。北大荒地广人稀，人与人之间，关系都比较亲。加上来到这儿的人，不管领导还是一般的农工，多少都有点问题，至少属于在政治竞争中失意者。所以，政治斗争的这根弦，绷得不如内地那么紧。内地搞政治运动，北大荒则接受被整的下放者。至于自己人互相斗，则没有那么起劲。所以，我们家一直都没有受到运动的波及，父亲这种地主的儿子，有历史问题的人，居然可以在总局机关待着，而且待在计划部门这种核心机关。那时的总局领导，都是当兵出身的大老粗，只要下属不爱说话，能干，活儿干得漂亮，就喜欢。
但是，这样的局面，到了1965年，发生了变化。在1964年，中国因三年大饥荒导致的危机，已经大体过去。毛泽东觉得有本钱再试身手，搞一下阶级斗争了。1962年说的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只是说说而已，到了这个时候，要当真了。1965年，不仅四清运动已经折腾一年，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开始了。两个叠加的运动，一个核心的精神，就是大搞阶级斗争。搞阶级斗争，就是要讲阶级路线。于是，父亲这样的人，在总局机关没法待了。正好，一个留学日本的畜牧专家，时任总局畜牧处长的伯伯，在总局也不好待了，自愿到下面一个畜牧场做场长，顺便把我父亲也带了下去，做农场的计划员。这个农场，就是诞生了知名乳业完达山乳品厂的8511农场。
母亲带着我们，再一次跟着父亲搬家到了这个小农场。从有暖气、抽水马桶的小洋楼，来到了需要自己种菜养鸡的破烂平房。即使这样的房子，也是母亲跑来的。母亲都把家搬来了，房子还没着落，一家人，住在父亲的办公室里。母亲带着一家人，再一次顺利地实现了生活的转型，自己上山打柴，烧饭取暖，自己种菜，自己修理房子，搭火炉，掏炕。这些活儿，都是男人做的，但在我们家，都是我妈领着我们做。父亲到这个农场，一直在忙于跑建奶粉厂的事儿，因为这个畜牧场，拥有那么多的荷兰奶牛，生产出来的奶，只能成桶地倒掉。
等到这个幼稚的小奶粉厂投产，文化大革命也就开始了。这场大革命，真的史无前例，彻底地搅动了整个社会。连当权的红一代，都成片地倒下，自然，像父亲这样的人，更是在劫难逃。别说父亲这种国民党王牌军军官，那个年月，好些人仅仅是当过兵，做过会道门的小头目，都被整了。
可悲的是，母亲对此完全没有感觉。这些年，日子过的有点顺，以至于她全然忘却了她国民党军官官太太的身份。加上她自己出身不错，外公是个贫农，长期以来的自我感觉，一直都是政权的基础。所以，对于猛然之间到来的风暴，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当打击落在她的头上之际，居然不顾身份，愤然反击，于是，我父母双双，遭遇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我们家一下子就塌了天，父母都被关进了牛棚，两个年纪长一点的兄长，被发到了最边远的连队，家里只剩下不到十岁的我，和我的小哥哥，每个月发15元生活费，而此时的我也因为不肯划清界限，被学校开除。
两个半大的孩子，想要撑起一个家，当然很难，实际上也没撑起来。我们俩，也就是凑合活了下来，像叫花子一样。当时的我们，还不知道，在牛棚里的母亲，日子过的更难，因为，正在这个时候，她赶上了更年期。
很久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女人更年期这回事。更年期因人而异，有人好过，有人不好过。在更年期，人的生理心理都会出现很多变化。如果正好赶上变故，境遇环境恶化，那么，更年期将是一场灾难，很多人，会因此过不去。
母亲在牛棚，其实无数次地想到死，只是因为家里两个半大的孩子，让她下不了决心。跟我们一趟房住的商店主任，她的直接领导，就自杀了。一年以后，领导开恩，把母亲放了回来，依旧在群众监督下劳动。干她们商店最苦最累的活儿。
妈妈回家，我们哥俩原本很高兴。但是，没想到日子反而更难过了。母亲在里面的时候惦记着我们，但出来之后，我们两个却成了她的出气筒。每天在群众监督下劳动受的气，都要转发在我们头上。一个更年期的老女人，怎么可能期待有什么好脾气。几乎她每天晚上都在闹，想死，半夜三更，不让我们安生。哥哥比我孝顺，每次都跪在地上求她，而我，在求了几次之后，不跪了。反而冷冷地说了一句，我还想死呢。
我不知道，当时妈妈受的是什么罪。尽管出了牛棚，她依旧是专政对象，平时挨打挨骂，是家常便饭。商店派人外出干活，回来的时候，所有人都可以坐车，唯独妈妈不能坐，几十里路得自己走回来。这边车还没开，恰好碰上场里的汽车路过，司机认识妈妈，非要稍上她，商店革委会的负责人还不让。但司机非拉不可，硬是拉上妈妈走了。可以想象，后来妈妈的遭遇是什么。
母亲的更年期就在这样的折磨中过去了。在后来，她整个人，都变了。变得神经质，多疑，小心眼，斤斤计较。文革后期，父亲得了一个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处理”，总算可以工作了，在一个农业连队，做统计。母亲也早就“解放”了。但是，在单位领导和群众眼里，我们家的人，依旧是另类，阶级敌人。一有风吹草动，还是会被拉出来整。性情大变的母亲，没有了过去的亲和力，性格依旧是口直心快，没有城府。但是，这样的口直心快，配上多疑和猜忌，就变得让人不堪。更何况，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小小的连队里，四处碰上的，都是歧视，都是坑你的人。被关过牛棚的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却不幸没了应变能力，全然不知怎么应付一个又一个陷阱。于是，在那个小小的连队，妈妈成了人们很不喜欢的一个谈资，一个笑话。惹下的麻烦（实际上是掉进了陷阱），反而得爸爸出面到处作揖抹平。不得已，父亲只好让母亲提前退休。人的精气神没了，连养的鸡鸭都不行了，我们家的鸡鸭，从文革之后，才也没有昔日的威风了，蛋下的三心二意，自身活得也漫不经心。
文革结束后，父母的问题，都得到了彻底平反。我们家，也调回了场部。但母亲的性情，却再也未能复原。父亲回场部以后，很快就变成了史志工作者，工作比较闲，大量的富裕时间，都贡献给了公众，先是领人锻炼，免费教气功，后来气功不兴了，又改学按摩，免费给人按摩治病。父亲的人缘，越来越好，但母亲正好相反，越来越没人缘。母亲依旧喜欢张罗事儿，但由于猜忌心重，越是张罗事儿，得罪人越多。就是给人办了好事，人家也不领情。于是恶性循环，使得母亲性情愈发不堪。外面做不了事儿，只好往回缩。家里人的关系，也处不大好。对谁都不信任，哪怕是自己的儿子。吩咐你去关窗户，明明关好了，你也跟她明确回复关好了，她就是不放心，最后还得自己去看看。一事当前，先把人家往坏了想，总担心人家算计她，即使最后证实不是那么回事，下次，她还是这么想，你举了现成的例子跟她讲，也没有用。
好长一段时间，我们这些做子女的，都不大能理解母亲，埋怨比较多。我们不明白，为何父母的差距会越拉越大。我这个读书最多的儿子，老是试图跟母亲讲道理，争取让她有所改变。有一段我读佛经，还把里面的道理讲给母亲听，母亲听了之后，恢复了她中断已久的长斋，开始念心经，但是，性情还是那样，没有根本好转。其实，母亲心里也明白，但是，创伤已经在哪儿了，无论她如何想要克服，都挣扎不出来。
母亲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劳动妇女，没有什么文化，也不大爱思考问题。这场大革命，对于普通人来说，最大的后果，就是把人与人最基本的信任和情感摧毁了，让他们城堡尽失，从此没有了安全感。在别的地方，这样摧毁，已经发生很多次了，但是，地老天荒的北大荒，躲过了初一，没有躲过十五，最终，还是在劫难逃。这样的革命对人的伤害，比一次大的战争都过分一万倍。父母都是经过抗战，经过国共内战的人，这两场战争对他们造成的伤害，都赶不上文革。
从根本上讲，这样触及灵魂的革命给普通人，带来是深深的恐惧。当你的亲情友情，你的人际关系，你的闲聊和家常，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批判和揭发，所有人情脸面，在批判和揭发中荡然无存。你八辈子在某个角落的一句闲聊，居然被翻出来添油加醋成了“反动罪证”，而揭发你的，恰是你向来关系密切的腻友。作为人，总免不了会犯点小错，偶尔背后说点不该说的话。你也知道这样做不好，拿不上台面的。但是，有时候就是免不了。但是，突然之间，这事儿也被翻了出来，让你觉得无地自容。作为一个普通人，遭遇这样的情景，你能怎么样呢？革命，就是这样剥光了一个又一个人，让他们颜面扫地。再堂皇的口号和旗帜，其实都是借口，真正触及灵魂的，摧垮社会的，是把人性最恶的部分，翻出来，包装成崇高，然后以此为武器，让人们厮杀。自然，人性也因此而荡然无存了。
经过这样的厮杀，不仅血流成河，而且存活下来的人，遍体鳞伤。余生，都会生活在莫名的恐惧里。具体到母亲，则是更年期没完没了。
晚年的她，身体大坏，是由于摔了一跤，骨折的腿被接上之后，身体却每况愈下。有一天，她对我感慨道，你和你的父亲是好人，但我这辈子，做不成好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