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全国范围内的人口流动开始加速，一批又一批来自农村、乡镇的打工者涌入沿海城市。他们给城市带来快速经济增长的同时，乡村则逐渐荒芜，田地无人耕种，孩童无人照管，时代的漩涡正在疯狂扩大，谁也看不到水波平静的那一天。
直到现在，持续了十几年的打工浪潮仍然不歇，水涡还在旋转。
我从小便生活在这一环境中，我的父亲母亲从90年代初出外打工，在广州番禺某电子工厂流水线上工作了近十年，直到2010年才回到老家。我的舅舅、小姨、叔叔、婶婶相继出去城市，在不同的地方，做不同的营生。我童年所生活的那个村落，所有的年轻人都已外出，对于他们来说，出去，是唯一的出路。
流水线工人、保安、服务员、洗碗工、司机、建筑工人。这是他们大多数人的工作。当第一批打工者已经无法满足城市的劳动力需求时，他们的子女接替了他们的工作，在中国南方的许多工厂里，一家几口人同在一个厂里的状况十分常见，漂泊，已经是常态。
在新闻联播里，在报纸上，我们总是能看见关于他们的新闻，关于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关于农民工的生存状况问题，关于在工厂里年轻人自杀的问题。关于他们，全部都是问题。尽管新闻中少不了他们的身影，但很大程度上他们是沉默的，我们只能看到“农民工”三个字，看不到具体的一个个人，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的快乐与哀愁。
事实上，所有从家乡出来的人，都被卷入了漩涡中，你我都一样。而在漩涡的底部，水流更急，视野更混浊，生存更艰难。
打工女孩
张彤禾的《打工女孩》将视角对准了东莞，对准的女性。在中国制造业的中心，她记录了许多个女孩的故事，她们的青春和奋斗、孤独和彷徨。
她独自一人，走入了水涡的深处。
张彤禾是美籍华裔女孩，曾任《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在中国生活了十年。2004年，她第一次来到东莞，并决定就此走入时代的漩涡，记录并书写打工女孩的故事。2004-2009年，她每月在东莞住一到两周时间，与打工女孩交朋友，见证她们的生活。
她放弃了新闻常规的写作风格和规范，采访时不一二三四问问题，而是选择和女孩们待在一起，和她们一起见朋友，听他们吐槽，和她们一起回家过年，她以陪伴者的身份待在女孩们的周围。她也进入拥有7万工人的工厂采访，和朋友打入东莞色情场所一探究竟。
在《打工女孩》里，她讲述了许多故事，最主要的是吕清敏和伍春明的故事，五年的时间，我们通过一章一章的文字，看见了吕清敏和伍春明的变化，她们又换了工作，又换了男朋友，又涨了工资，张彤禾的文字就像纪录片一般，抓取了实实在在的生活现场，结结实实的生活细节。
你是否知道，在“流水线上的工作从早上八点持续到半夜，工作十三个小时”，并且没有周末？你是否知道，在流水线上工作，上班不许说话，否则罚款五元？你是否知道，在流水线上工作，上一趟厕所限制在十分钟之内，还得填表签字？
没有细节的故事是不足信的，也是不好看的，而张彤禾的《打工女孩》充满了细节，并且由于她的外国人身份，感受更加敏锐，许多也许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事情，她能看出不寻常。
她自己说，“我和她们一样，背井离乡。从美国的大学毕业后，我在国外住了十五年”，也许因为同为漂泊者，她更有耐心，更能理解她们。
孤独、自由、奋斗
“生存，对打工女孩来说，是时时刻刻的眼前之事……在城里讨生活，意味着切断她们所熟悉的一切。”
孤独，是打工者的心理常态。当一个人进入一个庞大的工厂，并与过去完全切断联系时，孤独是不可避免的。更可怕的是，好不容易在宿舍里结交了好朋友，但几个月后，便有人离开，或者回家结婚，或者另去了别的地方，要在工厂里保持关系，是比登天还难的事情。
“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就是和别人失去联系”，这句话在书里至少重复了三次。在智能手机还未普及的前十年，女孩们一次次的失去联系，一次次的重回孤独。慢慢地，她们不再轻易的向人打开心扉。
但还是要出来，并且，“无论他们多么留恋地回忆起乡村的童年时光，事实上，他们再也回不去了。”张彤禾和吕清敏一起回家过年的时候，吕清敏非常兴奋，但很快，她自己意识到，家里是可以待的，只是不能待久。
当她们已经了解过城市中的自由，不必受人束缚，不必被人指点，人生掌握在自己的手上时，她们就回不去了。自由，这是城市许诺给她们的礼物，而要获取更多，则需要更艰难的拼搏和奋斗。
吕清敏和伍春明都是不服输的人，在本书的结尾，吕清敏已经从流水线工人做到了文员，伍春明八年没有回家，仍在不断的换工作。
在东莞，充斥着大量的教育培训机构，教礼仪，教英语，教计算机，教你如何说谎骗过面试你的人，教你如何走向成功。
通过大胆的自我表达和说谎，很多女孩走到了更高处，她们不抱怨，满意自己的生活，并且勤奋，为目标奋斗。这就是漩涡的中心，她们相信“只有靠自己”，她们努力过上想要的生活。这几乎就是目下中国的缩影，所有好的坏的，都在这里。而我们都是被时代裹挟的漂泊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