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谈网记者周洁编译）那时即便八月份结束，中国从新闻中消失了。南非已开始走出种族隔离的黑暗时代，东欧开始努力摆脱苏联的枷锁，莫斯科看上去也不再是万能的，但中国在一个极其遥远的地方。
夜晚，我一直醒着，希望能在精神上联系到那些遥远熟悉的面孔。在北师大前面卖酸奶的牛晶晶（音）还好吗？拍摄《末代皇帝》时，她帮助过（意大利导演）Bertolucci，她曾想学意大利语。
我们大学食堂的师傅们怎么样了？他们曾把大盘大盘的食物重重地放到桌上，让我们自己处理，就拿起横幅去广场抗议去了。宋文军（音）呢？他读精美艺术硕士读到一半就辍学加入示威。他安全吗？他找到妹妹了吗？6月5日，他和我曾骑自行车到市里找他的妹妹。坦克仍然在街上。我们看到一卡车一卡车的士兵，到处都是。
我们还看到桥上挂着一个士兵——他被火焰和仇恨烧焦的尸体，我们在痛苦中打了一个寒颤。人们用一切能够找到的东西建起了路障——被烧毁的公交车，用来标注自行车道的金属隔板。我们最远到了广场西边的军事博物馆，那是一个苏联风格的建筑，顶上有一个红星。那里仍然被完全封锁，非常危险。士兵们一直在那里扎营，透过金属栏杆，我们能看到一些士兵在军博前面的大喷泉里洗脸，其他士兵在列队。人们不断地走向这些士兵，愤怒，尘土，汗水，流着眼泪。“你们干了什么！”一些人抓着大门的铁栏杆大喊。“人民解放军！”一群人聚集了过来，文军和我下了自行车观看。一名妇女把一双看上去沾满鲜血的儿童鞋扔了进去，尖叫道：“看看你们的枪指向的是谁！”
士兵们端起了枪，每个人都逃散开去。他们开枪了，子弹飞得如此之近，我们耳朵生疼。
那一天，我们没有找到文军的妹妹，但最终，我们安全地回到了宿舍。街头满目疮痍。还记得那些火堆吗，人们把他们的军服扔了进去。没人再想穿绿色的了。
回到北师大，街上仍是熙熙攘攘的人群。他们截住外国学生，把东西放到我们手里。子弹。照片。带孔和带血的衣服。“你们必须回去。必须告诉全世界发生了什么。我们自己没有办法”，他们告诉我们。
一排装满士兵的卡车朝人群驶来，人群没有散开，而是走向军车。我惊呆了，我看到那些士兵流着泪，一些士兵拿出了他们的枪和子弹，交给车下的人群。一个学生拿了一面红旗，爬上第一辆军车的车顶，它们继续朝人大和北大的方向开去。第二天，一些人说他们每个人都被逮捕了。我永远不会知道。
不久，英国大使馆把我撤离到香港，从香港我回到了意大利托斯卡纳海岸的家，和家人团聚。整个夏天，每当风把门猛地关上时都会吓我一跳。天空中的直升飞机让我害怕。我明白了我的祖母，她曾经经历过战争，后来当飞机在她头顶飞过时她都感到紧张。经过几个星期，我才停止了噩梦。
回到家几天后，我不知道能如何继续讲述我所看到的。每个人听了，会很快地提出不大可能的解决方案。一些人不明白当这样的事公然发生时，为什么国外不能插手。一些人想，应该给所有这些学生庇护。另一些人感到恐怖，但会用在中国发生的事作为一种工具，来讨论（意大利）国内的政治辩论。很快就变成了人们自己在谈论。
我想回北京。
九月初，我回到了香港。每一个报摊和书店里都有一堆堆满是北京抗议及镇压后图片的书籍。我买了各种，利用倒时差的失眠来阅读，并很快扔掉。肯定的，我无法带到北京，当然，也没有必要，因为在那里的每个人都知道，就像我一样。
9月4日，在维多利亚公园有一个大型的烛光纪念“六四”的活动。我与人们做了简单的交谈，当我说第二天就要飞北京时，他们以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我。
当然，我很害怕，但我不得不回来。在办理登机时，工作人员告诉我小心。我登上了飞机。排队入境时，从VIP和外交人员专柜后面跳出一名工作人员，朝我走来，邀请我不需排队。“我是学生”，我说，并坚持在队列里。“你是我们非常欢迎的外国客人！”他笑着说道。于是我跟着他，马上就办完了通关手续。
回到我的宿舍，我抬头看着屋顶的露台。当胡耀邦逝世的消息一传开，我们就是在那里观看了学生们的第一次游行。
我所有的东西都被装进了一个大纸箱，留在我的房间里，等候指示。甚至连我的自行车也和其它自行车一起停在楼下，靠近锅炉房我们去打开水的地方。这栋外国学生宿舍几乎空了：还有几名朝鲜的学生、一位来自利比里亚的女生、一对短期的留学生夫妇和一名英语教师。
在砖头、沥青和混凝土的表面，北京看上去象是在愈合。一天我打车到建国门，那里在天安门以东几个街区。车子刚要进入长安街，司机放入一盒磁带，当他的车轮在坦克印上摇晃地驶过时，他放了崔健的歌曲《一无所有》，这是学生们在广场上的一首主题歌。我们通过后视镜彼此看了看，没有说一句话。
在建国门的外交公寓区，角上的大楼上仍然有弹孔。附近的一些树上也有。
戒严令仍然生效。每个人都必须在晚上10点前回家。一天晚上，一位朋友来找我。经过第一声沉重的打招呼后，我们试图交谈一切问题，但又不能被偷听，于是他建议我们去丽都酒店跳舞。我们去了。离开时晚了几分钟。载我们回学校的出租车司机不停地数落我们，让他在那个时间还在街上，而他太想要那份车钱了，以致无法拒绝我们。我们在和平里的路口被截停了。一个士兵要我们放下车窗，并把他的枪伸了进来，才开始往车里看。当他看到我的脸时，他把枪撤了回去，指示司机要把外国客人安全送回去。我的那位朋友脸色苍白，他再也没有邀我去跳舞了。
有时候，在晚上，你可以听到巨响，并猜想是不是士兵朝某个人开枪了，为什么。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传闻四起。人们在自己的房间里小声地谈论便衣警察和线人一直在上报学生和同情者们的姓名，再也没有看见一些人，以及一些阴谋和领导人的急病，谋划把那些学生带到安全的地方。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出于恐惧和无力编出来的。一切都无法去证实。
北师大让人感到太凄凉了，于是我转到了北大。我们这些极少数重新回到中国的外国学生似乎都聚到了北大。但是由于北大的学生卷入示威最多，当局决定停学一年，让所有新生去参加军训。几个月前曾悬挂政治宣传海报、发表即兴演讲的“三角地”，现在点缀着英语班、象棋比赛和气功表演的小广告。
我们骑车到市场买菜，但不得不注意那些热衷拍摄外国人的摄影师，他们会配上空洞的故事——外国人正在返回中国，没发生过什么事。一个同学就中招了，《中国日报》登出一张他朝卖黄瓜的人微笑的照片，这让他尴尬得发抖。
我又看到了文军。他的妹妹没事。不像我认识的大多数人，他没有打算出国。
初冬的时候，街头开始出现了一堆堆的大白菜。往年人们排起长队，急切地存储在中国北方寒冷冬天最喜欢的这种蔬菜。然而今年不同，人们拒绝购买。这是一个小小的抗命之举。在一片无力感中，人们可以拒绝购买国家补贴的白菜。于是，官方《人民日报》推出了一篇赞颂“爱国白菜”的社评。几个星期后，这些白菜堆闻起来有味了，许多工作单位被责令买下。学校食堂里充满了这种菜。
我再也没有见过牛晶晶（音）和她的酸奶店。一天，我回到军博参观一个关于“动乱”的展览。我盯着那个喷泉，有些期待能看到那双染血的儿童鞋仍在那里。这次展览相当准确——有学生的T恤，上面充满了口号和签名；有扩音器、照片和旗帜。它真实地记录了事件的开始，但是随后的叙述解释说有“一小群黑手”劫持了这场运动，并引起混乱。它跳过了几天，并表现出快乐的士兵们恢复秩序，快乐的北京市民回到清理后的街道，天上飞着幸福的风筝。快乐的外国人在重返中国。
十一月，柏林墙倒塌。
一月份，北京解除戒严。
这座城市一点一点地试图摆脱那份黑暗，但它仍无处不在。在作家芒克家里的一个晚宴上，一位画家一直绝望地垂着头说“活着没有意义！”她丈夫要我回应一下，但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每个人都喝多了。
大型公共工程很快就启动了，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完成。在北京那些同心环线道路的大交叉口将被一个接一个地拆除，以高架桥代替，这让北京市民不可能再巡城，去拦截士兵，与他们谈话，叫他们不要前进，或是在发现军队有任何可疑行动时去向抗议学生报信。
最终，天安门广场成为了现在这样——成为广袤无垠的聚会禁地。
北京成了一个富人欲望和野心的城市。多年以后，在哀悼当时正在拆毁的另一座古建筑时，我问了一位在附近的店主，怎么看北京消失的那些胡同。“这是新北京”，她答道。“我们老百姓没有发言权。没办法”，她补充道。
（译文有删节）
（本文译自Ilaria Maria Sala于2015年6月3日发表在《中参馆》上的文章，题为：北京的秋天：天安门镇压三个月后我又回到了中国。）
原文Beijing Autumn：My Return to China Three Months After Tiananm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