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轰轰烈烈的反腐打虎运动到了“庆亲王”这座堡垒面前便偃旗息鼓，从此再无动静，就连“庆亲王”这三个字也不敢再提及，仿佛这位王爷已经人间蒸发，去见马克思了。一时之间很多人看不懂，其实“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只要看看《北平无战事》这部电视剧，大致就能对高层内幕揣摩出十之七八来。
自从“六·四”事件之后，中共政权已经完全失去了合法性。屠杀上万名群众这个事实已经彻底颠覆了中共所谓“人民政权”的假象，暴露出其法西斯独裁专制的真面目来。尤其是苏联解体，苏共解散之后，“红色沙皇”斯大林一手扶植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更是如丧考妣，惶惶不可终日。
1991年12月25日，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次日，最高苏维埃宣布苏联停止存在。对于在“六四”屠杀中双手沾满人民鲜血刚不久的中共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从此这世上最大的靠山苏联没有了。过去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理由是为“人民”，样板就是苏联。“六·四”屠杀之后中共已经成了人民公敌，而苏联这个样板居然也一夜之间化为乌有，从此中共就像是一个闯了大祸又没了爹娘，无家可归的小子，如何让自己生存下去，将来的路怎么走，这就是当时摆在中共面前的一个事关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六·四”后宣布隐退的邓小平再也坐不住了，从1992年1月开始高调“南巡”，公开提出“谁不改革谁下台”，对陈云、李先念等顽固派支持的江泽民、李鹏当局发出赤裸裸的威胁，当然其中有很大一部份是做给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看的。
当时邓小平看得很清楚，失去了苏联这个背后的靠山，再继续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敌只有死路一条。当时邓小平甚至考虑让“六·四”后被废黜的赵紫阳复出掌权。如果当时美国的态度足够坚决，而赵紫阳又能表现出灵活的姿态，承诺在邓小平有生之日不平反六四的话，他的东山再起是完全可能的。当时对赵紫阳来说是最好的机会，因为那时内外交困的中共已经无法继续抗衡来自西方世界的强大压力。遗憾的是赵紫阳未能敏锐抓住他这一生中最后的机会，反而让机会主义者江泽民凭借政治投机钻了空子，从一个顽固反对改革开放的“左派”摇身一变为与大资本家欣然共舞的“右派”，中共也从此一发不可收地走上了“与腐败共天下”的邪路。
作为一个政治家，江泽民是完全失败的。可是作为一个政客，江泽民曾经有过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那是因为他抓住了中共政权“与腐败共天下”的历史性转型机遇，利用自己特别擅长拉关系、搞腐败的专长，在其任期内把腐败政治、腐败经济、腐败军事和腐败外交推至登峰造极的地步，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一手打造的这个以腐败为执政之基、动力之源、权力之母的党天下体制巩固了自己的权位，并在这个腐败的专制体制内奠定了自己“核心”的地位。
江泽民最大的“成功”在于他把一个流氓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和平演变为一个权贵资产阶级的共产党。如果说中共这前后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就无异于承认马克思的流氓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最终目标是权贵资产阶级专政，所谓的“共产主义运动”无非是流氓无产阶级造反夺取政权后通过专政手段把自己改造成权贵资产阶级的财富大洗劫运动。
正因为“六·四”屠杀之后中共政权别无选择的走上了“与腐败共天下”的道路，所以最大的腐败分子江泽民就成了最成功、最走运的中共领导人。在全球化进程中，通过把中共政权与国际国内的腐败势力紧紧捆绑在一起，江泽民确立了自己在这个全球化腐败机制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因此反腐所触及的不仅是中共这个已经彻底腐败的体制，而且还触及到了国际上根深蒂固的腐败势力，这就是当前这场反腐为何如此艰难的原因。
当年蒋太子“打虎”有始无终，最后不了了之，国民党也只得败走台湾。如今习皇帝“打虎”能否贯彻始终，很多人都抱着观望的态度。道理很简单，在中共政权“与腐败共天下”二十六年之后，现在的共产党已经完全与腐败合为一体了。因此反腐就是反党，而反党的结果不是把党干掉，就是被党干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