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谈网记者周洁编译）当我在考虑是否要写一本关于天安门广场屠杀的书时，我不得不权衡我有可能被禁止呆在中国，十年来我一直以这里为家。这是我遇到我丈夫的地方，是我们的两个孩子出生的地方。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过要搬到其他地方居住。而且中国是我职业生涯的中心。但对于被列入黑名单，我想得越多，我的道路就变得越清晰。
毕竟，害怕上黑名单是北京使用的一个重要工具——伴随着恐吓、压制和中国市场的诱惑——来扼杀国内和国际上对1989年6月4日北京致命性镇压抗议的讨论。在我们纪念“六四”26周年的时候，有迹象表明北京的做法正在奏效。
中国的静音法则正在超越其国界。在过去的一年里，一家跨国公司和一个主权国家把言论自由变成了为维护与（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关系而可供交易的商品。
5月下旬，当香港两个著名人物因试图公开谈“六四”，不是被中国、而是被马来西亚上了黑名单时，一条新的界限被逾越了。学生活动人士黄之锋和俗称“长毛”的香港议员梁国雄应邀到马来西亚谈论“六四”天安门镇压。他们被拒绝入境并送回香港。马来西亚的警长说，为了避免损害马来西亚与中国的关系，这么做是必要的。
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也有助于北京输出其审查。2014年6月，社交网络服务LinkedIn开始封杀在中国境内张贴的关于“六四”的文章。该公司一名发言人说，此举是“为了为我们在中国和全球的成员创造价值。”他说，这种影响“非常非常小”。然而，言论自由是不可以用度数来衡量的。通过其默许，该公司在加州的总部正在担任北京的审查员。
LinkedIn并非唯一一家向北京低头的高科技公司。与香港公司TOM在线合资的Skype中国版自动拦截包括敏感词的文本，如“天安门屠杀”和“89年”。2012年，中国一家法院判处诗人朱虞夫七年徒刑，此前他用Skype发送了一首呼吁中国人走到广场的诗《是时候了》。
在美国的大学里，黑名单的概念有寒蝉效应。《天安门档案》（The Tiananmen Papers）的合著者、著名学者林培瑞（Perry Link）和黎安友（Andrew Nathan）以及其他在美国研究新疆和西藏的学者被拒发中国签证。谁知道还有多少其他学者因害怕不能进入中国而远离“敏感”话题。正如Jeremy Brown在一封给我的电邮中指出，“只是问这个问题或思考这个问题，担心上黑名单的恐惧已经在奏效，已经开始赢了。这对于学术研究真的很糟糕。”Jeremy Brown写了一本关于天安门（事件）的书。
记者们也受到恐吓。2013年5月，为了了解今天的学生有多少人知道“六四”，我做了一项粗略调查。我向100名来自北京四间高校的学生出示了那张“六四”标志性的照片“坦克人”——一名瘦削的年轻男子在长安街上面对着一排坦克。85％的学生认不出这张照片。
一年后，法国一个摄制组在北京街头重复了这个实验。10分钟内，警方就拘捕了他们。在6个小时的审问中，审讯员告诉他们，“你们知道，那个话题非常敏感，中国政府不希望人们去谈论它。”他们被警告说可能会被取消签证。
安全机构甚至花更大力气来恐吓那些或许会与外国记者交谈的人，要活动人士去“喝茶”和受到警告。据报道，在2014年的“六四”纪念日前，有超过150人被拘捕、软禁家中或被问话，至少13人被关押至今。没有听从警告的人受到处罚，其中包括澳大利亚艺术家郭健，他先被拘留，然后被驱逐出境。当局的信息是明确的：要么保持沉默，要么付出代价。
北京限制谈论“六四”的这些举动揭示了它的不安全感。今年，一家国营中国报纸打破对天安门镇压的习惯性沉默，抨击一封由海外中国留学生写的公开信，斥责写信的学生们被外国敌对势力洗了脑，并写道“中国社会已经达成共识对1989事件不辩论”。该社评很快即被从中国的互联网上删除（虽然英文版还在）；这样的谩骂只会提醒市民该历史事件，这是北京想要从国民的集体记忆中抹去的。
今年一直很安静，太安静了。虽然26周年不是一个大的纪念年份，但是没有噪声是不祥之兆。其中一个原因，中国人权的Sharon Hom认为是失去了希望；鉴于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强硬路线，更少活动人士愿意“象鸡蛋撞高墙”一样牺牲自己，她在一封电邮中写道。那些仍然愿意发声的人发现当局有新的措施来进一步限制他们的活动。呼声最高的是天安门母亲——一群1989年6月4日死难者的亲属、朋友和支持者。他们在今年的公开信里描述了新的“全方位”监控，包括当局在某些成员家中放置了窃听装置。
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的政治日程已被重新改写。夏天及靠近“六四”不再是拘捕的季节。新常态是永久性的压制，已席卷了律师、人权捍卫者、反腐败活动家、基督徒，甚至连女权主义者也进了这张网。对天安门的纪念，全年都是敏感期，异议人士陈云飞的命运展示了这一点，他三月份被拘捕，因为他前去为一名天安门死难者扫了墓。他面临“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起诉。
北京的行为已经使“六四”有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它企图钳制对1989年的讨论，反映了执政的中共道德缺失和它在继续依赖野蛮力量。
当我终于决定写一本关于天安门镇压的书时，那是因为我可以写。我的受访者们没有这样的选择，他们委托我来讲述他们的故事。为了写这本书，2013年夏天我离开了中国，并且没有计划再回去。但是，现实是北京对天安门的审查现在正蔓延到中国之外，这应该引起我们所有人的注意。我们这些享有言论自由的人们应该使用这个权利，提高我们的声音，反对这种让人沉默的罪行。
（本文译自《失忆的人民共和国》作者Louisa Lim于2015年6月4日发表在《外交政策》上的文章，题为：中国正在输出对“六四”的审查，我们全是受害者。）
原文China Is Exporting Its Tiananmen Censorship，and We Are All Victi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