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7年进入武汉市解放小学读书的。学校原名友好宫小学，因靠近武汉市中苏友好宫而得名。该宫是中苏两国蜜月时，苏联专家设计、建成于20世纪50年代，被视作友谊的象征。后因两国交恶，友好宫改名展览馆，学校也更名为解放小学。在我入校时，文革已达高潮。除参加庆祝党代会和支援亚非拉革命活动外，我印象最深的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那时毛的话是“最高”或“最新指示”，每当“指示”发表，不分昼夜，马上举行游行。由于看游行的人特多，因此占位十分重要。记得哥哥有个同学家住解放大道马路旁二楼，从他家窗户看游行一目了然，令我们羡慕不已。每当游行车队“救火龙”从解放大道疾驶而过，两边车门外站着头戴钢盔、手持红缨枪的“造反派”，看上去威风凛凛，煞是气派。
文革时教室布置基本一样：黑板上方中央贴着毛的像，左边“好好学习”，右边“天天向上”，多为毛手写体。侧面墙上一般贴几张文字印刷品，如毛语录：“要斗私，批修。”“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学校主要对我们进行政治灌输：早上到校“天天读”，即集体朗读毛的文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时称“老三篇”，很多同学会背；上课前，把长条凳往桌下一推，对着毛像，跳“忠字舞(向毛表忠的舞蹈，要求戴毛像章、手捧毛语录本，边歌边舞，做出与歌词内容相应的动作)”。这个舞为表达对毛的无限热爱而设计，那时非常流行。然后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和“林副主席身体健康”的口号；学校也组织我们参观政治教育展览，展出的大型泥塑《收租院》当时非常有名，它刻画了地主刘文彩对农民的残酷压榨和剥削，其解说词还入了课文。泥塑有真人般大小，形像逼真。农民被关在水牢的一幕给我刺激较大，使我对地主产生了满腔仇恨。刘和他的庄园因此也恶名原播。《收租院》的歌流传很广，其歌词是：“收租院是鬼门关，交租好比上刀山。过了一关又一关，一关更比一关难。”后来有同学把词改编后，用来讽刺文化课考试。
那时校内生活比较单调，体育和娱乐设施奇缺。放学后，一些自产自生或成本低廉的传统活动，吸引了不少小伙伴们，如打撇撇、挑冰棍、拱擂子、滴扣子、打弹珠、滚铁环等，它们给大家以快乐，也充实了我们的童年生活。不过印象最深、对我早期成长影响最大的还是自己经历的“反标事件”，它在一段时间里左右了我的人生轨迹。父母说从那以后，我的性格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那是1968年秋冬时节一个晚上，父母到湖北省出版纸张仓库(简称纸库)参加学习班，哥哥照顾我已上床睡觉。不知过了多久，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几位街道居委会和派出所大人把我叫起来，直接带到派出所二楼小房间，并指责我书写了“反动标语”。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吓呆了，不知所措。母亲半夜回家得知消息后，赶来派出所，刚刚推开房门便被挡了出去。这时除了不停地流泪，我没有任何反应。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毛当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天才”，对毛应“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谁敢反对毛主席，就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诛之”；“就砸烂谁的狗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支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书写“反标”可是弥天大罪。父亲同事万迪淦叔叔的大儿子就是因为“书写反标”，被送进监狱而葬送了一生。然而在派出所这样的执法机构，对于一个8岁孩子来说，成人的威胁是有效的，诱导也是成功的。得到“承认错误，就可回家”的承诺后，我包揽了所有强加的罪责。
被迫供认所犯“错误”的当天深夜，我被带到事发现场。在手电筒光照下，我目睹了“反标”，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犯错事实”。虽然只有短短几分钟，但给我印象极深。原来在一排长长的大字报专栏里，不知谁用红油漆在三处写有“毛主席”字上划了叉，一处在上方，两处在下方。这时我想起，白天曾与几个宿舍内小朋友，在附近砖堆处玩过“捉迷藏”的游戏。手指三处叉叉，“确认”自己所为后，我被送到父母单位留宿而未被送回家，实乃受到欺骗。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当时是谁陷害我，出于何动机。
“反标”使我名扬学校，成了特殊学生，因为全校“敢”书写“反标”的仅我一人。我心理压抑极了，感到仿佛所有同学都在背后议论。失去了朋友，也没有了欢笑。每天放学后，我必须到学校顶层通往阳台的房间里作检查，写交代，尤其是幕后指使人更是追查重点。压力下，我总是胡编乱造一通。但因难以自圆其说，又加以否定，最后只得咬定无人指使。我也曾试图翻供，结果证明完全不可能。那时楼房不太多，透过学校顶楼窗户，可以看到武汉长江大桥。当夜幕降临时，桥上排列有序的点点灯光，给了我几分心灵上的慰藉。
比较而言，父母单位的“学习班”让我感觉稍好点。当时父母同事冷少卿司机的侄儿，也因“政治错误”和我关一起。同病相怜的两个小伙伴没有歧视，同吃同住，建立起特殊环境下的友谊。不过因为另外一件事，我俩被分开。也许和这位小伙伴住一起心情好些的原故，我的饭量增加，原来一小碗似乎不够吃。他比我小，吃得也少些，便每次把饭分给我一坨。上面知道后，严厉批评了我这个“剥削者”，同时认为不能发展这种“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于是将我俩分开，从此我再度进入一个人的世界。当我从住处三楼窗户，看到小朋友们在院内自由玩耍时，心里羡慕极了：“能够回到他们中间，该有多好。”
在人生本应充满快乐的年纪，遭受如此打击，我变得沉默寡言，逆反暴躁。当时唯一的依靠是自己的家人，父母给了我无限温暖。他们向我了解事情经过，得知我被迫承认“错误”后，便找机会与我谈心，帮我调节心理，减轻压力。在当时环境下，这也许是他们能尽的最大努力了。
后来我被转到北湖劳教所“学习班”——一个令我最为讨厌的地方，集中“学习”。那时外面已下起了大雪，天气十分寒冷，父母、哥哥还得轮流为我送饭。和那些犯有错误的“大人”，甚至刑事犯们关在一起，让我感到沮丧。好在我当时年龄不大，否则真要从他们那里学些坏东西，还是很可怕的∙∙∙不知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学习班”终于结束了。当父母、哥哥踩着三轮车接我回家时，我心中非常兴奋。坐上三轮车，行进在白雪皑皑的马路上，我感到很满足。亲人的关怀，让我忘却了冬天的寒冷。
《黄花岗》2006 年第3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