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形容，香港的股市和政治都进入大时代。在政改问题上，立法会即将表决特区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但高官已坦言对通过不感乐观。占立法会逾三份之一议席、因而掌握否决权的泛民主派，批评政府方案是事先筛选候选人的假普选，欺骗性很大，多次表明会予以否决。
近日，多名政府司局级官员先后到各区推销政改；“帮港出声”等亲建制团体则在街头摆站收集签名，支持通过政改方案。纷纷扰扰间，前行政长官董建华5月5日公开称，行政长官候选人绝不能反共，更是掀起双方又一场交锋。
当日，董建华在“团结香港基金会”活动上，谈到什么人有资格参选行政长官，他强调“不要反共的，反共不成，反共不能‘出闸’”。有记者问，那公民党的余若薇和梁家杰是否属于不能出闸的“反共者”？董建华则说，个别人有没有机会“出闸”，要问他们自己，“他们心知肚明”。
人治国家无法无天
公民党党魁梁家杰迅即反击说，董始终没有解释何谓“反共”，最终仍是任由建制派解释，实际上仍是任由中央筛选，难以接受。
公民党主席余若薇批评，董的言论恰好反映了政改方案“任意筛选”的本质，
又指董建华“谁做了什么心知肚明”的言论很共产党风格，若是有人做了违法事，当局为何不拘捕他？
政论家李怡也撰文批评说，在人治国家，规矩就是人说了算，无法无天。最新选行政长官的规矩，是董建华说的“不要反共”。
泛民和建制的代表人物，再度隔空驳火。这种冲突，也反映了在敌情观念主导下的建制派思路，和泛民及其支持者是如何地南辕北辙、格格不入。
不错，建制派早已直言，中央是把香港局势放置到国际战略安全的高度去考虑，认为香港政改有可能被英美利用，作为向北京施压的一只棋子。在这种敌情观念下，董建华提出反共的人不可角逐行政长官，又何足为奇？
但是，在香港的历史里，“反共”从来就并非罪恶；而且毋宁说，香港由小渔村发展成国际级都市的故事，就是建筑于“反共”之上。在中共1949年建政前后，正正是大批上海资本家南下香港，逃避共产党统治，才为香港带来了资金和经营技术，初定本地华资规模。而学术界广受尊敬的新亚诸贤、新儒学巨子如唐君毅、牟宗三等人，也是在中共建国前后到香港。他们毫不讳言对中共打压传统文化的不满，感叹中华民族的“花果飘零”，期望在小岛上传承新儒学。可说，正因为“反共”，让香港吸纳了首批最优秀人材。
董家的反共历史
而董建华的老父船王董浩云在国共斗争年代，正正是香港亲台商人的代表，董浩云旗下的“中国航运”与“东方海外”标志中的梅花，就是中华民国的国花，其船队直至1980年代中，一直悬挂中华民国国旗。及至董浩云逝世，东方海外陷入财困，北京透过在港代理人霍英东出手，助东方海外走出困境，才间接令董氏家族改变政治立场。反共的历史，渗透在每名董家成员的血液中。这段家族史，今天满口对“反共”深恶痛绝的董建华愿意记起吗？
在民间层面，六二年逃亡潮、文革偷渡潮，都为香港带来一批又一批“反共拒共”的新成员，他们没有前述人等的资金、经营技术和学养，但多是年轻强健、有胆色和有强烈改善生活意欲，为本地经济发展带来动力。前头号“梁粉”(行政长官支持者)刘梦熊，正正是这批偷渡者之一，在1973年游泳来港。其人行事的豪勇和莽撞，都令人叹为观止。
因此，香港历史就是满满渗透着“难民”和反共元素的历史；不管在上层还是在基层，都不乏逃避共产党统治的经历。亲睹六四等连串历史悲剧的港人，血管内更是流着反共拒共的血液。故此，董建华断然把“反共”列为禁忌，要打入另册，又怎不会激起反弹批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