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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怎样过“革命化”春节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春节,是与“革命”紧密相连的。过年仍要“革命”,百姓也就休想轻松,而所谓“年味”,也就充满了“革命”味儿。

当时,我正在乡下务农,过了多年的“革命化”春节。年关将近,公社大队要掀起“革命”高潮,开广播大会宣传当前大好形势,或是开大会批斗“牛鬼蛇神”,把“阶级敌人”召集起来训话,要他们在春节期间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过年贴春联,是千年的习俗,春联的内容,都是表现喜庆吉祥。当时农民虽穷,大多仍要买张红纸,请人写幅春联,贴在门上,沾点喜气。但写春联的人不敢自编,只能照抄领袖诗词和革命口号,或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风景这边独好,江山如此多娇”;或是“阶级斗争永不忘,革命江山万代红”、“革命形势一派大好,农业生产蒸蒸日上”。更多的则是“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至于什么“开门见喜”、“吉星高照”,以及“福”、“发”等字,则被当作封建迷信,一律扫除之。至于亲友见面,抱拳拱手,说“恭喜发财”,也在禁止之列。

既是“革命化”,社员也就不能在家闲着,大年初一就要出工。动静大的,要修塘垒坝,工地上红旗招展,号子连声,可谓“热火朝天”;动静小的,要积肥挑粪,挖地拓荒,田间地头,人喊牛叫,颇不寂寞。记得有一年,大年初一赶上下雪,天寒地冻,队长仍催我们上工,在麦场上翻粪堆,名曰“倒粪”,其实是没活找活干,出无用工。粪堆上冻,倒起来费劲,队长也觉得这活没意义,干不多时就说:“去他奶奶的,这粪不倒了,都回家弄吃的去。”大家仿佛囚犯接到特赦令,当即发出一阵欢呼,冒雪而归。

既是春节,文化娱乐活动当然要多于平时。各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纷纷在本大队登台献艺,或是在公社巡回演出,几乎天天有戏看。宣传队的节目形式多样,有样板戏、独唱、表演唱,有对口词、相声、数来宝,不过演来唱去,内容离不开“革命”与“阶级斗争”。《白毛女》的第一场,是许多宣传队必演的节目,借此证明旧社会的人民生活多么悲惨,让百姓“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忠字舞,也是许多宣传队必跳的舞蹈,过年更要向伟大领袖献忠心。过了年初五,公社或大队,再召开一场忆苦思甜大会,强调新旧社会两重天,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才算过完。而传统春节应有的欢乐、祥和,都被浓烈的“革命”气氛冲淡,甚至冲得无影无踪。

吃,是春节的重要内容,再“革命”,百姓仍是要吃的。但当时物质严重匮乏,政府用不着提倡“节约”,百姓也非常“节约”,一家几口人,买上二斤肉、几斤萝卜白菜,再加上平时攒下的鸡蛋,七拼八凑,做上几个菜,饱餐一顿,就算过了年。若是能买上一只鸡,或是二斤鱼,就很奢侈了。有一年,我父亲托人买了一个猪头(当时此物难买),八口人吃了一个年关,餐桌上有猪耳朵、猪舌头、猪头肉,配上几个素菜,再加上八角一分一斤的白干酒,觉得非常丰盛。猪头比猪肉便宜,一个十来斤重的猪头,只需几块钱,真是价廉味丰,物超所值,父亲连称:“今天这个春节,胜过往年!”家乡有俗语云:“初一扁,初二圆,过了年初三,还是原套原。”“初一扁”,即吃饺子。百姓家的饺子馅,通常是萝卜白菜加粉丝,但一年到头,难得吃上一顿饺子,吃起来就特别香,由于肚子里缺油水,我一顿能吃五大碗。“初二圆”,即吃圆宵。糖是凭票供应的,一人二两,数量虽少,包圆宵已经足够。由于糖难买,平时难得一吃,圆宵也是稀罕物。年初三早晨吃面条,中午将除夕的剩菜扫荡一空,至此,吃的节目就算完了。到了年初四,大多数人家的餐桌上,饭菜已如往常,该喝稀饭的,仍喝稀饭,该吃咸菜的,仍吃咸菜,故称“原套原”。只有干部与少数富裕人家,还在享受口腹之乐。

2010-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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