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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入北大的胡适

1917年夏,因《文学改良刍议》而在国内暴得大名的胡适完成了留美学业,应邀就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哲学、英文学和英文修辞学三门课程。这一年,胡适刚刚26岁。

北大教授是胡适理想的职业,社会地位很高,收入也不错,可以安心写文章、做研究,比在美国留学时舒服多了。9月30日,开学不久的胡适写信给母亲汇报自己的情况:“适之薪金已定每月二百六十圆。……适现尚暂居教员宿舍内,居此可不出房钱。饭钱每月九圆,每餐两碟菜一碗汤。适意俟拿到钱时,将移出校外居住。”

胡教授的日子过得很滋润,在课堂上的表现却引起了非议。据学生回忆,原来他们的老师讲授中国哲学史都是从三皇五帝谈起,讲了两年才讲到商朝。而这位在美国喝过洋墨水的教授却将中国历史拦腰砍断,直接从周宣王开始讲起。这样不是误人子弟吗?哲学门(即后来的哲学系)的学生们决定请胡适走人。但也有的同学认为胡适讲课很有新意,不应该赶他走。这种情况下,大伙拿不定主意了,于是便派顾颉刚去请中国文学门(中国文学系)的傅斯年来商量。

傅斯年字孟真,1896年生于山东聊城一个儒学世家,其先祖傅以渐是清朝进关后的第一位状元,后来曾任武英殿大学士,权倾一时。傅以渐的这位后人继承了祖先的聪颖好学,熟读儒学经典,国学功底深厚。到北大读书后,深得刘师培、陈汉章、黄侃等国学大师的青睐,黄侃更是将其视为传人,期望甚殷。傅斯年的同学聂湘滨回忆说:“据我了解,他(指傅斯年)很少上课,成天泡在图书馆里,博览群书。当时有些教授就怕给他上课,往往在课堂上,他提出的问题,老师答不上来。使教师更难为情的是,他会当面指责教师讲错了,并有根据地说,这个问题某某书上是怎么讲的,某某先生是怎么说的,我认为该怎么理解。经常把老师弄得张口结舌,下不了台。”这就是同学们找他商量的原因。

傅斯年听了胡适几堂课,耳目一新,感觉很好,于是便对同学们说:“这个人读书虽然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学生一句话保住了教授的饭碗,但胡适对此事却是浑然不知,傅斯年也从未向他说起过,直到多年以后胡适才知道这件事情。傅斯年去世后,胡适提及此事还颇为动情:“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之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听课后,傅斯年对胡适刮目相看,与黄侃等章太炎门生逐渐疏远,转而投到了胡适门下。当时北大文科存在着新旧两大派系,胡适与黄侃分别是两派的代表人物。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胡适大力提倡白话文,而黄侃等“国粹派”则与胡适针锋相对,对白话文恨之入骨。因为这些缘故,黄侃经常攻击胡,据说每次上课必先“骂”一通胡适后方才开讲,平常见到胡适,也总要嘲讽、奚落一番。黄侃攻击胡适的重点是白话文,据说有一天他讲古文之美,又拿胡适举例:“比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拍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十一字。而用文言仅需‘妻丧速归’四字即可,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

后来胡适在课堂上讲白话文的好处时,有学生以黄侃的例子提出疑问。胡适解释说:“这倒不一定,我们可以做个试验。前几天行政院有朋友给我写信,邀我去行政院当秘书,我不愿从政,发电报拒绝。回电用的白话文,非常省钱。同学们若有兴趣,可代我用文言拟一则电文,看看是白话文省钱还是古文省钱。”同学们纷纷拟稿,最终挑出一份字数最少、意思表达最完整的是:“才疏学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胡适说:“这是十二个字,算是言简意赅,但还是太长。我的白话文只用了五个字:‘干不了,谢谢。’其中‘干不了’即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之意,‘谢谢’则既有婉拒之意,又有表示感谢的意思。所以,语言的简练,不在于是白话文还是文言,关键在于用字是否恰当。”

初入北大的胡适以其学识和真诚赢得了同学们的信任,也为他日后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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