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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中国的穷富马克思主义者能合流吗?

马克思、毛泽东旗帜在中国上空再度飘扬,当权者、富人与穷人看起来都对这面旗帜情有所属。如果不信,且请耐心看下去。

马、毛成为当权者、富人与穷人共同尊奉的神

当权者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尊奉,至今仍然是官方意识形态主流。4月2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以最高规格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将工人阶级边缘化是错误的、有害的,党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根本方针不能忘。据称,这是中国时隔36年再次最高规格表彰劳模。

红色资本家当中有人钟爱毛泽东并非新闻,比如史玉柱,狄云久等,南街村这个红色亿元村神话曾经久未衰。如今这个队列里又添新成员,4月23日下午,澳门博彩股份有限公司常务董事、赌王何鸿燊的四姨太梁安琪携近百名员工参观了江西井冈山小学,并将在这里接受为期3天的爱国教育培训。期间,学员还将赴井冈山北山烈士陵园敬献花圈、吊唁革命先烈,并接受红军后代们的现场访谈教学。

不少社会底层成员也热爱马克思与毛泽东。近年来日益左倾的杨鲁军在《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沪上游荡》中记述了毛泽东秘书戚本禹对他讲的一次亲身经历。戚在上海书城遇到一位湖南青年在找《共产党宣言》,以下是他自述为什么要寻找这本书:“我是湖南来的,念过初中,在上海给搞建筑的私人老板打工,快十年了。其实将近一百年前毛泽东第一次去北京寻找革命道路,不也是被城里人当作‘乡下人’吗?我今天也是在寻找革命道路。现在所有底层人都认为这个社会不行了。我们一个建筑公司六百多个农民工一年的工资不吃不喝全部加起来,还不到老板一个人赚的利润的三分之一,富人愈富穷人愈穷,而且两边看不到头,富人富得没有了尽头,穷人穷得没有了盼头,穷人永无出头之日。这个社会必须要修理了,修理不了就要推倒重来就要革命。我听老家的老支书讲,要革命就一定要读《共产党宣言》……”。

习近平是中共总书记,是中共的最高代表;红色资本家们不管身在大陆还是港澳,就是湖南青年所属这个群体眼中的压迫者与剥削者。如今三方势力都崇拜马克思与毛泽东,区别只是前两者是富马克思主义者,后者是穷马克思主义者。这幅政治画面够奇诡,但关心中国未来前途的人不可能再熟视无睹。

毛左的主体究竟来自哪些阶层?

中国缺乏学术自由,毛左群体的主体来自哪些阶层,至今没有一项大规模调查,但结合国内的叙述与国外的调查,也许可补一些不足。

在一篇作者不详的《毛左毛粉毛迷都是些什么人》中,作者大致划分了四类,第一个群体是社会最底层的一群流氓无产者,希望中国再出现一个毛泽东带着他们去打土豪分田地。第二是高层毛迷,基本都有大学本科以上的学历,有教授,还有过去或现在身居高位者。作者认为他们不是真正的毛迷,只是出于政治需要假装相信。第三个毛迷群体主要来自低收入群体,靠自己劳动自食其力,求得温饱,社会的严重不公让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受学识水平和经济条件的限制。第四类毛迷是临时性的,他们基本有高中以上的文化程度,有良知和较强的正义感。作者认为第四类因为涉世未深,不象前三类铁杆,无法转变思想。

这与不少人的日常生活感受相同。很多人述及自己与毛左争论时,对方或是工人或者退休工人,还有少数退休干部,以及生活境况不佳者。重庆人当中至今怀念薄熙来的人,也仍然是怀念薄书记举债经营重庆模式时发放的福利。

上述是中国人对毛左群体的阶层结构的感知,但要想上升为学术研究,还得需要调查。由于无法在中国做这样的调查,哈佛大学的詹妮弗·潘(Jennifer Pan)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徐轶青做了一项中文在线调查,《纽约时报》今年4月16日的报道《蓝色沿海与红色内地:调查揭示中国政治分野》,介绍了这篇调查。

这一调查是调查者于2014年通过托管在国外的一个网站上进行的。这项调查让回答问卷者选择同意还是反对某些说法,比如“人权高于主权”,“现代中国社会需要儒家思想”,以及“如果是出于自愿,我会认可我的孩子和同性结成伴侣关系”。大多数回答问卷者是生活在繁华沿海地区(如北京、上海及广东)的年轻男性大学生。

据詹妮弗·潘介绍,有逾17.1万人回答了问卷,她们发现,在意识形态观念上,有一个似乎很明确的分野。“红色”保守省份大都在贫穷的农村内地,而富裕的、城市化的“蓝色”省份则在沿海地区。中国的保守主义者支持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同时希望政府在管理经济上起到强有力的作用。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渴望更多的公民自由,信奉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并想拥有更多的性自由。调查发现,按照这一结果,上海是中国最持自由主义观念的地区,其次是富裕的沿海省份广东和浙江。相对贫穷的内陆省份往往是最保守的。

中国下令共产党党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周三发表一篇英文社论表示,“报告所用的粗糙数据完全没有达到哈佛或麻省理工的学术标准。我们不得不怀疑其发表是为某种政治目的专门‘定制’的。”

这个调查报告样本数量够大,但缺陷是受调查样本的地区分布不太均匀。不过,结论与现实感受是切合的。如果有可能,国内学者应该做一个类似的调查,这无论于今天还是于未来,都是值得做的事情。

洞悉民众需求的毛式领袖能否横空出世?

人类历史上,解决社会危机的方法只有三大类: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即用暴力革命推翻重来。在中国1919年之前,中国推倒重来的革命是农民革命。二是帝国主义的,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采用对外扩张的战争,试图改变局面。第三类则是凯恩斯主义出现后的国家干预下的资本主义危机解决方式。与后两种相比,无论是官方意识形态,还是民间价值观念,中国社会都与第一种最贴近。

中国近20年来权贵资本掠夺公共财与民财几乎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造成贫富差距十分悬殊、财富过于集中的不平等状况(北大《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2012年中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

马克思主义对这种现象的解释很简单,一切危机的根源都是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受到剥削,收入太低;少数人依赖于剥削与特权掠夺,占有了大部分社会财富。穷人太多,就必然导致消费不足,市场疲软,因而经济必然陷入困境而崩溃。既然认为这种周期性危机或长期萧条是极小部分人压榨绝大部分人的必然结果,那么解决的方法便是消灭统治阶级、推倒社会秩序,重新来过。如果国内能够做一个样本够大的调查,弄清楚中国的穷马克思主义者与向往民主自由的人何者占据主流,对于判断未来的社会走向至关重要。

中国的穷、富马克思主义者高举的是同一面旗帜。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与崇毛,于权贵与富人而言是旗帜,因为中共舍此无合法性,这是习近平表示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原因;富人则是看中共脸色,为自己上一道政治保险。但社会底层要的是实质,即剥夺剥夺者,追求结果均等。因此,习的承诺是空心汤圆,不可能落到实处;若落到实处,就得让权贵与富人交出财产,这等于要了绝大多数中共官员的老命,按照中共的逻辑,这是比戈尔巴乔夫更严重的背叛。面对如此现实,穷、富马克思主义者能否找到契合点,前提在于权贵与富人愿意自断经脉、奉献自己的财产,以实现《共产党宣言》所昭示的理想。穷马克思主义者都想读《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富马克思主义者是不能依靠唱几句《国际歌》糊弄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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