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道夫·艾希曼被审判，1961年4月。
电影《汉娜·阿伦特》5 月在纽约上映后，重新点燃了阿伦特半个世纪前亲自发起的那场激烈辩论，关于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审判。阿伦特是20 世纪著名的犹太政治思想家，1975 年去世。1933 年她被德国警方通缉，被迫流亡国外，后来被关押在犹太集中营里。1941 年她逃到美国，写下了开创性的政治学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和《人的条件》。
当阿伦特听说艾希曼被捕后，她觉得自己必须见证这场审判。她想亲眼看看还活着的纳粹高官，而这可能是最后的机会了。她在《纽约客》上对这场审判做了连续报道，称最让她震惊的是当她直面艾希曼后，发现他并非自己想象中的怪物，而是“一个平常得可怕的普通人”。她把这些报道汇编成了《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并于1963 年出版。
诗人罗伯特·洛厄尔说阿伦特的报道对艾希曼进行了极其生动而真实的写照，是“强得可怕的表现主义杰作，没有模仿者可以媲美”。但还有很多人痛斥阿伦特是个怀有自我仇恨的犹太人。莱昂内尔·阿贝尔指责道，“在她的书里，艾希曼比他的受害者成功百倍”。在那场辩论中，纽约几乎所有主要的文学家和哲学家都选择了自己的立场。作家欧文·豪称纽约知识分子之间爆发了一场“内战”，他还预言这场辩论会“消失、平静”，然后再次“爆发”。它确实爆发了。不过现在这次辩论正在达成一个重要共识，似乎能解决半世纪前的许多争端。人们普遍相信阿伦特关于“很多作恶的人是普通人”的概念是对的，但艾希曼不是一个普通人。正如克里斯托弗·布朗宁在《纽约书评》中所作的总结：“阿伦特抓住了一个重要的概念，但选错了对象。”
埃尔克·施密特在德国《明镜》周刊中撰文，认为新的证据显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表演是一次彻头彻尾的欺骗”。阿伦特显然错过了真正的艾希曼，一个狂热的反犹主义者。扫罗·奥斯特利茨在《新共和》评论道，阿伦特的“书有很好的哲学理念，但不是真实的历史”。南安普敦大学社会和政治哲学教授大卫·欧文对最近上映的《汉娜·阿伦特》感到失望，“阿伦特‘平庸的恶’的理论是对道德哲学的根本洞察，但她对艾希曼的描述肯定是错的”。在5 月的《时代杂志》中弗雷德·卡普兰写道：“阿伦特误读了艾希曼，但她确实谈到了更广泛的东西，即普通人如何成为一个恐怖的屠夫。”
这种共识来源于学界对艾希曼在50 年代的手记的新研究，那时他与一群逃亡的前纳粹高官生活在阿根廷，还没有被摩萨德特工抓回以色列。艾希曼的手记包括一份未公开的回忆录《过去都是别人在说，现在该我发言》，以及纳粹记者兼战犯威廉·萨森对他长达数月的采访，这些内容直到艾希曼的审判结束很久后才公开。艾希曼对萨森吐露的信息比他在耶路撒冷法官面前做的证词更真实。最近几十年来，学者们认为，萨森对艾希曼的采访证明阿伦特的判断完全错误，她没能看清全部事实。
然而，阿伦特是有机会抓住事实的。1960 年《生活》杂志发表了部分萨森采访。阿伦特读后写道：“无论在阿根廷还是耶路撒冷，艾希曼对过往的回忆和情绪都是一样的。人们越了解他，就越清楚他在思考上的无能和理解上的无能紧密相连，他无法从别人的角度看问题。他犯下罪恶行径的动机是因为缺乏思考的能力，而非愚蠢和官僚的唯命是从，他不具备穿过纳粹的陈词滥调认识世界的能力。”
历史学家大卫·塞沙拉尼在他2006 年的书《成为艾希曼》中表达了与阿伦特相同的观点，他写道：“我们都希望艾希曼是一个患有某种反人类精神疾病的病人，与正常人不同，但他确实是一个正常人。”但塞沙拉尼还采用了最新的档案来反驳批评阿伦特的人：“汉娜·阿伦特曾经说过，艾希曼绝非不假思索和判断地奉命屠杀。”历史学家德博拉. E. 利普斯塔特在她2011 年出版的《艾希曼审判》中，声称艾希曼的回忆录“揭示了阿伦特对艾希曼的认识充满谬误。艾希曼充分理解纳粹的意识形态，并狂热地支持这种反人类的思想。他不是一个不懂思考的庸人”。
不过关于阿伦特的争论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她从来没有写过艾希曼只是奉命行事。用塞沙拉尼的话说，她从未将艾希曼描绘成一个“愚蠢的纳粹信徒或是麻木的官僚”。事实上，她不认为艾希曼只是奉命行事，她强调艾希曼对他屠杀犹太人的行为感到自豪，甚至不惜违抗希姆莱的命令。希姆莱1944 年下令“好好照顾犹太人，当他们的保姆”，以期在即将面临的失败中获得宽大处理。艾希曼对此置若罔闻，反而加快速度把匈牙利犹太人送往奥斯维辛。阿伦特认为随着战事直转急下，艾希曼愈加忠于希特勒的纳粹运动，并“竭尽全力执行‘最终解决方案’”。
艾希曼在审讯中表示，如果他的父亲做了叛徒，只要有命令，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杀死自己的父亲。阿伦特指出这说明艾希曼绝不是简单地奉命，而是根据罪行定夺裁判。事实上阿伦特并没有否认艾希曼是一个有主动意识的纳粹人或是把艾希曼看作唯命是从的官僚。
人们对阿伦特的普遍误解很可能是因为把她的结论和耶鲁大学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的结论混为一谈。20 世纪60 年代初，米尔格拉姆进行了一系列有争议的实验。艾希曼的审判给了米尔格拉姆灵感，他要求被试者协助研究人员，对回答错误的学生实施他们认为应得的惩罚，被试者基本按指示行事。米尔格拉姆从他的实验得出结论：大多数人会奉命做他们认为错误的事情，因为不用负责。不过阿伦特坚持“服从命令和支持屠杀要负同样的道德责任”，因此她认为艾希曼应被处死。
阿伦特坚持认为，艾希曼自称忠于纳粹事业“并不意味着他极度愿意服从命令；他是想说自己一直是个‘理想主义者’”。她用“理想主义者”这个词，意思是纳粹理论家，也就是当人性与“赋予他们生命意义的理想”抵触时，愿意牺牲自己道德信念的人。邪恶可以从撒旦式的诱惑转化成一场自我牺牲的试炼，艾希曼的邪恶“理想”让他如同英雄般义无反顾地犯下了骇人听闻的罪恶。
艾希曼明确的反犹主义既不是基于宗教仇恨，也不是因为相信犹太人统治世界的阴谋论。他不相信“血祭诽谤”（诬告犹太人杀害基督徒的孩子并用他们的血祭祀），也不相信臭名昭著的反犹主义书册《锡安长老议定书》。艾希曼用“心中的日耳曼美德”来为他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进行辩护。他谈论“全面战争”的必要性，他坚守对希特勒和纳粹旗帜的誓言，并称之为“最高义务”。缺少反犹信念的纳粹主义是不完整的，因此艾希曼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反犹主义者。
阿伦特认为艾希曼“完全没有动机”，他“一直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她知道当希特勒下令屠杀犹太人时，艾希曼满心欢喜地接受这个命令。她的意思是，艾希曼不是一个麻木的官僚，他积极行动，尽职尽责地高效屠杀犹太人，满怀激情地参与这场运动，他认为有必要为更高尚的道德牺牲自己平庸的道德。
阿伦特对此评论道：“卡在艾希曼这样的人脑袋里的，不是理性的意识。而是一种‘要参与某种历史性的、宏伟的潮流’的妄想。”艾希曼讲述了他为大屠杀付出很多心力，但他感到自豪。他补充说：“如果知道德国将要遭受的厄运，目睹犹太人被屠杀或许就不会让我那么伤感了。事实上我是一个很敏感的人。”艾希曼相信他的暴行是一种美德。
虽然冯·特洛塔（von Trotta）的电影不是纪录片，但它借用了一段艾希曼审判的真实影像档案。特洛塔说这段镜头必不可少，它让观众直面艾希曼。电影镜头转向阿伦特（芭芭拉·苏库瓦扮演），看着艾希曼重复着自己的说辞，阿伦特感到震惊。电影展现了阿伦特的思考过程和她的发现：现代社会里真正的邪恶既不是疯子也不是麻木的官僚，而是主动选择作恶的参与者。阿伦特认为，邪恶起源于极端孤独、与世界脱节的小资产阶级，他们的生活缺乏更高尚的精神意义，因此他们全身心投入某种潮流追寻意义。当纳粹运动兴起时，艾希曼找到了人生的意义，为了这种“理想”他愿意做任何事，牺牲一切。他们并非不会思考，也不是机器人。但他们走入歧途，放弃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进而彻底投身某种虚妄的“真理”。与他们讲道理是徒劳的，他们住在自己内心的回音室里，没有兴趣了解别人的思想。这种平庸之人却硬是把自己臆想成具有英雄气质的理想主义者，使他们毫无顾忌地以正义之名实施骇人听闻的暴力。
阿伦特已经被人误解了太久，因为她的思想深刻又尖锐，要依靠整本书来揭示意义（跟尼采一样），因此对喜欢寻摘格言的人来说既是祝福又是诅咒。引用“平庸的恶”很容易，但真正弄懂这句话的意义要困难得多。
阿伦特坚持我们应把艾希曼看作一个正常得可怕的人，一个“家世不那么高贵的、顽固的、中产阶级”，一个被反国家运动扭曲的激进理想主义者，或许今天我们更能理解为什么这样的人会走向纯粹而极端的恶。
2013-08-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