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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觉醒

新加坡强人李光耀离世,令人反思一国两制及《基本法》当年制订时的一些想法。一国两制的构思,就是让香港享有高度自治,由行政主导下的特首代表着香港行使自治权。只要中共能确保特首是他能信任得过的人,香港的管治就不会脱离一国两制的界线。

但要确保这计划行得通,首要条件是特首必须是中央能信得过的人,关键就在于特首的产生办法。普选的争议正是源于这点,中共不能放弃操控特首的产生过程。但这还不够,特首还必须能主导香港的一切,任何在香港的政治力量,都不能威胁特首代表着中共的强势。

这也是新加坡模式对一国两制的吸引力。在之前的文章,我已指出在新加坡模式下,虽有选举但长期是由单一的政治力量掌权。政府权力受到的制衡虽有限,但政府官员仍能做到廉洁及有效率。人民虽有一定程度自由,但却不会用来反对政府。《基本法》所设立的政制虽与新加坡不一样,但意图其实近似,就是让一股与中共关系良好、以特首为代表的本地政治力量长期执政,并把政治权力集中于特首,由他去掌控香港的一切。这也是第一任特首董建华的意图,希望能成为香港的政治强人,为中央忠诚服务。

不说董建华根本不是李光耀那一类政治强人,即使李光耀来港当特首,他也未必可在港实行得到新加坡模式的管治。新加坡模式在新加坡行得通,不单是制度设计,也不止于李光耀个人的能力,更重要是在新加坡独立后,李光耀成功在新加坡社会植入了他在多年后所推崇的亚洲价值。

简而言之,如我在之前的文章说,亚洲价值可总结为社会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人民顺服权威、社会稳定及经济发展优先于个人自由及民主权利、决策基础是协商和共识而不是竞争和对立、政府的责任是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准,但却不一定要保障个人自由。我也指出因新加坡人愿意信纳亚洲价值,新加坡模式才能在新加坡行得通。

李光耀如何在新加坡培养出亚洲价值,与新加坡所处的独特政治环境有关。这也是为何中共意图通过一国两制令新加坡模式的管治效果在香港出现必不能成功的原因,因为香港在回归之时,港人的政治文化已与亚洲价值有很大差异。回归后,港人的政治觉醒令这差距变得更大。

英国人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所实行的非殖化历程,看似与新加坡的做法近似,把管治焦点放于经济发展及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上。要发展经济及改善民生,就要有廉政及法治,这些港英都能成功做到,这也与新加坡相似。新加坡是以建立政治权威来做到这些成果,但港英因是殖民政府,一方面在全球非殖化大潮下,另一方面在英国本身的民主传统影响下,自知其管治权威不足,故容让港人可享有相当大程度的自由,不敢宣示权威太多,而是尽量把管治非政治化。这与新加坡把一切纳入政治中有根本方向的不同。

港人在港英时期虽长期不热衷政治,对政治权利也没太多所求,但因能实质行使很大程度的自由,已孕育了相当强烈的自由意识。这种意识不一定会用来挑战权威,但已形成了一种不会轻易顺服权威的港人性格。港人要求的就只是政府不要干预他们的生活,让他们自由生活,大家就可相安无事了。新加坡则是凡事都要政府管才能做到事。

在回归后,开始时的情况仍是如此。但两件事令港人的政治文化起了进一步演变。一是董建华上任时希望大有作为,但亚洲金融危机却令他难有作为。另一是董建华为建立强势形象进行二十三条立法,但这触及港人最重视的自由,反刺激起强烈的反弹,导致○三年的五十万人大游行反董反二十三条。港人逐渐明白不能只被动地要求政府不干预他们的自由,必须更积极去改变制度的基本游戏规则,就是引入民主选举,才能保证公权力不会偏帮大财团的利益,让所有人可公平分享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及政府不会用这些权力威胁他们已享有的自由。○三年之后,港人所追求的,超越单纯的经济发展,更期望发展应是可持续的。港人再难接受协商式的政治决策模式,也更难接受政府由上而下的权威。挑战权威的行动越来越多,但政治醒觉及参与的人,虽已大幅增加,数量及力度仍是有限。这方向已与中共想象新加坡模式那样建立家长式管治越行越远。

到了雨伞运动爆发,香港更出现了历史性的时代觉醒,一个世代的人对民主的诉求变得更热切和积极,并有了较以前强得多的承担感。过去港人可能支持民主,但个人却未必愿意为民主付上太大的代价,多是期望其他人为他去争取和付出。时代的觉醒就是更多港人愿意为民主付上他更大的个人代价。港人政治文化的演进踏上了新的高度,与新加坡那一套更是变得格格不入了。

由殖民地时代到回归初期、○三年七一大游行至一四年的雨伞运动,港人的政治文化的演进,与亚洲价值已有了非常大的差距。若现在中共以为仍能以一国两制引入类近新加坡模式的管治模式到香港,所产生的政治文化冲击必会是非常强烈,结果只会是刺激更大的反弹和冲击,如在○三七一及一四雨伞一样,反会把香港的政治文化推得更远离及更抗拒亚洲价值。

在雨伞运动之后,中共或许已看到真正出问题的,就是港人的政治文化。在未来几年它所想做的,可能就是要对港人进行“文化大革命”,要把港人的政治文化扭转过来,会用尽方法把新加坡模式赖以成功的亚洲价值植入香港社会。但中共必须知道,所有这些改造文化的工作都注定会失败,因为时代的觉醒已在香港出现,一套与亚洲价值相反的雨伞价值已在香港诞生,并会在香港继续生根、成长及结果。

雨伞价值可总结为:一、个人价值先于社会整体利益,只有在尊重个人尊严及合理的条件下,社会整体利益才能凌驾个人利益。二、人民不会盲目顺服政府权威,只有经人民透过平等及公平选举产生的政府,才能享有管治的正当性。三、个人自由及民主权利必须与社会稳定及经济发展并存。四、决策必须符合公平竞争的原则,而公平的原则不能为了要达成共识而被无理牺牲。五、政府的责任不单是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准,也要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

雨伞价值未必完美,且在全球化下及香港的政治处境继续演变,未来会演进变成怎样,变得更偏激,还是变得较包容多元,现也难预知。但可以肯定的是,香港绝对不会出现新加坡式的亚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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