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日，中国政府公布了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数据。与去年同期相比，反映总体经济发展指标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今年一季度下降到百分之七，这是自从六年前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增长的最低纪录；如果与前一个季度相比，环比增长速度，则只有百分之一点三，也就是说在去年第四季度增长速度下行之后，再次下挫。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加工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和劳动就业中的占比较高，因此，人们也十分看重中国工业增长的情况。与去年同期相比，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今年一季度的增长速度为百分之六点四，不仅低于国民经济的总体增长，也低于普遍预期的百分之九的增长速度。从动态上看，今年三月分的增长，比前两个月的增长回落一点二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工业增长呈现逐月下滑的事态。
虽然中国领导人不断强调，中国经济的重点应该是施行改革和调整结构，但是，这并不意味著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对中国而言是一件容易接受的事情。一方面是中国所面临的巨大的就业压力没有缓解，大量的剩余农村劳动力依然需要向城镇的转移；另一方面，长期存在的双倍于国民经济增长的财政增长状况一去不返，经济增长下滑带来的财政收入更大幅度下滑，对政府的压力却越来越大。
最近两年来，中国经济速度放缓的事态证明，中国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已经出现越来越刚性化的趋势。这三个约束条件分别是：包括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创新驱动不足在内的内部约束条件；发达国家的在工业化和国际资本加速从中国转向其他劳动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约束条件；和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失去效力的政策约束条件。
由于缺乏技术创新能力和体制创新保障，长期推行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一方面形成了对国际加工产品市场的严重依赖，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当国际环境发生剧烈变化和国内的环境条件恶化到难以为继的时候，增长速度的减缓是一种必然，连续三年的经济减速说明中国经济还远没有能够成功地实现结构的调整。
中国对粗放型经济增长的过度依赖，使得它失去了一些利用有利外部条件的能力和机会。例如，国际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下跌，对于作为加工出口国的中国本来是一个利好消息，但是，中国长期形成的严重产能过剩状况，妨碍它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巩固自己的国际市场份额和实现产品的升级换代，只能够长期沉沦在消化库存的挣扎之中。
金融危机之后，包括美国、英国、日本、德国在内的一些发达国家，都在极力调整自己的经济结构，力图运用新材料、新技术所提供的条件实现“再工业化”或者新一轮的工业革命。与此同时，地缘政治因素和中国劳动力成本的相对上升，也使得不少外国在华投资纷纷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转移。从今年一季度的情况看，美国、日本等对华投资，都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这个趋势，对面对下行压力的中国经济如同雪上加霜。
面对内、外约束条件的强化，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也日渐失灵。由于体制性原因，许多本来可以用来进行经济周期调控的宏观经济手段，随著体制的扭曲而出现了效果扭曲，例如中国政府希望运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实体经济的增长，但是，那些新增发的货币纷纷涌向虚拟经济，不断加大虚拟经济的泡沫，对未来的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形成更大的威胁。
中国政府显然认识到面对体制制约的无能为力，李克强在前两天的经济座谈会上谈到要加强“定向调控能力”。这种所谓的“定向调控能力”，很可能变成政府在经济运行的一些细节方面的行政干预，而这样做，将重新赋予政府官员极大的行动空间，与政府所强调的简政放权的改革方向背道而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