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三大战役结束，中央军主力瓦解，1949年1月21日上午，蒋中正终于在内外交迫中对外宣布辞职下野，由李宗仁负责中枢主政。
这一天蒋中正在日记上记下：
“本日为余第三次告退下野之日，只觉心安理得，感谢上帝恩德，能使余得有如此，顺利引退为至幸，离京起飞抵杭游憩，如息重负也。”[1]
我翻开蒋经国的日记。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也记载蒋中正在睡前语意深长地对他说：
“这样重的担子放下来了，心中轻松得多了。”[2]
1949年初，淮海战役结束，蒋中正下野，而北平仍有中央军部队两个集团军的兵力。他们处于进退不得的困境当中。
我心里无限纳闷，蒋中正下野之后，还有许多中央军仍禁困在战场，生死忠义的将士处境更加艰难，蒋中正心中如何能轻松得多了？
我心里疑问，别说战场上有十五万弟兄，就是只有一名愿为民国战死的士兵困在沙场，统帅心安理得，如息重负也是很奇怪的。
蒋中正在三大战役损兵折将，丧失大部份中央精锐后，一兵一卒彼时对他来说更是珍贵。他是真的如释重负，真的放下心中的一颗大石头？
头有点昏，我已经在封闭空间连续工作太久了。此时桌面已乱，头脑发胀，缺氧，有时阅读途中我还会走上歧路，偏离主题跑到别的点上逗留，等我发觉，己经大半天过去了。为了解决心中的疑问，我摇摇头，去洗了把脸，回来坐正了身体，再调出一些书，仔细翻查线索。重新聚焦在蒋中正调兵遣将中的过程。
据唐德刚《李宗仁回忆录》记载，1949年1月21日这天上午10点，蒋中正突然召集文武百官在南京官邸举行紧急会议，蒋中正告诉在场的所有人说，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皆濒于绝境，人民所受痛苦亦已达顶点，他决定宣告引退。[3]
我又发现，李宗仁回忆录没有记载的是，就在蒋中正对文武百官宣布的同时，刚上任的国防部长徐永昌正受命飞往北平，他的任务是传达蒋先生的意思。
我从书架上翻出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徐永昌日记》一书[4]，快快翻阅到蒋中正宣布下野的这一天，发现1949年1月21日蒋中正一早对外宣布引退，一边仍然委托徐永昌赴北平。这个举动显示蒋中正并非要撒手不管国事，至少在总统任上最后几个小时仍未放弃争取局势的努力。徐永昌出身西北军系，蒋中正让他飞赴北平，主要是给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带去几点意见，希望能借徐永昌与西北军系素有渊源的关系，捥救最后的局面。
潦草字迹下，《徐永昌日记》记载了当天徐永昌的经历，弥补了历史中模糊的环节。
徐永昌这天早上接到蒋中正要他去北平一趟的电话，早上九点便赶到机场，却因为等候国防部参谋次长李及兰，飞机到10：45分才起飞，下午飞扺北平东单机场。[5]
现在年轻一代的北京人也很少听闻东单曾有座机场。1948年底解放军攻占北平周边时，傅作义在城内紧急开辟了两座机场，一是天坛机场，一是东单机场。现下许多回忆文章，都写到了天坛机场，少数几个人提到过在属于内城的东单也有一座机场。
比起天坛机场，当年的东单机场更小，只能容许小飞机起降。北京东单体育馆到崇门文同仁医院的一片地，清末是外国使馆的练兵场，现在这片地已经变成公园和体育馆。当年，这里便是东单机场的位置。这座机场是临时辟建的，呈南北纵向，跑道全长约只有七百米，崇文门当时还有城墙，因此加剧了机师操作的难度，只容小飞机起降。
下午2：40分徐永昌乘坐的小飞机缓缓出现在东单上空，下降的时候因为机场跑道又短又窄，条件困难，机师在降落时显得有些勉强，机身严重颠簸，惊心动魄。小飞机平安降落，徐永昌虚惊了一场，心神还未平复便乘车直驱中南海居仁堂。
两个半小时的会晤，徐永昌传达了蒋先生的三点意见：一、谋和希望与中央一致。二、希望宜生（傅作义字宜生）南来。三、大量运出精锐部队。在“部队”的“队”字后头，徐永昌用笔拉出一条线到右上角日记的空白处，增补了一句说：“且云如能给时间有限度运出军队可和平交出北平”。[6]
这三个蒋中正提出的意见，全部遭到傅作义婉转的拒绝。
徐永昌带着傅作义的回应飞离北平，返回南京。
我翻查台湾国史馆1949年蒋中正下野的电文[7]，发现受件者一栏也有傅作义，这表示蒋中正宣告引退的电文同时也发给了傅作义。这意味着，徐永昌到达北平见到傅作义时，蒋中正下野的消息已经传遍全国，傅作义知道蒋先生引退，他的反应更是势所必然。反倒是扮演特使的徐永昌直到晚上飞抵南京，才知蒋总统已在午后40分离开首都南京飞赴杭州。
对此，我看到徐永昌在日记上留下四个字：“惘然久之”。
蒋中正要下野的事，并没有事先告诉徐永昌。我琢磨了一下，北平的机场已经被解放军占领，只剩下临时开辟的天坛和城内的东单机场[8]，且也都在解放军炮兵的射程范围之内。蒋中正在大军围城中让徐永昌飞赴北平，本身就是冒著有去无回的风险，更别说东单机场惊心动魄的起降，生死只有一瞬间。当完成任务返回南京的徐永昌知道蒋总统已在午后离开首都，他只要稍微想想，便一定会唏嘘不已：大局真的变化了。再想想，蒋中正要他去北平，可是自己却下野引退了，傅作义会听一个下野总统的意见“谋和希望与中央一致”吗？
我心想，蒋中正已经下野，这个“中央”指的便是李宗仁主持下的中央政府，蒋中正一直不愿和谈，甚至与主和派的李宗仁斗争不力，下野引退，为什么又要傅作义配合中央谈和呢？
不难看出，蒋中正即使不愿和谈，也无可奈何。眼下他让傅作义配合中央和谈，只是希望北平不要那么快落入共产党之手，蒋中正需要时间，他真正要争取的只是第三点，希望傅作义能运出精锐兵员，而且打算软硬兼施，所以才会说明只要能给一些时间“有限度运出军队”则“可和平交出北平”。言下之意是，若不能运出军队，则“不和平”交出北平。
这些话显然语带威胁。若是傅作义翻脸发了威，徐永昌岂不安全堪虞？蒋中正离开之后的南京，虽交给李宗仁留守，但总统府已人去楼空，“中枢无主”，整个南京城空空荡荡，种种前后事一一浮现，因此徐永昌“惘然久之”。
然而，更惘然的是在北平的中央军。
蒋中正要求傅作义撤运所谓的精锐部队，讲的其实是中央军。傅作义手下北平防区的中央军有李文将军的第34集团军、以及石觉将军的第9集团军。在北平城内，只剩这两个集团军和傅作义嫡系的四个师。李文的34集团军守西城区，石觉的第9集团军守东城区。其中第9集团军中第13军，这个番号的部队才是蒋中正想要撤运出来的。
即使蒋中正再三要求，傅作义亦不肯让中央军撤出北平。
13军属于中央军三大山头汤恩伯系统[9]，石觉就是继汤恩伯之后执掌13军起家的，可以说13军是石觉和汤恩伯的子弟部队，当然也就是蒋中正的嫡系部队。
所谓中央嫡系，大致来说，部队干部上上下下主要是黄埔军校出身，要不就是素来忠诚于国民政府中央的职业军人，兵源大部份是依照征兵制由各地师管区送来的壮丁，但也有不少自北伐开始便随军多年的留营国民党老兵，更有因老兵战死阵亡后部队补充员额，以及战争扩大军队扩编临时抓来的新兵。国民政府每每将从国外争取来的最好的装备直接配给中央军，也给中央军安排最好的训练。老兵带着新兵作战，不仅增强了战斗力也降低了不必要的伤亡。中央政府直接负责张罗嫡系部队的军饷，同时中央嫡系部队也完全听命国民政府中央的军令。
蒋中正花了毕生心血打造中央军，但如今，三场大决战之下，中央军主力已尽数被消灭，抢救零散的中央军子弟兵愈显重要。当然，抢救13军除了是军事义务外，此时汤恩伯犹在南方的上海备战，更有其必要性。
其实令徐永昌更意想不到的是，当他在飞往北平的航程中，1月21日这天上午，蒋中正宣告下野，在徐永昌飞往北平的航程途中，据华北剿总政工主任王克俊回忆的记载，北平城内的傅作义也同时正在召集高级将领开会。
就在徐永昌在南京等候起飞的当口，位于北平中南海的华北剿匪总司令部举行的军事会议上，傅作义向到会的北平主要将帅们宣布他实施《北平和平解放实施办法》的决定，并宣布实施的具体作法。[10]
傅作义司令宣布，从明日起国共双方休战，城内的部队开往城外指定位置，一个月后开始接受整编。
细读《北平和平解决十四条》[11]就会知道，它并不单纯是一个休战协议，不是同时放下武器的平等条约，其中包括国军部队接受命令被改编成解放军的规定。可想而知，国军改编成解放军之后，就要服从共产党军令，包括调转枪口南下去打其他的国军。
描述这场会议的史料不多，我读到的单只是中共方面公布的资料，后来逃到台湾的石觉、李文将军日后并没有对这场会议进行描述。但显然这是一暗潮汹涌的会议场面。
李文和石觉还有几十万大军，有枪有炮，只是防区最高指挥权不在他们手中。他们是忠诚南京的中央军，肯定不能接受傅作义这个决议。当时的情况，即使从现在推想起来也知道气氛一定非比寻常，可以说暗潮汹涌，风云诡谲，杀机四伏。
一方有指挥权的剿匪总司令要和共党和谈，一方尚有兵权的中央军将领不同意归顺共党。
这次的军事会议异常气氛紧绷、关系尴尬无比。据王克俊回忆，参加会议的有李世杰[12]、梁述哉[13]、张濯清[14]、郭宗汾[15]、和中央军将领李文、石觉。
李文、石觉在会上没有表态，只对傅作义的政工主任王克俊说：“我们说不出什么意见，只是克俊你们的部下有意见。”[16]
华北剿总政工主任王克俊，是傅作义排挤掉蒋中正任命的官员，自己安插的心腹和左右手。听到石觉等人的话，王克俊笑道：“我一个文职，何来部下？”
石觉说：“我们部队的政工处不都属你政工处管的人吗？他们有意见。”
王克俊二话不说，马上召集师以上政工主管，向他们宣读《北平和平解放实施办法》的决定和条文。
据王克俊的回忆，果然“只有石、李两兵团的政工处长提出意见，要求能放走他们。”[17]
傅作义在会上对石觉和李文说：“可以，可以走，我给你们作保证，但条件一样，要把事情办妥。”傅作义所说的事情，是要保证部队不出事，不伤一人，不放一枪，不毁一物，遵守纪律，把城里的部队按原建制、原番号，在22日移驻城外，并且遵守一个月以后开始实行整编的规定。[18]
从中共公布当时的国军人员回忆文章看来，石觉、李文等人很消极、甚至可以说很温和的接受了傅作义的决定，而且也很温和地接受不让部队出事就可以走的条件。
为了一探究竟，洛斐找来了石觉的公子石齐，希望他能告诉我一些我不知道的细节。
“从后来的报导以及当时可能的情况判断，傅作义与国民党军的基干部队已发生政治立场的歧异，傅作义为了顾全整体的局面，避免发生内部战争破坏了和议之举，所以同意国民党军基干由空运撤出。因为只有天坛的临时机场，加上共军的炮击机场的威胁，空运能量亦有限，所以无法大规模空运撤离部队。我方只能尽可能的撤出基干人员及基本部队，以利后来部队的重建。如果没有先父留在北平必与共军拼到底的最后决心，并在傅作义的内部和谈会议上当面提出，傅就不可能会同意这些部队与人员的撤离。”石齐说。
石齐没有读过徐永昌的日记，他告诉我，他对这些细节不是很清楚，甚至并不知道蒋中正曾经要求傅作义放走13军。
王克骏的说法，和石齐所说“如果没有先父留在北平必与共军拼到底的最后决心，并在傅作义的内部和谈会议上当面提出，傅就不可能会同意这些部队与人员的撤离。”的说法，彼此相互矛盾。
为了解开心中疑惑，我又到处翻找资料。
中共出版的文史资料选集里，我读到一位国军的口述回忆文章，他为我提供了另一层的面相。傅作义告诉李文、石觉他的决定第二天，傅作义即通电全国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决议。
一个念头闪过我的脑袋，我意识到，非常巧合的是，傅作义向李文等宣布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地点中南海居仁堂，刚好正是1916年袁世凯通电称帝的地方。
1月22日早上七点，李文、石觉同时向中央军各部各级宣达《北平和平解放协议》全文。那天早上外面的报纸也同时刊登条文内容。时任第13军第4师上校参谋主任的王飞回忆，当时部队官兵被集中于建国门外石灰窑，那天早上师长郑邦捷当场宣读协议条文。王飞看见：
很多军官惊得目瞪口呆，有的优愁沉思，少数如第一连连长等则痛哭流涕，有的大骂傅作义。而广大士官则无特殊表示，好像只听从命令了事。
部队解散回驻地，师长郑邦捷命令连长以上军官留下到师部开会。到会的有参谋主任、政工室主任、军需主任、军医、各团长、营长、连长等，乱哄哄地挤了一屋子。师长郑邦捷提出：“摆在眼前的情况是这样，大家有什么意见，今后该怎么办？”当时12团团长王化仁提出“队伍位出去打游击”。第一连连长说：“我们不投降，宁可打死决不投降。”有的说：“窜回热河建立根据地。”当时郑师长问参谋主任如何办？参谋主任说：“拉出去怕不易，出去也只有靠海边，待机乘船去南方。”谈到最后只有发电报给南京，派飞机来接运。[19]
我重读王克俊写下的回忆文章，看到蒋中正并没有真的如息重负的一面。就在淮海战役杜聿明被俘后一周，蒋中正下野前4天，1月16日，蒋中正给傅作义发去电文，大意如下：
相处多年，彼此知深，你现在厄于形势，自有主张，无可奈何。我今只要求一件事，于17日起派飞机到平运走第13军少校以上军官和必要的武器，约要一周，望念多年契好，予以协助。并望即复。[20]
我没有找到这封电文的原文，不过据王克俊回忆，傅作义一面让人回复蒋中正“遵照办理”，一面却让王克俊以王自己的名义发电文给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王克俊回忆说这封电文“说明蒋电的内容，并要求城外解放军部队在有飞机来时以祈年殿来确定目标，炮击天坛临时机场，阻止着陆。”[21]
这就不难明白1月12日蒋文件中傅作义电蒋中正请其“饬第十三军准备空运”但没有实践，1月15日国民党空军将领王叔铭发给蒋中正的电文称：“匪炮发射地区均在天坛机场东南两方向，为第九十二军防区，剿匪总司令部屡令该军扫荡，（均）未达成任务及新机场工作三日内不能完成”云云。可见蒋中正一直在想办法运出13军。
1月17日开始，接运飞机连绩几天又出现北平空中。但在傅作义的指引下，解放军对天坛机场的炮击也开始，持续四五天，接运飞机根本不能降落。[22]
天坛机场遂告封闭。
傅作义本来答应蒋中正，另一方面却下令平律前线司令部为解放军指示方位，炮击天坛机场。让飞机不能顺利起降。[23]将不能撤运中央军的问题赖给解放军。
因为只有临时辟建的天坛机场才能起降稍大点的飞机，东单机场只能起降更小的飞机。解放军的大炮使得大飞机不能下降，蒋中正“大量运出精锐”空运13军的计划遂告落空。
面对傅作义这一位并肩作战的战区长官与战友，在傅作义宣布《北平和平解放实施办法》的那一刻，李文、石觉和傅作义在战场上就不再是同一个阵线的战友了。
摆在石觉等人面前的状况是，如不跟着傅作义缴械，他们就要同时面临两股敌人：一是超过自己数倍的百万解放大军，一是熟知他们部队实力和布署状况的傅作义。
黄埔一期的李文和黄埔三期的石觉，进退维谷，眼下不只是一场个人的生死抉择，同时是攸关他们手下所有部将士兵几十万人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我从滞留大陆的上校参谋王飞的证词，证实了一部份中央军中层与低层将士对傅作义的和平起义无论如何是接受不了的。
高层将领中，身为黄埔一期的李文，在20年前一定听过老校长在他们快毕业时的精神训话。校长蒋中正用他浓浓的浙江口音，跟台下快要到部队当见习官的黄埔一期五百名毕业生们说：
要是真正军人，就是没有子弹，也可拿刺刀向前冲锋的，没有得着上官命令至死不退。以后各位带兵，要晓得临阵退缩的，应该枪毙，没有得着命令是绝对不可退下来的。因为士兵完全是跟着官长行动，官长退下来，士兵自然也就跟着退下来了，这还能够打胜仗吗，一连人退下来，就应该拿连长和党代表枪毙，一营一团退下来，也是一样处罚……不同仇敌忾，就是贪生怕死，没有气节，没有廉耻，连普通人都不如了，还说什么军人！[24]
20多年来，石觉、李文在战场上是共产党人的死对头。总司令傅作义和共党也作战多年，经常跟部下训话讲共产党如何不好，突然一夕之间又决定走到共产党阵营，等于使李文、石觉坚决反共的部队突然陷入赤色的汪洋大海。要么他们一起倒向共产党，接受解放军改编，掉过枪口一同反打国民政府，要么就起兵反抗，和叛军与解放军一决生死。
我从东单沿着长安街走到紫禁城北边的神武门，骄阳当空，故宫的屋瓦泛着金色的光，护城河也泛着金光，显得富丽堂皇。但是当年我看到老照片，知道民国时期这座皇家宫殿的内部多处已经荒芜不堪，残破凋蔽。
石觉、李文实际上也没有太多选择。共军和傅作义的部队现在完全可以转过枪口一致对付中央军部队。他们的危机不仅来自叛军和共产党，作为中央军将领，他们如一枪一弹未发而丢兵弃甲，忍辱偷生，同样会受到军法处置。
校长曾训戒他们：“一连人退下来，就应该拿连长和党代表枪毙，一营一团退下来，也是一样处罚。”
石觉、李文若是在傅作义办公室出不来，没有人可以保证中央军第34集团军与第9集团军的代理指挥官将会采取什么动作。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们的黄埔的许多战友们，都已求仁得仁，在其他战场上适得其所，如今天他们未战而降，无法面见江东父老。
但是蒋中正发表著名的“新年文告”，已对“战与和”表示出态度的软化，同时徐永昌带来统帅“有限度运出军队”的口喻，等于是同意李文、石觉撤退。
乍看来傅作义是循着蒋先生使北平朝向和平方向发展，然而他们内心战场更是炽烈，军人为了荣誉不能投降，更不能丢下自己的部属不顾，他们要为荣誉而战，为生存而战，也要为部下随时有牺牲自己的打算。
傅作义不说自己是投降，李文、石觉也不说部队投降。但部队却要在协议之下交出枪械武器，任由敌人改编。军人的荣誉只是掩盖在自尊上头湿透的一层白麻布，对四面袭来的大火起到暂时的阻隔作用。
对于这个情势，石齐给我另一个视角：“你可能没有注意到的是，当傅作义投共之时，他的基干部队早已经被共军在张家口与平绥路上消灭，在北京城内可能中央军的精锐部份反占多数，所以傅作义不能当场动粗，否则不但讨不到便宜，两方冲突起来，更达不成他与中共保存北平完整的目的，他的投共就没法自圆其说也没有了价值。”
我当然注意到了。傅作义当时的情形的确很尴尬，城外优势兵力的解放军已占领战略要地，对北平形成包围之势。解放军在城外对他虎视眈眈，城内中央精锐军队又威胁着他的举动，他也是进退维谷，一举一动要不是得罪这边，就是得罪另一方。“既想顾头，又要顾尾，终于不能下定最后决心，结果一字长蛇阵被分斩数断，陷于既不能战，也不能守，更不能走的困境，从而只有束手受歼。”[25]傅作义的选择也并不多，他如丢了军队去了南方，失去自己的最后的人马，他也没有前途地位。
北平已是一座孤城，百万解放军兵临城下，对外陆路海路交通全部断绝，战略要地全失，城内无存粮，对外工事不坚固，二百万人口和600年古迹都受到极大的威胁，完全在兵灾的迫近之下。如果傅作义没有投降而是与中央军合力对共军继续作战，他们可以轰轰烈烈打一场，留得千古丹青，但老百姓怎么办？古城怎么办？
生与死，名与利，忠与叛，种种深层意义上的矛盾，使一念之间的选择无比艰难。
徐永昌1月21日到北平会唔傅作义后，也带了一张条子给中央系的将领。石觉日后接受历史学者访问时，回忆道：
（北平围城时）蒋先生曾有手谕给李文及我，最先嘱我们听从傅之指挥，末后上面写着“李质吾石为开”外，并无其他字；我们猜想蒋先生是要我们特别谨慎警觉。[26]
石觉、李文看见蒋中正写下代表两人别名的“字”后就没有下闻，觉得很奇怪，猜想蒋总统是要他们谨慎警觉。
62年后，我读到蒋中正在围城之时给石觉、李文这样莫测高深的手条，对照各种情况，试图揣摩蒋中正当时的处境。他当时同时面对丢失东北，徐蚌战场困顿，天津丢失，眼下傅作义要和共产党握手，国民政府的前途堪忧，摆在眼下的局已经完全解不开了，他似乎是对两个子弟兵的处境心中有数。即使李文、石觉有十万部队，但战区长官傅作义知道他们布署在何处，拥有何种武器，有多少弹药，剩余多少粮食和饮用水源。李文、石觉是黄埔子弟，死于战场系命之所在，然而此时党国折兵损将，精锐尽失，如今决定退守台湾，军政要员为气节而死，则自己可用之兵愈少。眼下南方需要一些有名望的将领支撑危局，一时却遍寻不着。
军人只有“命”与“名”两者，要么留名舍命，要么取命舍名，但黄埔子弟的生命现已与党国连成一体，失子弟犹如舍国命。江山破败，政权易手，转瞬间，何去何从，谁死谁生，谁忠谁叛，都不单单是生死忠奸二分法可以定夺的。
党国不能在自己手上沦亡。
那个时候，蒋即已经决心撤往台湾，另起炉灶，在那样一个情势变化快速的时刻，他已无法轻易相信人，他纵有千头万绪的想法，也只能埋在心中。对于两位子弟兵，蒋有期待，又不愿成为事实，纵有千言万语亦无从说起，欲语还休。他写下李质吾石为开，没有往下写，他对两人的命运与期许都埋藏在那六个字下头。
徐永昌带来蒋中正让他放走13军的意见，傅作义没有同意，也不打算实施，他更让解放军炮击机场，使军队无法撤出。
然而13军第4师王飞的回忆文章给我铺上了一点线索。他回忆，在傅作义对外宣布的第二天，也就是1月23日，他闯进了剿总，看见中央军将领李文、石觉在中南海居仁堂与傅总司令开会善后。
王飞回忆，23日下午1点他奉军长命令将一份名单送到石觉开会的中南海傅作义剿总办公室[27]。这份名单上列出骆振韶军长开出要撤出防区的官佐名单。王飞走进居仁堂，当面交给直属长官石觉，然后走出傅作义的办公室。他察觉得正在开会中的办公室气氛很紧张，似乎李文、石觉和傅作义正在争吵。[28]
王飞走出办公室还“察觉”会议气氛很紧张，可见会议现场的争执场面相当不愉快。
王飞送去的正是要求能离开北平的中央军干部名单，合理推论是，李文等人正在与傅作义周旋争取让干部能走。李文、石觉与傅作义争取离开北平的场面只有王飞蜻蜓点水式的描述，但应该可以与石齐所谓“如果没有先父留在北平必与共军拼到底的最后决心，并在傅作义的内部和谈会议上当面提出，傅就不可能会同意这些部队与人员的撤离。”相互映证。
第2天，傅作义终于开路让李文等人离开。王飞回忆：
24日一早我带手提的一点行李到东单机场时，得知城外解放军有两发炮弹打到东单机场，一弹在崇文门里大街一侧爆炸，在电线杆近旁，未伤人，另一弹在停机坪爆炸，将一架飞机的翅翼炸破一边不能起飞。因此乘机人员就要减十几人。我和军需科长应镜屏等十几人只好暂时留在北平，看时机乘轮船再南去。兵团司令官石觉，军长骆振韶，以及师长、团长等十多人乘一架飞机，李文兵团军、师、团长十几人乘一架飞机，十时左右两架飞机起飞南逃。[29]
从王飞的证词可见，当时获准离开的本是三架飞机，但一架被炮击无法起飞，另有两架起飞，每架载了十几人。
与王飞的证词不同，在蒋中正的电文档案里观之，1月24日似乎李文和石觉还在北京没有离开，这一天蒋经国承父命致电王叔铭，要他派飞机在北平上空投发传单，警告解放军必须放走国军部队，又电令李文指挥北平中央军积极准备战斗，不可令中共宰制。纪录中显示，1月26日也想办法营救北平部队，一直到1月31日档案中才纪录说蒋得到报告“李文、石觉已离开北平到达青岛”。石觉自己的回忆文章也说“统帅知道我们与匪军死对头，于匪进入北平城前一日，派机将我们接出。”不过石觉也没有完全讲真话，他说“同时也有令撤运出第13军，不过时间急迫，仅将一团撤往青岛，机场即告封闭。”[30]按国军一个团的兵力约三个营一千二百人上下，空军在那样的状况下，要运送一个团的人数，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李文、石觉离开北平后，运出北平中央军的抢救行动至此完全成为泡影。
傅作义为什么最后改变心意还是放了中央军的干部呢？我又起了疑问。于是我又钻进故纸堆。
我读到在傅作义两个嫡系军在张家口和新保安被歼灭，傅嫡系35军军长郭景云兵败自杀后，他曾在1948年12月23日让密使崔载之作为谈判代表出城给毛泽东带去一封电文：
毛先生：
今后治华建国之道，应交由贵方任之，以达成共同政治目的。
为求人民迅即得救，拟即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成全面和平统一。
余绝不保持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
在过渡阶段，为避免破坏事件及糜烂地方，通电发出后，国民党军即停止任何攻击行动，暂维现状。贵方军队亦请稍向后撤，恢复交通，安定秩序。细节问题请指派人员在平商谈解决。在此转圜时期，盼勿以缴械方式责余为难。过此阶段之后，军队如何处理，均由先生决定。望能顾及事实，妥善处理。余相信先生之政治主张及政治风度，谅能大有助于全国之底定。
傅作义12月23日[31]
这份中共公布傅作义给毛泽东的电文，时间就在傅作义的嫡系主力被歼后一天。
傅作义的嫡系部队大部份已经被歼，此时只剩下北平城内四个师，以及天津的陈长捷部。北平城内大部队都是中央军。自己能指挥的军队都不够成绝对力量时，还有怎么谈判呢？傅作义告诉毛泽东“在此转圜时期，盼勿以缴械方式责余为难。”对照中共前前后后的电文，我明白所谓转圜时期，就是傅作义为中共和平解放北平排除障碍的时期。除了傅作义自己的部队需要抚平，也要把手中有武器的中央军摆平。傅自己的部队几乎没有军事实力了，现下他手上的中央军反倒是谈判的筹码。
如果中央军闹起来，不能和平改编成解放军，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也就成了空谈了。
我终于明白蒋中正为何提出“有限度运出军队”则“可和平交出北平”这样的条件。蒋中正已经参透了傅作义，他手喻没明白告诉李文、石觉的是，他们的命运出路在于：“若不能运出军队，则‘不和平’交出北平”。
傅作义给毛泽东发去电文后，经过解放军一个月的包围、等待，傅作义迟迟没有下令全军放下武器，仗着北平依然有20万兵力的筹码继续与中共谈判、周旋，因为华北的中央军仍能打，仍起到对傅作义与中共谈和潜在破坏的作用。
1月9日，徐州的国军被歼灭。1949年1月14日，解放军切断华北国军海上撤退的路线，并对同样已被包围的天津发起攻击。
这天清晨，天津大雾弥漫，两军对峙的阵地间寂静无声。早上10点整，共军突然射出5颗信号弹，在天空耀眼夺目，百门大炮发出狂吼，一一命中天津城里各个明暗雕堡，隐蔽的战壕也被准确的击中炸平，护城河坍塌，围墙炸开了豁口。共军坦克在守军的敌火中缓缓前进，前面的工兵为其爆破、排雷开路，坦克跨越弹坑，朝城垣前进。主攻和助攻的突击队，跟在战车后头冲向城内。[32]傅作义另一位爱将陈长捷被解放军俘虏。
陈长捷被解放大军包围至最后被俘，并没有投降，战至城垣被攻破自己被俘虏。解放军38军政治委员梁必业提来陈长捷问话。
“我们都把你们包围了，你们怎么不往海上撤？”梁必业问。
陈长捷道：“大哥不让撤。”
梁必业又问：“我们都打进来了，你们为什么不突围？”
“大哥让再看一看。”陈长捷答道。[33]
陈长捷说的大哥，便是傅作义。西北军以江湖义气领军，官长与兵士平日有同甘共苦，同桌同席，战时有抵死相护的风气。
海上撤退的路线也被切断，东北、山东被“解放”，徐蚌会战国军战败，共军又占领了淮海平原至山东几乎所有地区，此时北平守军南撤的路线也没有了。傅作义眼前的态势已经完全对他不利，他可选择的路几乎没有了。北平成了一座围城，犹如置身一个十字路口，大火在四方灼烧，封住了所有的退路，唯一对外的交通联系靠的是飞机，但机场却在林彪大军的炮火有效射程内。
把陈长捷的义气、35军军长郭景云的兵败自杀和傅作义的和谈放在一起看，令人心情复杂而沉重。
我继续翻读故纸旧闻，更令我吃惊的是，傅作义失去战斗意志并不是在天津被攻下，不是在嫡系35军军长郭景云兵败自杀的时候，从资料上看来，他与中共释出和谈意向的时间比我想象要早很多。
1948年11月18日毛泽东给刚打垮国军的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发去一份电报，这个绝密的资讯想必让才打了一场大胜仗的林彪惊喜不已，毛泽东写道[34]：
一、傅作义经过彭泽湘及符定一和我们已经接洽起义。据称起义大致已定，目前考虑者为起义时间、对付华北蒋军及我党联系等问题。现符定一已到石门，明后日即可见面。我们切用此机会稳定傅作义不走，以便迅速解决中央军。
二、望你们立即令各纵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21日或22日全军或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并争取使中央军不战投降（此种可能很大）。
毛泽东这个密电，在60年后泄露了傅作义想要“投向人民怀抱”最早的时间点。在中国辽阔的疆域上，中国人漫长的激烈、悲惨的现代化奋斗过程中，这实在是发人深省的一段往事。
1948年11月18日，这个时间早的令人吃惊。从我手上的资料能和这个电文衔接起来的，只有傅作义的心腹王克俊写的回忆文章《北平和平解放的经过》。
1948年10月30日深夜12点，傅作义将政工主任王克俊叫来他的住处，支走贴身卫士，传令兵。傅作义和王克俊推心至腹的谈到未来，傅作义感叹的说：“蒋中正不爱江山爱美人，我们不能再盲目地信赖他了。”[35]
这一晚，傅作义和王克俊决定和共产党接头。
傅作义和王克俊这样作，对自己的生命安全有很大的影响。平津战役甚至都还没开打，林彪甚至都还没入关，傅作义就想和谈，这个企图如果不小心泄露出去，蒋中正会将他逮捕并以叛变罪处死。
我想到几乎与傅作义同时起异心的陈议，1950年被处决的下场，更确定傅作义的处境。
如果不和谈，万一共产党也把自己的部队全歼，自己不枉“杀头将军”的威名，作为共产党的战犯，下场也不会好到哪里。
只是，部下们长期剿共戡乱，思想要是转不过弯，也有可能作乱闹营，首先属于蒋中正嫡系的中央军便肯定不能接受自己的和谈意图。城内到处是中统、军统的人，密切监视可疑的人事物。
傅作义深夜单独和王克俊讲心里话，必须要完全相信他。王克俊是傅作义提拔的政工主任，傅作义相信他是自己人。王克俊告诉傅作义道：“我虽是个军内文人，但深知士为知已者死。我王克俊有一颗头，绝不畏艰难险阻，定要不辱使命地去完成此事。”
傅作义关心的说：“你的行动一定要注意安全。”[36]
我不禁长叹了一声。新35军兵败自杀的郭景云军长与坚持作战直到被俘虏的天津守将陈长捷，以及那些血战沙场，一个个倒下的中国孩子，何尝不也是士为知已而死？
从毛泽东这份电报看来，说明在1948年11月中旬国民政府的东北局势无可救药时，傅作义马上跟共党接洽并且谈到起义问题。傅作义对眼前的局势感到彷徨和悲观，经常在办公室来回踱步。
我在脑中回顾当时局势：同年10月，国民政府在北京、上海等大城进行了三个月的经济管制彻底失败，金圆卷大贬值：10月31日沈阳失守，解放军横扫东北全境。1948年11月相继发生许多事，每一事件似乎都预示着国亡权衰的征兆。11月6日徐蚌会战开始，11月9日上海发生粮米抢购，11月12日，行政院公布“修正金元券办法”，又准许百姓拥有金银外币。11月13日，天下第一文胆陈布雷在南京以“油尽灯枯”自杀。11月18日，毛泽东告诉林彪，傅作义要起义。
文官自杀，武官却选择投降。仔细推敲时间，统领国府第二道防线的傅作义总司令，远在华北战事还没开始，林彪还没入关时，就不打算和共产党一决生死了。他在共产党地下党的女儿搭桥下，秘密向共产党中央传达了起义的意图。这时他的嫡系部队新35师甚至还没去支持张家口守军。当傅作义的基干部队被围困新保安城，那位尽忠职守的军长举枪自杀时，以及天津城垣被破，陈长捷被俘，在北平城外国军弟兄死难遍地时，傅作义正一边在和当时的敌军暗通款曲。在军事上还没完全一败涂地的11月中旬，傅作义失去战斗意志，然而他的将士们仍旧“士为知己而死”。
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让北平部队开出城外，其排以上军官不下三万人[37]，这些人也是“士为知己而死”。
傅作义走向和平解放之后隔年，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决定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援朝抗美，其中派出的许许多多参战部队，都可见到改编成解放军的北平国军和西北国军的身影，其中也有13军的基干部队。他们又是为谁而战呢？
战争史留下巨大的背景，对它所付出的代价和其中的错乱的伦常往往描绘的更为模糊，倒显得像一个巨大的空洞。
个人命运，民族大义，忠诚与背叛，国家命运与个人生命的相互纠缠，似乎是生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人逃避不了的困境。
在国共内战中，随着势力的消长，优劣态势的换位，那些在时代的转瞬间跌入历史的裂缝中的人，再也没有机会爬起来，他们被淹没、被掩盖、被遗忘。
【注释】
[1]胡佛档案馆原件
[2]蒋经国，《危急存亡之秋》，正中书局，1988，台北，P.136
[3]唐德刚，《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广西，P.648
[4]徐永昌，1949年1月21日，《徐永昌日记》第九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P.212
[5]徐永昌，1949年1月21日，《徐永昌日记》第九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P.212
[6]徐永昌，1949年1月21日，《徐永昌日记》第九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P.212
[7]蒋中正总统文物，蒋中正发表引退宣言，事略稿本／民国38年1月21日，典藏号：002-060100-00248-006，台北，国史馆
[8]傅作义致蒋中正电文，1948／12／26，档案系列：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文电/共匪祸国/-典藏号：002-090300-00195-414 ，台北，国史馆
[9]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央军形成三大嫡系，即汤恩伯系统、胡宗南系统、陈诚系统
[10]王克俊，北平和平解放的经过，《平津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审组，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北京，P.289
[11]北京市档案馆，《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出版社，1988，台北，P.73
[12]时任华北剿总参谋长
[13]时任华北剿总副参谋长
[14]时任华北剿总总参议
[15]时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
[16]王克俊，北平和平解放的经过. 《平津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审组，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北京，P.289
[17]王克俊，北平和平解放的经过. 《平津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审组，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北京，P.289
[18]《北平和平解放实施办法》后定为26日
[19]王飞，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的第13军，《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面内战[中]，中国文史出版社，北京，P.836
[20]王克俊，北平和平解放的经过. 《平津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审组，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北京，P.287
[21]王克俊，北平和平解放的经过. 《平津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审组，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北京，P.287
[22]王克俊，北平和平解放的经过. 《平津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审组，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北京，P.287
[23]王克俊，北平和平解放的经过. 《平津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审组，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北京，P.287
[24]秦孝仪，《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演讲／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十一月二十九日在黄埔军校讲话，P.136~137
[25]梁述哉等，平津战役国民党军被歼纪要，《平津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审组，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北京，P.10
[26]张力、陈存恭，《石觉先生访问纪录》，中央研究院，1986，台北，P.276
[27]此时13军军长已为石觉亲信骆振韶，石觉升任第九集团军司令，同时指挥包括13军在内的多个军
[28]王飞，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的第13军，《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面内战[中]，中国文史出版社，北京，P.836
[29]王飞，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的第13军，《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全面内战[中]，中国文史出版社，北京，P.837
[30]陈存恭、张力，《石觉先生访问纪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75[1986]，台北，P.276
[31]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出版社，1988，北京，P.51
[32]梁必业，《梁必业将军自述》，1997.8，辽宁人民出版社，p.100~101
[33]编写组，《聂荣臻传》，风华篇，1937~1949
[34]李德、舒云，《林彪日记》，明镜出版社，2009，香港，P.597
[35]王克俊，北平和平解放的经过. 《平津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审组，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北京，p.280
[36]王克俊，北平和平解放的经过. 《平津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审组，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北京，p.280
[37]聂荣臻，关于做好改编原国民党军队的准备工作的电报，《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市档案馆，1988，北京，P.136
2012-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