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坦克开进布达佩斯市区
1989年发生的“东欧剧变”迄今已过去整整25个年头，在这场多米诺式的事变中，为什么老百姓没有人站出来保卫这种“社会主义”的成果甚至欢欣雀跃？这种根由早在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中就突显了出来。2009年出版的侯凤菁先生撰写的《燃烧的多瑙河——匈牙利1956年事件真相》（以下简称《真相》）一书已有答案。
1956年10月发生的匈牙利人民反对拉科西政府和苏联控制的事件，在当年曾被称为“反革命事件”。同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题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编辑部文章，也明确认定这是一起“反革命复辟”事件，说“国际帝国主义‘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与之同时，是年10月24日才被委任匈政府总理的纳吉被戴上了“修正主义者”“共产主义叛徒”的帽子；匈知识分子进行研讨时政和发出改革呼声的裴多菲俱乐部，被认为是制造“反革命舆论”的据点；当年放映的纪录片中录下的被吊死在电线杆上的死者，更被说成是屠杀共产党人的罪证，直到今天，相当多数的人们仍然以为这就是历史的真相。对匈牙利事件性质的上述判断，无论是对当年的社会主义阵营，还是对此后中国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其严重而深远的影响。
《真相》一书把这一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了过来。
*“斯大林主义”在匈牙利的罪孽*
从1948年以后，垄断匈牙利党政大权的是被称为“莫斯科派”的拉科西·马加什（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总书记，1952年8月至1953年6月兼任政府总理）、格罗·埃尔诺（长期主管经济工作）、雷瓦伊·约瑟夫（主管思想意识形态工作）、法尔卡什·米哈伊（任国防部部长，主管军事、警察工作）“四人集团”。作者指出，这“四人集团”是“斯大林主义”在匈牙利的翻版——“拉科西主义”的主要打造者。他们的主要罪孽，一是政治上的大规模镇压，二是经济上不顾人民生活，片面加速推行工业化，三是强行消灭私有制，四是实行思想言论控制。
在清查和镇压“反革命”的过程中，“许多人不经正当法律手续便遭拘留、监禁”，有的只因有国外关系，被强令迁出首都布达佩斯，1951年有5182户被勒令迁走。“社会上告密之风盛行，窃听成为当局掌握群众思想动态的主要手段。一些被发现有不同政治见解而又无法给他们罗织罪名的人被送进拘留营强制劳改。”（《真相》第19页，以下引文只注页码）“为了在社会上压制政敌的反抗，在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还制造了多起政治冤案。”
“拉科西主义”在对领导层进行的大清洗中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1948年苏联和南斯拉夫关系破裂，南斯拉夫的铁托等领导人被称作“帝国主义走狗”“民族主义者”和“反苏分子”。这时，斯大林要求东欧各卫星国深挖与南斯拉夫有关联的“国际阴谋案”。拉科西一伙趁机在党内消灭异己、制造对敌斗争紧张气氛，拉伊克就成了东欧各国共产党内被清洗的第一位领导人。
拉伊克·拉斯洛，生于1909年，是希特勒德国占领期间20世纪40年代初起匈牙利地下党领导人之一。1945年匈解放后，拉伊克是匈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曾任内务部部长、外交部部长，在1949年4、5月的国会选举中所获选票名列第四，被许多人视为拉科西最有希望的接班人。
1949年6月19日，拉伊克被作为“人民的敌人”逮捕，同案被捕的还有军队将军、警察上校和党中央高级干部等19人。同年10月15日，拉伊克被以所谓长期隐藏在革命队伍的“美国情报机构的代理人”，“南斯拉夫的间谍和霍尔蒂[匈牙利王国摄政（1920—1947），匈牙利法西斯独裁者]警察局的特务”，“企图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政权”的莫须有罪名被绞死。同案被处死的还有年仅40岁的帕尔菲·捷尔吉中将（匈军队总监、国防部副部长）、46岁的瑟尼·蒂博尔（党中央委员、中央干部部长）、年仅32岁的绍劳伊·安德拉什以及科隆蒂和另外两名上校警官，其他被告被判长期监禁。（第21～22页）拉伊克被处死后不久，当年与拉伊克一起的地下党领导人卡达尔·亚诺什于1951年被捕，在经过严刑逼供以后，被判决无期徒刑，3年后出狱。
“据统计，在1948年后的清洗中，匈牙利共有100人被处决。”直到1953年6月，“各地关押的犯人还有15万之多。全国至少有1.5%的人曾因某种捏造的罪名被抓走，仅前社会民主党党员中就有4000人被关进大牢”。没有遭到清洗的人也不轻松，在那个年代，大部分领导人都被窃听，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连曾同拉科西一起坐过9年牢，又一直在一起工作的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主席基什·卡罗伊，都被拉科西派的司机监视其行动，每天向拉科西汇报。（第27页）
拉伊克被绞杀，开了东欧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按照苏联斯大林的指示在本国领导层实行大清洗的先河，各国一大批党政领导人受到迫害。据不完全统计，东欧国家的大清洗共有3名党的总书记、1名国家主席、若干名副总理、几十名部长和党的高级领导人、约100名将军受害，普通党员、干部中遭到逮捕、监禁、杀害者不计其数。（第26页）
“拉科西主义”在经济上，照搬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1948年提出加快工业化的速度，在5年内改变国家的经济结构，将农业—工业国发展为工业—农业国，进而变为“钢铁的国家”。为此，原定5年总投资280亿福林，1949年春天追加到350亿福林，同年底追加到510亿福林，1950年追加到600亿福林，1951年再追加到850亿福林，其中90%用于发展重工业。结果是，1949年至1952年，生产资料的生产平均每年增长29.1%，消费品生产勉强增长7.5%，因此，只能以限制居民消费来平衡供求关系，对食品和日用品实行凭证供应，商店门前排起长队。与之同时，强行消灭个体经济，20世纪50年代初，合作社农民的收入下降2/3，导致一部分农民不惜抛弃土地流入城市，1953年全国有300万霍尔特耕地荒芜。对农产品实行强制收购，对拖延交售的农民采取“清仓”的办法处理（将家中所有物品全部没收），有的地方则实行“保甲连坐”的方法惩罚。“一五”计划规定居民生活水平提高50%，但到1952年工人和职员的人均实际工资反而比1949年下降20%以上，农民实际收入尚不足1949年的2/3。到1953年，居民的消费总额已由原来占国民收入75%～80%下降到只占58%。（第29～32页）
在思想文化上则严加控制，新闻媒体的传播都经过严格审查，群众只能接受经过歪曲的理论和宣传，不断重复的官方口号，不能有任何的独立思考。
“拉科西主义”在各方面的倒行逆施损害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社会危机不断积累。
*纳吉主政匈牙利的改革*
1953年3月斯大林死后不久，由于包括匈牙利在内的整个东欧各国的政局不稳，苏联领导人急于稳定内外局面，于6月12日将拉科西等匈党领导人召集到莫斯科，在两党领导人会见时，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等先后发言，严厉指责拉科西。苏联领导人认为几年来拉科西政权使匈牙利陷入社会危机：经济濒于崩溃，城乡居民怨声载道。如果不彻底改变局面，匈人民随时可能揭竿而起。贝利亚在发言中说：“在一个只有950万人口的匈牙利竟有150万人被起诉，这难道可以容忍吗？”他指责拉科西亲自干预国家保安工作，过问案件的侦破，甚至指示审讯时用人体暴力，使一些无辜者被判决。赫鲁晓夫指着拉科西说：“您极大地损害了你们的人民！您罪行累累，长此以往，人们将用草杈把您赶出这个国家。”据此，苏联领导人提出拉科西应辞去总理职务，建议由纳吉出任总理。
1896年出生的纳吉·伊姆雷，1918年在俄国参加布尔什维克党，1921年秘密回国，1930年流亡到苏联，1944年11月4日，随苏联红军先头部队回国，当年12月匈牙利临时政府成立，纳吉任农业部部长。1948年因反对加速农业合作化与拉科西发生分歧，纳吉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遭贬。1953年7月3日，纳吉就任总理，在国会发表施政纲领（因其内容经6月匈中央全会通过决议，故被称为“六月政策”）。主要内容是：
第一，调整经济发展计划。减少重工业投资和放慢工业的发展速度，将节约下来的资金用于发展消费品生产、住房建设和加强农业。第二，采取一系列措施发展农业。停止强制农民入社，甚至准许农民退社，以低租金出租荒芜土地，取消对农产品流通的限制，设法减轻农民交售的负担。第三，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降低物价、提高工资、节省公务开支以改善居民的物质生活。第四，限制强力部门的权力，消除社会恐怖，恢复社会主义法制。从1953年7月开始审理冤假错案，释放了大批被关押的无辜者；解散了拘留营，停止流放，取消强制搬迁，免除居民被课以交纳的总计为4亿福林的罚金。第五，改造政权机构。其核心是废止党的专权，使政府机构从党的机构控制下解脱出来，并在一党制的范围内建立一种比较民主的多元执政形式。
以上被称为“新阶段”政策的实行，很快使整个国家的生活开始活跃了起来。1954年与1950年相比，居民消费增加了20%。在城市里，可以看到街上的店铺越来越多，早已歇业的手艺人又领到营业执照，私人照相馆、理发店、服装店、美容院重新开张；熟人之间相互交谈不必再吞吞吐吐，真实的思想也敢向别人吐露了。匈牙利知识界也在发生急剧变化，党员知识分子日益活跃，党报自由人民报报社党组织召开大会，讨论新形势下党报的任务。
*拉科西的复辟与人民的觉醒*
纳吉推行的改革政策，遭到拉科西集团的顽强抵抗，并频频向苏联领导人告状，指责纳吉政府正走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苏联驻匈大使安德罗波夫也向苏领导人提供大量因改革出现某些负面的问题和情况。
就在1953年7月3日纳吉在国会发表施政纲领后的第六天，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内务部部长贝利亚倒台。此后，赫鲁晓夫为夺取权力，又以马林柯夫在斯大林死后反对过去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逼马林科夫辞去部长会议主席。而马林柯夫又是纳吉改革政策最主要的支持者，纳吉的改革措施引发出的问题，则被视为马林柯夫的主张在匈牙利实践的失败，于是，赫鲁晓夫反过来支持拉科西在匈牙利复辟。
1955年1月8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在莫斯科再次召见匈牙利领导人，会谈结束签署的文件指出：“应该反对任何贬低党在1953年6月前的活动和取得的巨大成就。应该强调1953年6月以前的政策实质上是正确的。”这就意味着“拉科西主义”重新得到了肯定。1955年2月8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柯夫下台。3月2日至4日，拉科西主持召开匈中央全会，指控纳吉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4月14日，匈党中央全会决议将纳吉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4月18日，纳吉被免去政府总理职务；12月3日，以纳吉拒绝检讨错误为由，匈党中央宣布开除纳吉的党籍，并把支持纳吉政策的人们定为“反党集团”。（第56～57页）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会议上做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揭露了斯大林滥用权力，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以及在农业和民族政策上的种种错误及罪行。匈牙利在此前一直是“全盘苏化”和迫害无辜共产党人在东欧的领头羊，但在苏联国内掀起反对“左倾极端主义”“斯大林主义影响”；波兰等东欧各国也在报刊上公开批评党和国家领导人错误的同时，拉科西则仍在批判“右倾”是主要敌人，并把过去破坏法制的责任诿过于人，这不能不激起广大党员和人民的不满。
代表人民呼声的裴多菲俱乐部先后举办的一系列大型研讨会，揭露了拉科西“独裁制度”的暴行，指责拉科西一伙片面发展重工业造成许多恶果，要求对社会主义进行认真的改革。裴多菲俱乐部讨论会产生的影响，迅速产生了连锁反应，首都以外的各大城市纷纷效法建立了类似的论坛，这些俱乐部的活动促进了人民的快速觉醒，反对“拉科西主义”的活动虽然还没有走向街头，但已扩展到党外。
*人民对苏联的控制和拉科西暴政的抗争*
1956年6月28日，波兰发生了波兹南事件。匈牙利的国内形势，也使拉科西“感到自己像坐在一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上”。这时，拉科西拟定了一份逮捕400名党内外反对派人员的名单，包括纳吉和刚被释放不久的卡达尔、拉伊克夫人等，此事被布达佩斯市委书记通过自己的渠道向莫斯科报了信，使拉科西未能得逞。米高扬随即奉赫鲁晓夫之命赶到布达佩斯，7月18日至21日匈党召开中央全会，根据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意见，决定出于“健康原因”及其在“个人崇拜和社会主义法制方面所犯的错误”，解除拉科西党的第一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的职务；选举格罗·埃尔诺接任党的第一书记。9月，政治局批准为“拉伊克叛国案”平反和重新安葬拉伊克等4位受害者，葬礼于10月6日举行，隆重的葬礼使这个正在走向失控的国家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就在这时，波兰发生了“十月事件”，赫鲁晓夫不得不与波兰共产党妥协，接受由哥穆尔卡任波兰党的第一书记。作者评论说：“波兰党在十月事件中顶住苏联的压力，维护了自己独立自主的权利，并把被苏联视作‘民族主义分子’的哥穆尔卡推上了第一书记的宝座。波兰人取得胜利的消息很快传到匈牙利，对匈牙利人是极大的鼓舞。他们希望自己的国家也实行革新路线，恢复被中断的1953年的‘六月政策’，并让作为本国‘哥穆尔卡’的纳吉重新领导这个国家。于是，一次以示威游行声援波兰人民的行动点燃了匈牙利早已堆满的干柴。”（第84页）
10月22日，匈牙利大专院校学生联合会开会提出了16点政治要求，核心是实行民主政治；进行经济改革；实现民族独立。上述要求，全面地表达了匈牙利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愿望，迅速传遍各地。10月23日上午，匈劳动人民党中央机关报《自由人民报》编辑部工作人员举行会议，决定派代表团去党中央，警告格罗一伙尽快采取缓和局势的措施，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格罗等人在接见《自由人民报》代表团时，“态度冷漠、高傲”。“他指责来访者丧失理智，低估了无产阶级政权的力量。”他说，“党和政府有办法对付制造混乱者，游行将被坚决禁止。”代表团中有人问如果青年们不顾禁令坚决游行怎么办？格罗毫不犹豫地回答：“那就开枪。”（第90页）
下午3时，青年们开始举行示威活动，他们喊出了“以波兰为榜样，走匈牙利道路！”“波匈友好！”“自由！”“独立！”等口号；后来升级为“推倒斯大林像！”“苏联军队滚回去！”“纳吉·伊姆雷进政府，拉科西进多瑙河！”等等。（第93页）到晚间，游行群众奔向国会大厦，最多时达20万～30万之众。
晚8时，电台播放格罗的讲话，他声称：“人民公敌今天的主要目的是要埋葬工人阶级的政权，松懈我党和光荣的苏联党之间的关系。我们谴责那些滥用国家给予工人阶级的民主权利来制造民族主义示威的人们……”（第99页）格罗的这番讲话，无疑成了引爆群众激烈情绪的导火索。为阻止群众的行动，守卫广播电台的保安部队在楼外使用了催泪弹和防火水龙头，士兵们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呼喊着向群众逼进。晚上9时，广播电台响起枪声。从此，枪声不止，布达佩斯群众由和平示威转为武装起义。最初，年轻的学生从不愿与他们作战的士兵和警察手里得到武器，不久，切佩尔和新佩斯两个兵工厂的工人们用卡车从兵工厂仓库和各大工厂的民兵武器库运来了大批步枪、机枪和子弹，起义的学生、工人如虎添翼。（第101页）
此后，当局又把群众的行为定性为“法西斯分子和反动分子发动了武装进攻”；24日凌晨，苏联军队对布达佩斯进行军事干涉，对已经十分紧张的匈牙利局势更是火上加油。匈牙利军队的大多数官兵起初虽然对示威者和起义者抱有同情，但是很少有人直接参加战斗。苏联的军事干涉变成了催化剂，使那些本来举棋不定的军人仓促做出坚定的选择，开始有整营的军人集体投向起义者。特别是军事学院的大部分学员都同起义者站在一起，兹里尼军事学院的全体学生在院长马尔通·安德拉什上校的率领下集体倒戈。（第117页）
10月23日晚9时左右，广播电台响起枪声，受惊的群众愤怒高喊：“保安局是刽子手！”“杀死保安部队！”这时，驻扎在国家博物馆院内和邻近广场的保安部队朝着附近街道扫射，企图阻止更多的群众拥向广播电台。保安部队向学生开枪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城，更使群众对国家保安局人员憎恨到极点。（第99～100页）
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少数害群之马的无政府主义行为往往造成极大危害，这在共和国广场的屠杀事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10月30日，狂热、冒险的极端分子惨无人道地杀害了25名军官、守卫战士和市委工作人员。而这恰恰为苏联进行武装干涉提供了借口，成为人们定性“反革命事件”的重要事证。
面对匈牙利危机，苏联对要不要采取军事干涉曾举棋不定。中共中央明确向苏共表示，苏共中央如果抛弃社会主义的匈牙利，将成为历史的罪人。（第210页）11月4日，苏联军队开始向布达佩斯发起进攻，暂时平息了动乱，却埋下了更深的危机。
由上可见，1956年匈牙利事件爆发的根本原因是匈苏矛盾长期积累，和苏联在东欧推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播下社会危机的种子。正如作者所言，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领导人在开始进行“非斯大林化”的同时，也要求东欧国家跟上苏联政治变革的步伐，清除斯大林的影响。然而，一旦东欧国家觉醒了，真的开始“解冻”，相继发生了东柏林事件、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等，他们又被吓坏了，担心“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被破坏、“苏联在德国的利益”受损害等等。于是克里姆林宫的这些好龙的叶公们又自相矛盾、自我否定，进行武装镇压，在匈牙利制造了一场人间悲剧。历史表明，这正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在东欧彻底倒台的前奏。
2015年第1期《炎黄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