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星期的反水货客示威，我本来已经没有太多新的观点可以分享。说到底，假如不是北京将中国大陆的市场围封起来，香港是犯不着要承受如此重担。
有人说，香港人已经被迫上绝路，无路可走。这种围城心态，其实早在2012年的立法会选举，可以见到端倪；话说当年，我已经见到不少参选人的口号，都以“捍卫”和“守护”作为动词。当然，由2012年至今，香港发生了许多事，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香港人的政治习惯。
我见到其中一个最大的转变，就是在过去两年，多了一批示威者，以冲击来达到目的。他们说，过去那一套和平理性非暴力已经不管用，现在就是要以冲来凸显政府的无能和不济。当一个社会出现这种现象，所谓的中港矛盾，我认为只是表面的问题；就算没有中港矛盾，没有自由行和水货客，我深信同一班人也会找到别的议题去发挥。
其实香港一直以来都有街头抗争；五、六十年代，在香港的国民党和共产党，斗得火热，最终极一次，发生在六七暴动。之后的七十年代，只剩下国粹派民族主义者偶尔在街头抗争，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保钓和捉葛柏事件。
踏入八十年代，忽然间好像所有街头抗争都消声匿迹。有人的直觉是香港经济好，人人都只记得要赚钱，有人甚至形容香港人是政治冷感。可是，八九六四，一样有成千上万的人冒著狂风暴雨上街；足见香港人不是不关心未来，只是在这个特定的时空，香港人的政治习惯有所不同。
英国由十七世纪开始管治殖民，到了香港这最后一章，有三百多年经验。英国人试过失去殖民地，更因为殖民地叛乱，打过了许多场战争。不过到了十九世纪后，英国人基本上已经学会了一个最大的教训，就是让殖民地拥有自治权力，才是长治久安的方法。事实上，在英殖年代，伦敦虽然会过问香港的事，但最终都是由地方政府处理政治的问题。
尤其是七十年代之后，香港渐渐建起代议政制，最先是市政局，到后来的区议会和立法局；曾几何时，香港人对政府有任何不满，就会找这些代议士申诉，不用自己上街，不用冲击。虽然到了八、九十年代，有人说末代港英政府是跛脚鸭政府，但事实上代议政制令殖民政府更有认受性，管治更稳定。
回归后，香港的民意代表的人数多了，人人都自称说是人民代表，可是人民却觉得政客不代表自己。我认为最主要原因之一，是特区政府和北京，在有意无意之间，都在将立法机关的地位贬低；市民说“甚么人不代表我”，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谁与谁没有能力代表我”。
代议政制被阉割，并没有造就行政主导。相反，行政机关因为失去了一个真正有政治功能的代议政制，变得一筹莫展。香港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不可能没有政治，唯一可行的管治，就是让政治问题在政治场所解决，否则，人民就会将事情带上街头，以冲击去达到目的。
